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产业论》

第七章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作者:经济类

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明显的弊病,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人们开始正视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在中国,这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是随着邓小平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而开始的。在这以前,在前南斯拉夫,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进行了一些改革的探索和实践。

无疑,在邓小平政治上靠边站的漫长时间里,他一定反复思索过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所以,在他一旦控制了中国的大局的时候,立即不失时机地揭起了改革开放的旗帜。然而尽管他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威望,面对着由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强化了的人们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护卫着的僵死的经济体制,他也不得不小心行事。这被他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

面对着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词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采取了不争论,用事实说话的态度。总起来,他做了引导中国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四件大事。

邓小平思想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实践。这有些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如老子的“道”,无所不包,“无为而无不为”;孔子的“仁”,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释。其根本特点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之处,其余则因势利导,度体赋形。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得意之笔。其它方面的改革的石头也许需要一个一个去摸索,但这件事小平同志一定是有成竹在胸的。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于毛泽东所搞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当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就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而赞同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对农村的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主张。

所以,邓小平选择农村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众所周知,中国的一大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穷在中国有八亿农民。然而,尽管搞了人民公社,搞了计划经济,中国的农村从来就没有真正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农民天生就是小商品生产者、小商人,中国的农村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真正被取消过,尽管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发行了粮票、布票、肉票、油票,但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甚至返销粮本都普遍被农民拿到自由市场买卖,成为了有价证券。这固然是由于穷,然而正因为穷,使得农民欢迎改革,而不在乎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毛泽东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只要改革能有饱饭吃。也许人们会认为农民的政治觉悟太低了,然而赶走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正是以土地为号召的。

选择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还由于一,中国的城市人口中的工人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城市居民,很多都是从农村来的,或者有亲属在农村,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农村人口虽然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村经济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这样,改革不至于对经济全局牵动过大而冒太大的风险,同时改革的成功可以得到最大的社会影响。依当时的生产状况,应该说只要不引起大的政治对抗,在经济上农村改革是必然成功的。

果然,被称为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分散经营。并取消了原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村政权建制。农民通过改革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热情,造成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一大批农民通过改革富裕起来了,有的成了万元户,为他们的邻人和城里人所羡慕。满面皱纹满面笑容的老农数着大把钞票的照片,成了新闻报道的热点,登在了党报的显著之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极大地打动了装了满脑子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的心。中国人民被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许诺征服了。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效果是好的,为了使农民放心,从1979年起,在差不多十余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个1号文件,强调农村政策不会变。

二 经济特区

中国于1980年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计划主要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特殊经济管理体制和特殊经济政策。

经济特区在经济上,一般认为有两个作用:一,起窗口作用,作为中国内地学习资本主义的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同时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二,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摸索经验。到了1997年,如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已成了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无疑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富想象力的部分。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展开。应该说,在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明确的,而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则不是那么明确,或者不能明确。这反映在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这不仅是由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其中对比如价格体制的任何改革都将直接影响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国民经济全局的牵动和影响更大。而且在于长期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在城市人口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僵化认识,以及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的近乎狂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因而对所谓所有制的任何改革都可能掉入政治泥沼。而这些都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政治上的对抗,从而危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进行。所以当时一些有见识的人说中国的改革要过三关,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关和所有制关。

因此应该说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举步维艰,一动即重的。所以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走了迂回曲折的路,在当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里,先是为物资刺激正名,恢复奖金制度,然后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开,把“包”请进城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利改税等等。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前进。

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邓小平心中也许是有数的。他必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指向,所以一方面在国内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放开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搞了经济特区。无疑,如何把资本主义的企业极高的生产和经营效率,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实体结合起来,是他开办经济特区的目的之一。资本主义的效率在美国、在香港,国内的大多数人无缘得见,而在经济特区,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了。

经济特区的巨大成功,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对推进改革开放的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内地的人们潮水般的涌向经济特区,或者寻求机会,或者参观学习,当然其中也不乏公款旅游者。由于经济特区的所具有的试验性质,人们普遍地把经济特区的今天看作是中国的明天。以至于当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在1992年对南方的经济特区巡视所发表的讲话,竟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建开发区的热潮。对邓小平高度崇拜的各级地方领导,差不多在全国的每一个县甚至乡镇都辟出一块地,规划制定若干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搞起了开发区。希望本地经济借此迅速起飞,有一天能达到经济特区的富裕程度。虽然这对当时过热的经济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但由此也可以见到经济特区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了。

三 一国两制构想的经济学意义

中国在18世纪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出于开拓世界市场的目的,将香港地区强行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了去。一国两制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他们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和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先进的、最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最为博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吸收人类文明历史一切进步的东西,有益的东西。这个高明的构想一提出来,立即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同时给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一个新的推动力。很快,在中国国营企业中就有了“一厂两制”的说法,三资企业很快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四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期,小平同志已经年迈退休。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仍然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关注着世界。

苏联的解体,在中国引起某些恐慌。虽然是中国一直把苏联作为修正主义来看待,口头上不承认他是社会主义。但对苏联的变动,人们仍然有一种免死狐悲的苍凉感觉。人们担心发生在苏联的事在中国重演,担心西方某些人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中国变成现实。一些报纸上已经开始出现警惕“和平演变”的话头。似乎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应该重于经济建设任务。

但邓小平不顾88岁的高龄,于1992年春天亲自巡视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

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根据这个指示,江泽民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立即作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正式把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们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家在设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形式时,最常引用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在1947年,由于战败后的价格管制和政府的规章制度使德国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生作用,人们不能按照自由市场的价格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或销售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经济陷于瘫痪状态:有钱买不到东西;工厂由于缺乏原料而关闭;火车由于缺煤而无法运行;煤因为矿工没有饭吃而无法开采出来;而农民因为高通货膨胀而不愿意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而在1948年,一次彻底的货币改革使得市场机制重新发生作用。生产和消费立即高涨。人们称之为“经济奇迹”。

参照上述“币制改革”,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主义国家设计了所谓“休克疗法”。主张激进的市场改革,同时放开物价、全面私有化、全面放开市场。但这并非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的唯一道路,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一,在战后的联邦德国,被占领军管理的德国人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生活也不可能再下降了,总是会越来越好,同样的改革与在和平环境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前苏联和中国的人民带来的影响可能完全不一样,至少由于改革而使人民生活水平因此下降的可能性被忽视了;二,前苏联和中国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建设,在计划经济管理下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却未必适合在市场环境下运行产业体系,物质性的产业体系的转变是需要时间和金钱的,不可能由于“币制改革”或“私有化”“市场化”的魔棒一挥,就大功告成了;三,自由市场的秩序是最终在无序中形成的,然而市场的无序和过渡过程中的混乱结合起来,是双倍的混乱,这不可能给一个并没有灵活的适应性的经济马上带来好处;最后四,长期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形成的思想观念也不是一下了就可以改变的。

然而,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越南在进行价格改革的时候,也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当然效果并不完全一样,这首先与我们在上面指出过的越南刚经过战乱,而俄罗斯处在和平环境有关。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并没有采用上述办法,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因势利导,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过渡的步骤和方法上特别注意使之服务于经济建设,以过渡步骤和方法能促进经济增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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