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陷阱》

第四章 中国当代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分析

作者:经济类

这些年来,中国总是在腐败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众愤怒也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场“反腐败运动”。

德国的哥汀根大学在一项评估报告中列举了全世界41个国家的清廉度,中国大陆被排名于第40位。

如何遏制腐败,防止进一步“软政权化”,阻止分利集团与政治结盟,在中国目前其实已经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已经泥足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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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活动的社会根源

关系网——寻租活动的神经网络历史上的“贪渎文化”与今日寻租活动的文化继承关系

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

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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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集中讨论当代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开展的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及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毫无疑问,这18年改革当中,拥有庞大国有经济的政府及各种由政府掌握的资源,一再成为各利益群体寻租的猎物;而政府部门中的不法分子则将企业以及其权力所辖范围视之为其“索贡”的对象。在对历时18年的经济改革作出评价时,最让国民在道德情感上不能接受的社会变化之一就是腐败行为的泛滥。在前10多年,还有人认为腐败只是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特产”,因为在这一地区,几百万元乃至数千万元的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中国第一贪”的“桂冠”在几年之间已数易其主:首先由中信实业银行行长高森祥夺得;未几又落到深圳某公司广州分公司经理曾利华头上;不到半年又冒出了一个贪污1300万元的巨贪一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这一纪录旋即又披深圳市建设银行职工梁健云以两千万之巨加以刷新。但是无锡邓斌j匕京王宝森与陈希同一案,以及贵州阎健宏案又使中国人认识到:一向被视为首善之地的京都和以贫穷著称的贵州,贪污腐败之风也未遑多让。而这些已曝光的还仅仅只是贪官污吏中的一部分,事实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所一再指出的那样:卷进经济犯罪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断增多,其中还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赃在法、徇私舞弊等犯罪问题严重;犯罪数额越来越大;携巨款潜逃情况突出;内外勾结、共同作案和跨地区、跨国犯罪的情况突出。这种大面积的腐败行为已使改革的声誉大大受损,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危及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

寻租活动的社会根源

转型期的中国尚处于模拟市场经济阶段,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目前还不具备。由于政府在配置资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使得政府成了各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当前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这种腐败行为,中国学术界原来称之为“权力经济”,或日“权钱交易”;政府的法律用语则统称为“经济犯罪”。在国际经济学界,自安·o·克鲁格在70年代创立“寻租”理论以来,有关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现象,统统被纳入这一范畴加以讨论。最近一两年以来,有关寻租的讨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已成为一个最富刺激性和最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只是这种较分散的“讨论和中国目前的大面积腐败比较起来,就显得力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按照通常的说法,寻租行为就是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寻租主要是通过政府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来实现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寻租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有资产,寻租的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得到占有“租金”(即“超经济暴利”)的特权,所以寻租活动往往伴随着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这种寻租活动只耗费资源而不创造社会财富,或者说它只是一种为单个企业创造利润而不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寻租活动的泛滥,为任何进步的法律制度所不能容忍。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中国当前寻租活动的性质,即这种寻租行为是属于“事前寻租”还是“事后寻租”。“事前的寻租活动”是指各种利益集团付出努力和资源来影响各种政策的出台;“事后的寻租活动”是指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各种政策空隙寻找租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策山台这种事前的了租活动同前还很少;更多地是利用各种政策缝隙来寻找租金。只不过由于中国转轨时期的体制漏洞非常之多,所以寻租活动的伸展天地相当广阔。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体制上来说就是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只能说我国尚处于模拟市场经济阶段,因为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基本要素——由市场配置资源,目前在我国还不完全具备。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中,远不止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对目前这种财富分配格局起决定作用的几次大的资源配置当中,如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以及后来的房地产热中,都是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代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职能,进行资源配置,从而造成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功能严重紊乱;攸部分人得以利用手中权力,在这几次改革中进行着肆无忌惮、人规模的寻租活动。

从这几年中国各地不断公布的案例来看,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这种以权力型经济犯罪为主的寻租活动的肆虐,严重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使社会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并引起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恶性畸变。

关系网——寻租活动的神经网络

中国现阶段,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规范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在承担着现阶段的资源配置功能。寻租活动的展开,主要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由子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影响其流向,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资源,并进而威为寻租者逃脱法律制裁的依仗和凭籍。

近10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以非常速度积累大量财富的富豪。但仔细推究起来,就会发现一个特点:这些富豪当中的相当部分,都是通过非市场手段致富。且不去讲那些有资格直接参与资源分配的掌权者,侵吞国有资产致富的企业“内部人”,以及在价格双轨制下、股份制改造活动中和房地产热中富起来的一批人,仅仅以那些从表面上看来和权力似乎毫无关系、在改革中获得异乎寻常发展的民营企业为例来加以研究,就可以明白非市场手段在现阶段的重要性。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似乎都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得发展,但只要仔细深究内幕,就会在其中发现寻租活动的种种痕迹。这些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的壮大,固然有赖于乡镇企业家们的眼光和勤奋,但更有赖于大量资源的投入。而大量的资金、设备、原材料、技术等资源,又是怎样聚集到这些民营企业中去的呢?答案是明显的:既不是通过计划调拨,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也不是通过市场,因为在目前这种.尚缺乏法律规范保障的市场上,这些民营企业如果真是通过市场获得原材料、技术、设备和资金,恐怕遑论发展,维持下去都属不易。

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规范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在承担着现阶段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在我国寻租活动的展开,主要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包括同乡、血亲、姻亲、朋友和同学等关系。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在80年代,这个关系网尚有一点人情味在里面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这种人情味就几乎没有了。一方面,即便是上述关系,也还需用金钱努力编织,否则很快就会被从关系网中抛出来;另一方面,只要有金钱开路,即便不是上述关系,也能将其编进关系网中。因此所谓“关系网”,在目前的中国,其实就是进行权钱交易的神经网络。许多国有资产事实上就是通过“内部人”和关系网的作用而流入私人手中,这一点在前面几章已经谈过。这种用金钱编织的“关系网”参与作用的领域极为广泛,包括建厂、联营、转产、获得业务项目、购买原材料、产品销售、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等。

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由于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影响其流向,因而它早已不仅仅只是一种有经济意义的资源,而是一种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资源。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企业经理们,无论是身在国有企业,还是身在乡镇企业,没有一个人不明白非正式社会关系在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至于为官者,自然更明白在致富的道路上“官商结合”的“必要性”。“公共关系”这个词在我国近年来频频使用,其社会背景就是如此,只是其内涵和它在发源地的内涵已大大不同,成了请吃请喝、送礼行贿、美色“攻关”等诸种拓展非正式社会关系活动的代用语。从单个企业来说,运用非正式关系获得资源,交易成本较小,可以使自己在同类中脱颖而出。但是从全社会来说,利用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分配资源的结果是使社会付出了无法用统计数字计量的巨大财富——社会道德和政治责任。

如果仅仅将关系网的作用理解成只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那也是对中国现在的国情一种很不到家的认识。这些年来,中国总是在腐败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众愤怒也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场“反腐败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也总有那么一些人落人法网,被传媒大曝特曝其腐败事实,以作为反腐败的实际斗争成果。但时隔不久,腐败之风又卷上重来,或者就在反腐败之时,也还有人顶风作案。究其原因,其实倒也不是“杀鸡猴不怕”.这些人有前赴后继、不怕杀头的勇气,是因为在庞大的关系网保护下,不少腐败分子根本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1995年1月《中国青年报·经济监讯》有一篇题为《基层央行执法乏力病因透视》的报道,就很好他说明了在关系网作用的笼罩下,人情渗透行政执法过程中,社会惩罚变得软弱无力的社会现实。这篇报道说,对基层专业银行进行稽查监督是各基层央行的基本职能之一,但许多基层央行在履行这些职能时,往往软弱无力,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央行与专业银行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裙带关系,结成了撕不开、扯不破的人际关系网”,在央行和专业银行之间,利用职权互相代为安排子女、亲属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笼罩下,一查出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否处理、处理轻重又自然而然成了挠头的问题”。至于各地关于一些地方恶霸依赖关系网保护逃脱法律惩罚的事情,更是时常见诸报端。

中国自1993年10月1日起实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一法规言之凿凿地花了第十二章 整整一章 的篇幅规定了“回避”,如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检察。审计、人事、财务工作。第六十二条则规定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涉及本人或者涉及与本人有第六十一条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第六十三条则规定国家公务员担任县级以下地方人民政府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原籍任职,但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国家公务员除外,等等。其实深诸中国国情者都知道这一条例在不少地方都形同虚设,最能表明中国这种“人治的法制”之特点的,是安徽“史青峰事件”。

安徽省阜阳地区涡阳县史青峰的关系网相当庞大,“三亲家”都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史氏家族在当地任科级以上干部的就有40多人,县级以上干部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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