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前言

作者:经济类

人们使用“……的方法论”这个措词往往是极为含糊的。

方法论这个术语有时是用来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这就完全成为方法的同义词。然而,这个术语更经常地是用来指对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本书所关心的正是该术语的这个更广的含义。为了避免误解,我给本书加了“经济学家的解释”这个副标题,提醒人们干脆把“经济学的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

如果有谁问经济学家是如何解释他们所关心的现象的,那么事实上他就是问在什么意义上经济学可以算做一门科学。用一个杰出的现代科学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一旦出现解释必须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科学就产生了;在解释性原理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正是各门科学的有区别的目标”(尼格尔,1961年,第4页)。毫无疑问,经济学提供了很多“解释必须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的例子,因此用不着浪费时间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断言辩解。然而经济学又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不用说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动、从而要用人的行为的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事情的原由”,这和物理学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关于人的活动的严格的、演绎的理论而和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科学不同,因为在其他的人类活动学里而是缺少严格的、演绎的理论的。简而言之,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科学解释大类里的一个特别的种,因此这种解释也就呈现出某些疑难的特征。

那么,经济解释的本质是什么呢?在这种解释的明确的理论范围里面,这些理论的结构,特别是经济理论的假设和预言性的结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经济学家期求于用事实的证据来证实他们的理论,那么那些证据将仅仅是对于理论的预言性的结论或者仅仅是对于理论的假设是贴切的,还是对于两者都是贴切的呢?此外,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什么才能算是事实的证据呢?声称解释是的经济理论又是怎样以几乎同一的形式来论证应该是的呢?换言之,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确切的关系是什么呢,或者以更过时的语言,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和作为艺术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什么呢?这些就是本书中将吸引我们的问题。

自从拿騒·威廉·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个时代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关心上述问题。我们还要通过回顾这些19世纪的经济学作家来看看当经济学家们从事经济学研究时,他们对自己的作法的思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以便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到了1891年,约翰·纳维利·凯恩斯在他的那本理所当然是名著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里尽力总结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方法论思想,这本著作可以被视为经济方法论史上的某种典范。在20世纪,里昂纳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1932),以及随后几年托伦斯·哈奇森在《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主张》(1938)这本广被阅读的、论点与前者针锋相对的著作里,也对经济学家的方法论做了类似的总结。在更近的几年,密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谬尔森、弗里茨·马克卢普和路德维格·冯·米塞斯都对经济学方法论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总之,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需要维护论证他们的学科的“正确”原则。虽然现实的实践和这种说教也许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对于经济学本身来说这种说教是值得考虑的。这就是本书第二部分的任务。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独立的,简要地介绍了现在流行的科学哲学思想,对这些思想做了一些区别,在本书的其余部分都要用到这些区别(见书后的专业术语表)。

在书的第二部分,第三、第四章考察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第五章就转入福利经济学的逻辑地位这个麻烦的问题。

在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显著问题有了多少是全面的看法之后,第五章的末尾就准备把我们已经取得的结论运用于一些主要的经济争论。为此,书的第三部分就提供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平息在经济学家之间今天还不能取得统一意见的本质问题,而是为了证明经济学中的每个争论是怎样牵涉到经济方法论问题的。本书第四部分的最后一章把所有的问题汇总起来,企图取得某种最后的结论;这也许是本书中最具有个人见解的一章。

在经济方法论方面,过多的作家把他们的作用看作只不过是把经济学家争论的传统方式合理化,这也许是普通的现代经济学家对于方法论的探讨没有多大用处的原因。完全坦率地说,在训练现代经济学家方面,经济方法论没占什么地位。这一切也许正在改变。在对他们的学科的科学地位自我满足了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自问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这样的更深刻的问题。无论如何,怀疑经济学所建立的大厦里面并非一切都很好的人数不断增长。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指教他们成为更好的经济学家,但我又并不想仅仅描述经济学家做了些什么而没有从中提取客观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最没有偏见的旁观者也希望充当仲裁者的角色。

就象许多其他的经济学家一样,我也有《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这样的观点。这是引用本杰明·沃德的书名,但是我的怨言主要不是针对现代经济学的内容,而是针对经济学家论证他们的理论的方式。我认为标准的经济方法论并没有多大的错误,几乎每本经济理论教科书的第一章都主张这种方法论;错误是在于,经济学家并没有按他们所说教的那样去做。

当拉奥特斯告诉奥菲丽娅不要向哈姆雷特的进攻投降时,奥菲丽娅回答说:“不要象一些粗野的牧师那样去做,请给我指出通向天堂的荆棘丛生的险峻小路,我将象一个喘着气的贫乏的浪子,自己踩着享乐之路混年渡日。”我相信,20世纪的经济学家很象那些“粗野的牧师”。我将让我的读者来裁决在这本书里我是否证明了我有理。但是不管怎么样,论证我的理由是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

本书主要是给学经济学的大学生写的。他们学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但是至少感到难以对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选择。

我敢说,这种选择是职业经济学家在方法论问题方面的正在增长的兴趣,因此甚至我的一些同行也会发觉本书是有趣的。

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生——学社会学的、学人类学的、学政治学的和学历史学的——倾向于既妒忌经济学家所表现出的科学精密性,又看不起他们作为政府的仆从。他们可能发现这本书并不是那种妒忌的解毒葯,因为书中经常提醒人们由经济学以及经常由经济学所确定的政策制定所带来的益处。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太长了。第一章是在意大利比拉吉欧的维拉·沙贝罗尼起草的,我在那里度过了1976年的11月份,这要感谢洛克菲洛基金会的慷慨。在我离开了比拉吉欧研究与讨论会中心的质朴宜人的环境以后,教学和其他的研究义务使我在整个1976至1977学术年度都不能回到写手稿工作上来,即使是那样,我还是花了整个1978年度来完成这部手稿。我收到了库尔特·克拉普尔茨和泰诺斯·斯库拉斯对我第一部草稿的宝贵的评论,那是莫大的安慰。加之,鲁恩·陶丝读了全部手稿,消除了我的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语法过失。由于她这不计得失的帮助,我欠下了对她的一笔感谢之债,这笔债只能留待他日以同样的方式来报偿。

马克·布劳格

1980年8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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