《现代化的陷阱》

第八章 人口、就业与犯罪

作者:经济类

有些研究者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财产型犯罪加速增长,是犯罪者反社会态度的一种表现。这种看法是对犯罪者素质的“高看”。

所谓“严打”对于中国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来说,根本不是治本之策,因为不断有新增的流民阶层加入这支队伍。

有部分人居然还在设想通过“红卫兵运动”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我不敢设想有那样的事情出现,但我肯定那样做的结果,只是使中国陷入无边的苦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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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诸种因素中,有许多因素在短期内人们也许看不到它们潜在的危险,但它们却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长期的制约作用,如人口问题。本章专门分析人口、就业与犯罪的关系。

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农村城市化

中国除了城乡经济差距过大的“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因现有城市扩张能力和基础设施承栽能力有限等客观因素,被迫维持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中国的农村城市化道路,因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因而产生了种种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特点。

庞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与狭窄的就业渠道

我国和所有不发达国家一样,存在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在劳动力市场上,又缺乏熟练劳动力。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结果是大量的失业——公开的、隐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

中国人口在1995年2月15日就己达到12亿(不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也不包括那些在户籍上没登记的人口)之多,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我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人均耕地已降到预计下世纪中叶才达到的l2亩,已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而更危急的是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增长惯性,将一直延续到下一世纪中叶。据人口专家们测算,假如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总人口高峰可以控制在15亿。而如果按目前这种趋势发展,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7~18亿,这个数字,无论如何都使人感到不安。因为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公布的资料,中国的整个自然环境最多能容纳15~16亿人口,许多短缺性资源能容纳的人口低于10亿。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规模在下一世纪的中叶将达到环境的最大容量值。据粗略统计,中国每年财政收入的1/3要用于新增人口和安排就业及退休人员。中国现时的经济问题、就业、新生贫困人口、社会治安等一些社会难题,无一不和人口过多有关。

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据测算,“九五”期间,中国劳动力资源将持续增加,国民经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将难以满足需要。如不采取措施,到2000年,城乡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将达到1.53亿人,超过80年代以来历次就业高峰水平。50年代中国通过“低工资,高就业”那种“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方式在现在的中国已丧失了存在基础,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和非国有化企业拒绝这种非效益的用人机制。

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必将成为中国最为严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

“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的农村城市化

在分析我国城乡关系、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惜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所谓“二元经济模型”有三个特征: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获得发展;二、在提供同等数量与同等质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有趣的是,据这位经济学家声明,为了避免感情上的痛苦,他不用“劳动力过剩”这一个词来表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事实,而用“在现行工资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无限的”这一颇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述同样的事实。

凡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都必须借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状况。在近年来中国所有关于改革的论著中,都可以感受到这位经济学家对中国理论界的深刻影响。

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不但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把10多亿中国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别,维持这种结构的是有关社会福利的13种制度(近两年来有些制度如粮油供应制度等已废除)。考察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就会发现其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而产生的种种特点。

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可以说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在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国政府第一次用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二、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这三个中共中央文件,是推动中国城市化的三个里程碑。经历过15年的曲折发展,一大批繁华的小城镇崛起,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小城镇的发展特别迅速。

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文件中用的“允许”一词,多少表明了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被动特点。中共中央制定这三个文件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城乡经济差距大,现有城市就业扩张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有限等客观因素。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至今还保持着典型的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

城市化滞后引起的问题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为78%,最高的达92%,中等收入国家为60%。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人做了一个估计,认为已达30%。尽管这一估计过高,但仍然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与印度、印尼等国相近。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即使就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来说,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结构极不协调:

一是城市规模过大,大城市过多,中小城市发展不够。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在10万以上人口城市中的比重为43%。而日本、美国等国在城市化处于30%的水平时,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占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比重仅为33%;中国10万~30万人口的小城市在10万以上总人口中的城市比重为27%,而英国、法国都在60%以上。这一特点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趋势与世界上的一般趋势正好相反。

二是地域分布很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城市发展严重滞后。

三是城市产业结构失衡。主要集中在工业,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交通运输业和市政基础设施发展不够。

城市化滞后是中国非典型化的工业化发展的一个严重缺陷,它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

首先,城市化滞后使二元经济矛盾不断拉大。改革以前,中国重工业超前发展和城乡隔绝制度下的城市化进程,造就了十分悬殊的二元经济结构。

1985年以来,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缓慢,使二元经济矛盾又进一步拉大。特别是近几年,由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比重不断下降的农业上,导致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农民与非农民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对29个省、市、启治区6.7万户农户的抽样调查,1994年前三个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人为838.4元,增长33.696;而城市职工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38%(据说有瞒报的可能),高出5个百分点。另外,1994年北京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4731.2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2422.1元,收入之比为1.95:1,比上年的1.78:1有所扩大,两者的差距由上年的1441元增至2309元。这表明,城乡二元经济矛盾不断拉大。

城市化滞后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农业劳动力就地分散转移,既不稳定也不经济。我国农民一直存在从农业部门向比较利益较高的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强烈冲动,然而由于城乡隔绝体制的限制,基本上是离土不离乡,实行就地转移,半径不大。农民既不将非农产业看作自己的长期生存保障,脆弱的非农业也不给农民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农村工业被迫就地发展,形成了十分分散的格局,致使“聚集效应”十分低下。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中国的乡镇工业长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层次上,难以进入现代化工业层次。到后来,这一问题是造成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减缓,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城市化滞后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要依托于人口、工业相对密集的区域,这样才能发挥其服务功徙的规模效益。由于城市化滞后使人口和工业分布过度分散,严重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大大延缓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从而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都大大偏离反映世界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标准结构,由此把中国的大多数人口排斥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外。

农村劳动力大转移——民工潮

本节对延续10多年的民工潮进行了历史回顾,特别指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下,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难题:如何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目前中国4.2亿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1.6亿剩余劳动力,预计90年代中后期乡村劳动力年平均增长2.07%,而乡镇企业自改革以来,平均每年吸纳570万人,即便是在最高的1994年,乡镇企业也还只能吸纳农村全部剩余劳动力的26.6%。在此情况下,这些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到城市中寻求出路,这就是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原动力。各种传媒将此现象称之为“民工潮”。

“民工潮”的涌现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必然产物。简言之,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民工潮”的社会效应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社会各界讨论得很多,基本上都承认有正负两方面效应。

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分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所谓“出去一个,脱贫一窝”的说法就是据此而来。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如人口数量为全国之冠的四川省,每年多达600万的出省打工人员为四川赚回了140多亿元的劳务收入,成为该省振兴本地经济的一大资本来源。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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