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陷阱》

公平和正义

作者:经济类

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

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大约是7:3,即每流失1万元国有资产,其中有70%的资产要作为掩盖这种流失的“成本”。那30%也还不一定能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资本。

至于那些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这90年代的“四大件”的暴发户,在我眼中,也只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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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转轨期政治经济学问题及种种不良事后反应的条陈缕析,应该承认,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实践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必须尽快予以矫正。

“效率优先”经济增长战略的缺陷

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的经济增长战略,其伦理支持是这样一个观点:生产先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要想发展经济,必须牺牲社会公正。这一战略在我国的实践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不良政治反应,以破坏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达到互利目的的社会性腐败必将使改革夭折。因此我国现在一定要放弃那种以效率优先为目标、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重新选择具有社会内容的发展战略。

正如前面讲述过的那样,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战略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是效率优先,这种观点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就是对gnp的努力追求,对高速度的强烈攀比。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大规模地增加投资,而大规模投资,叉要求有较高的资本形成和储蓄率。这方面的理论代表是“哈罗德-杜马模型”。这一理论模型的伦理支持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曾流行一时的看法:生产先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尚不足以从社会公正方面思考并付出平等改革的代价。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

这种思路在我国改革初期被演绎成这样: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腐败也有利于消解旧体制,gnp的高速增长就是一切,为此甚至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代价。只要把蛋糕做大了,经济增长的效益就会通过“涓滴效应”自动流入社会下层,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就会自动改善。这种观点在政治学上的反映,就变成了“实力论”。“实力论”者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就应只以军力、国力、gnp等作为发展的指标和尺度。总之,效率优先的增长模式和实力论者的共同特点就是将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丢在一边不予考虑。

这种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战略,在本世纪50~60年代曾在刚赢得民族独立,希冀迅速摆脱贫困的后发展国家中风靡一时。联合国也与此相配合,于60年代初制定了第一个10年(1960~1970年)国际发展战略,强调把经济增长、gnp和工业发展速度作为最主要的发展目标和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并具体提出发展中国家gnp年均递增5%的数量指标。

在收入分配领域,发达国家在19~20世纪上半叶确实曾经历了为效率而容忍一二代人的不公平分配,甚至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付出了惨痛代价,如丧失尊严、品质恶化、金钱压迫、不安全感、社会动乱等等。但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在前,人民的福利意识普遍增强,大家认为,贫富差距过大远比普遍贫困更难忍受。今天广大贫困国家的人民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平等是一个应该在实践中付诸实施的政策目标。也正因如此,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实.施结果令人失望,因推行这一战略而陷入困境的典型就是拉丁美洲以及南亚诸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以高通胀、高失业率、高度腐败、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和累累外债为代价,虽然换得了gnp的高速增长,但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如贫穷、人口激增、资源短缺、分配恶化、政局不稳等却使这些国家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南亚的巴基斯但到了1958年,由于大规模的腐败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而导致了“民变”。这些国家共同的特征是:民众只是政治的对象而不是政治的主体,政府亦不能有效地通过法律和民主手段来进行利益整合,官僚、商人、内

阁部长等组成了一个个剥削民众的联盟,这些带垄断性的恶性分利集团,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影响政策制定,操纵舆论,向政府寻租,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好处广大民众没有享受到,相反却流向富裕阶层,种种社会病反过来又严重阻滞了社会发展。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因此也就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战略,到了60年代后期受到了严重挑战。

这一战略在我国实践的结果一方面是本书提到的种种社会不良反应,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如果将这种仅仅在经济领域内推进的改革历程梳理一下,对自1978年开始的这场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表现,可以做出如下概括:

经济发展仍未摆脱“膨胀-紧缩-萧条-再膨胀-再紧缩-再萧条”这种一热一冷反复交替的不良循环。

政府的改革思路仍然未跳出“只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救中国”的框框。这种思路注定企业改革只能沿着放权让利的路子走下去。而10多年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放权让利救不活国营企业。由于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国有企业的改革因此也就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一个相当危险的瓶颈口。

在调校“需求过热”病症之后,中国现在正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痛苦。从实际情况分析,贫富差距过大,民众整体购买力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根源。承认这一现实,就会发现目前通过刺激消费来启动市场的政策目标有可能无法达成。

如何看待上述问题,是一个亟待厘清的理论问题。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认识的人,都不会认为上述问题是改革带来的。正如本书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上述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体制根源,只不过是在改革进程中集中暴露而已,是改革还不够深入全面的具体表现。要想解决这些矛盾,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和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如因为改革进程暴露了种种问题而否定改革,无异于因噎废食,这种“倒洗澡水时连浴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的做法,必将使我们再度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但是对改革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尤其是腐败对改革侵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那种权钱交易、以破坏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达到互利目的的社会性腐败必将使改革夭折。基于此,我们需要对前十几年的改革进行真。正的反思。首先一定要放弃那种没有发展、以效率优先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战略,重新选择具有社会内容的发展战略。对改革的认同不应只认同“名”,还要注意其实质内容。

我们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为克服传统经济增长战略的缺陷,发达国家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现,认为发展应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具体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应该成为我国下一阶段的政策选择。

强调“效率优先”、只注重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由于自身的缺陷而受到了挑战,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战略性调整,相继为发展战略引进了“公平”这一社会因素。1963年,美国人率先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的gnp为中心的“发展=经济”的经济学发展观。也就在此时,罗马俱乐部为批判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谴责技术对环境的破坏。虽然罗马俱乐部是从技术性角度以人口、工业化资金。粮食、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污染5大方面预言经济增长已达到极限,但实质上的深刻含义却是宣告传统经济增长战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束,为人类认识未来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

在未来学提出“增长极限论”不久,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toes)提出了生存经济学。这一观点和罗马俱乐部报告有相似之处,他们强调健康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将自己这一派的论点称之为“持续发展观”。其要点是重视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重视改革社会关系,改革权力结构,提倡社会公正,提倡人民参与。在持续发展观里,实际上已隐含把个人的充分发展当作追求的目标。有人将这一理论观点简单概括为:“发展=经济+社会”。但到了80年代,各国学者继续就发展观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综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法国学者撰写的《新发展观》为代表,对持续发展观既有继承又有突破,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新主题。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具体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

到了90年代,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多,但是各国的社会紧张程度却在增加。全世界有1/5以上的国家近年来经历过民族冲突,自从1990年以来,全世界发生80多起战争和武装冲突,政变此起彼伏。在财富增加的同时,穷人越来越多,失业队伍日益庞大,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和平与发展因此也就成了全球关心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提出了“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将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发展=社会+人”。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阐发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

1、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2、社会发展与其所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3、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应当列入当前和跨人第21世纪的最优先事项。

上述观点是对综合发展观和持续发展观的继承和突破。作为国际大家族成员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在1994年已经提出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表明我们已把握社会发展本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落实这一点。

要落实这一点,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公平与效率”这一直古常新的话题上来。

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主要在于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不少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被人评为“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前科学预测,也不是对社会经济现象事后的实际分析”,成为一门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屠龙术”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人类关怀精神,在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中“见物不见人”,只注重编制数学模型,陷入了数学观点的方法论陷阱。中国经济学家要努力的,就是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恢复经济学的本来意义: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范畴。

公平与效率,在经济学、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它能否为地球村的全体居民在现实中寻求到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可以说,本世纪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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