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陷阱》

导论: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作者:经济类

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冀绕开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

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

正文

两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理想一直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批判者而存在,计划经济体制就是这一理想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实践。从本世纪70年代起,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先后踏上了改革之途,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就决定了改革的起始点相异,终极目标有别,取得的成效也大不一样。

计划经济体制最明显的缺陷是在对资源巨大浪费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物资匾乏,凡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度都曾为这一问题深深苦恼。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只有中国才成功地通过改革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在短短10多年间,从一个物资匮乏的社会迅速成为一个相对丰裕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那种购买任何生活必需品要凭票证的日子已成了似乎非常遥远的回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无疑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深为之骄傲。

回首18年经济改革,走过的道路崎岖曲折,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教训也相当痛苦深刻。行将进入改革向纵深拓展的关键时刻,有必要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的目的是促进改革向纵深拓展,而不是否定改革。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本书是作者从中国18年改革的经验性体验出发,在占有大量实证材料(包括作者本人搜集而得的许多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著作。它所分析的对象,不是整个改革的全部过程,而只是在权力介人市场前分配的情况下,对中国财富流向及资源分配起作用的“灰色分配”以及社会对“灰色分配”的不良反应,同时剖析了一些对中国未来发展必然起制约作用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探讨并厘清,有可能成为阻碍改革深化的极大障碍。它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本书在写作上没有采用一般读者难以读懂的纯学术语言,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毫无困难地阅读这本书并理解作者所要提出的问题。

纵观世界历史,改革无非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法律或政府命令强制性地修改旧制度,实行制度创新;二是通过部分人自发地追求个人利益,导致旧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在我国来说,这些年的改革是两种方式的结合。政府用第一种方式发动并推进了改革,促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而与此同时少部分人利用权力开始了自发私有化进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世所瞩目,但在10多年转轨过程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却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有关转轨问题的分析家们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于改革的影响。和前苏联东欧相反,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路子。当时的设想是,走这样一条路子,可以避开矛盾并容易为社会各界所接受。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而由于当时一些特定的历史因素所要回避的一些社会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时候却深深困扰着中国思想界人士。避开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地带即政治经济学,去建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实际上使很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得不到正确梳理,经济学也因此被许多人文学者斥之为“没有良心”。

所谓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研究中国社会转轨期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的全部因素,它要揭示的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和物之间关系变化的实质,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如何清理计划体制留下的遗产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遗产很多,从资源的管理配置到财富的生产、分配,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对今天影响最大的遗产主要有下列几项:

第一项遗产即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称之为“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它和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在于一点: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功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承担:而我国由于种种无法规避的历史原因,在目前这种“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功能却是由政府部门在承担。在转轨期,变形的权力之手介人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所谓分配不公,其实不是体现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的不公,而主要是资源分配和占有(即市场前权力分配)的不公。目前这种财富占有格局的不公,归根结底,不是由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而是由于资源的分配、占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

第二项遗产即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避开国有资产这一辆旧车,另外造了一辆新车,即发展了私有、民营、中外合资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形成了现在的综合经济体制,而庞大的国有资产却处于不断流失当中。

前18年的改革成本主要是中央政府承担,先吃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本,后借外债内债。可以说,在80年代及90年代最初一两年,全体中国人在吃计划经济老本时,或多或少都得到利益,但问题是转轨期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国有资产管理方式有严重缺陷,这就使得掌握庞大社会资源的政府及国有资产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故此我国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因没有有效地阻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少数权力的不法使用者却利用权力系统的机制缺陷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这条道路和东欧国家的“奉送私有化”的寻租方式有所不同,但结果却相差不大:财富最终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

第三项遗产是没有失业之虞的高度工作保障,这是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与企业生产要素重组的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以往那种行政性的计划分配就业制度造成了国有单位严重的过度就业,国家现在每年用于2000余万企业富余人员的支出约需2000亿元人民币。由于其它所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所以裁汰冗员的问题现在已成为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许多人都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视作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但其实深究下来,就会发现这一希望之脆弱:“现炒现卖”的社会保险体制究竟能否在全国范围内为国有企业解除负担,实在让人不敢乐观。

第四项重要遗产,即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则被破坏得相当彻底。由于严重变质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在短短1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已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官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处理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并不像当初一些人设想的那样:如果总体平均收入水平能相应有所提高,则收入档次拉开不会造成社会问题。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因为它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这种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已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上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因为一个人靠勤劳致富,另一个人靠投机、贪污受贿发财,就其金钱来源进行道德评判当然是两回事,但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这两者是一样的,金钱并不因为它的不同来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这在经济学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是: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而是会仿效那些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者。我国今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这种改变既要依靠制度,也还要依靠人们的社会良知。

此外还有一些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怎样才能释放国民经济中不利于就业的因素,有关就业与犯罪的关系向题等等,可以说政府今后若干年内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考虑就业含义,否则任何“严打”活动都难以奏效。在1996年7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总书记江泽民已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但无论是人口问题还是环境问题,都不是单纯的通过中央政府行为就可以取得成效的。

改革之初,一项小小的放权让利都会获得成倍效益,而现在人们却面对着改革边际效益日益收缩的现实。更兼自发私有化造成的问题日益尖锐,而政府对这一事实采取的享后政治约束显得缺乏力度。这种情况让公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在某种程度上落空,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改革的基本态度。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倒还不是每一改革措施出台之前的政治约束,而是事后的不良反应。中国目前的改革,恐怕不能在清算一种偶像的时候,又用另一种偶像来误导社会。我国的现状表明,就在我们抛弃“计划偶像”的时候,又引进了“市场偶像”,但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完全不一样,“市场失灵”的现象相当严重。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二是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建立中国转轨时期伪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一点:中国目前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而这种“过渡”恰恰是在对掌握国有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权者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进行的。脱离这一点来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将使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屠龙术”。

寻找经济决策的政治基础

对于从事当前国情研究的分析家来说,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大概要算是区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既有关系又有区别的两大“科学”之间那种微妙和难以把握的差别。其实要弄清这两大科学的差别,只要仔细读读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的《公共选择论》、《自由、市场和国家》就可明白二者的区别到底何在。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中,始终存在两种分歧极大的观点:一种观点深信政府可以纠正市场缺陷,这一观点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已因国家债矢失控,各种政府调节手段最终使经济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始终对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疑。美国经济学蒙詹姆斯·m·布坎南和其他几位开拓者,以他们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革新了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的工具。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布坎南指出,在作为“预测科学的经济学和旨在设计合适的法律和宪法限制而塑造相互作用的模式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中,只有把私人看作是无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者,市场的法律构架——法律和宪法才能设计出来”。针对此,布坎南指出经济学的“经济人”与政治学的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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