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第九章 社会义的计算(三)竞争的“解决办法”

作者:经济类

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讨论中,前面两个章节的内容现在看来十分相近。前一章讨论这样的信念:社会主义制度将完全摒弃通过价值形式进行计算的方法,取而代之的将是本质上建立在能量单位或某些物理量基础上的某种计算方法。虽然这种观点还没有消声匿迹,并且为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工程们所坚持,但它已被经济学家们明确地抛弃了。与此相似的第二章论述了这样一个建议,即价值应该由运用数理经济学方法的计划权威通过计算程序来发现,而不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关于这种观点,帕累托(非常离奇的是,人们竟常常认为他是坚持这类观点的人)已经说过一些也许是结论的话,他在说明怎样通过联立方程组决定市场价格的因素后,又补充道:

“这里也许要说明的是,这种决定方式绝对没有要达到价格的数量运算的目的。让我们对这种运算做出最理想化的假设——假设我们成功地克服了搜集数据资料的一切困难;假设我们知道各种不同商品对个人的效用值以及所有商品的一切生产条件等等。这已经是一个荒谬的假设了。但是,有了它,并不足以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已经看到,有100人和700种商品时,存在76099种不同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忽略的大量情形会使这个数目进一步增大),这样我们就必须解出含有76099个方程的方程组,这实际上超出了代数分析的能力。如果考虑一下从四千万人口和几千种商品得出的多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方程数目,就更是如此了。若确实如此,数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色就要改变了——不是数学帮助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帮助数学。换句话说,如果人们确实能知道所有这些方程,那么人类能解决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观察由市场所给出的实际答案。”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这个讨论的第三阶段。通过兰格教授和迪金森博士对竞争的社会主义之提议的详细论述,这个阶段争论的焦点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但是,既然过去的讨论结果之意义常常被解释得近乎于颠倒是非,而且我们所要讨论的两本书中至少有一本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倾向,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过去讨论进展情况的真正意义做进一步说明。

首先是关于初期批评的性质问题,这种批评是直接针对直至1920年左右一直流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更为原始的概念的。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对当时流行的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现在仍为一些人所倡导,如奥托·诺伊拉特)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社会生产计划“可以不通过引入著名的‘价值’这个概念而极容易得到解决”。正是针对这一人们普遍接受的信念,n·g·皮尔逊,米塞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指出,如果社会主义社会要合理地运行,那么它的计算就必须由与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同的“正规”法则来指导。这里似乎有必要特别强调这种观点是由一些批评社会主义计划的人提出来的;因为兰格教授,尤其是他的著作的编辑,现在似乎倾向于认为,证明经济理论的正式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也就回答了批评家的责难。但事实上,除了社会主义者以外,从来没有人否定过这些正式的原则应该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米塞斯及其他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这些原则该不该应用,而是它们在没有市场存在时实际上能否应用。所以,当兰格及其他人引用帕累托和巴龙的话,并称这两位学者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实质上取决于与竞争性社会同样的因素时,就完全歪曲了原意。当然,很久以前就有人指出过这一点,特别是冯·维塞尔。但这些作者中没有一人曾设法证明,如何能找到社会主义社会合理运行所应该使用的价值,而我们已经看到,帕累托毫不含糊地否认了它们可以通过计算来确定。

在这一点上,对早期社会主义方案的批评似乎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他们的辩护者除少数以外都感到不得不运用他们批评家的论点,并不得不建立一个前人所未曾设想过的全新方案。尽管这是针对那种认为不依价值计算照样能合理地计划的老思想的,但我们可以公正地认为这些方案在逻辑上不成立。这些想要依据某些其他的过程而不以建立在私人财产权基础上的竞争来决定价值的新建议又造成了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过,象兰格这样评论这些批评家肯定是不公平的,他说由于他们用一种新方法来对付为了迎合最初的批评所发展起来的新方案,所以他们“已放弃了基本的观点”并“撤到第二道防线”。这种说法不正是给这个问题制造混乱以掩护自己的退却吗?

兰格对于这场争论现状的描述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使人误解的地方。拜读过他的看作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印象:这种价值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应用数理经济学的技术,即通过解出成千上万个方程来决定的思想,是批评家们恶意造出来的,他们企图

以此来嘲弄现代社会主义学者所做出的努力。

当然,兰格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事实:社会主义的学者们,包括迪金森博士,曾经不止一次郑重其事地提出过把这种方法作为解决困难的一种手段。不过,迪金森现在明确撤回了这种早期建议。

主张通过重新引入竞争的办法来解决决定价值的问题这一建议的提出,表明目前已进入争论的第三阶段。五年前,笔者试图评价这些尝试的重要意义时,必须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间的口头讨论中来搜集材料,因为当时没有关于竞争的社会主义之理论基础的系统阐述。这里所要讨论的两部著作现在已经填补了这一空白。第一部著作收集最初发表于1936年和1937年的兰格的一篇论文,已故的泰勒教授的一篇早期的论文(1928年撰写),以及编辑b·e·利平科特的导言。该导言除了以较拙劣的文笔不必要地重复兰格的论点外,还由于编辑对此论点的过分吹嘘并夸张地声称作者在这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使读者对兰格这篇本质上是学术性的文章产生了偏见。虽然兰格这篇文章文体生动活泼并仅限于概括地论述主题,但也确实严肃地尽力解决这一领域的某些主要难题。

h·d·迪金森的近作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概括,它提出的解决方法实质上与兰格的相同。当然,这本书论述更为清晰,结构完整,文笔简洁,很快成为其研究领域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阅读本文确实有一种难得的快感,因为它使人感到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并非徒劳无益,同时这些进展甚至有助于使政治分歧转变成可以进行理性讨论的问题。道金森博士自己大概也会同意与非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一起分享其全部成果。实际上他的大部分经济学是从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而且他所做出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的一些基本结论,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同行的差异远甚于与“正统”的经济学家的不一致。这一点,加上作者对待反对派提出的论点的虚心态度,使得对其观点的讨论成为真正令人愉快的事。如果社会主义者象经济学家们一样愿意承认本书是以社会主义的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新的全面论述的话,那么这将为更富成效的进一步讨论提供基础。

上面已经说过,两位作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法的主要要点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依靠竞争机制来决定相对价格,但又都反对直接由市场来决定价格,而提议用一个由中央权威来定价的体系代替市场。在这种价格体系下,某种商品的市场状态,即供求关系,只是用来向该权威机构指明规定的价格应该提高还是下降。两位作者都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拒绝彻底接受并完全恢复竞争性的价格机制。但由于我恰好也认为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行不通的(虽然或许原因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暂时撇开这一问题,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竞争与以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的竞争必然有不同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上不同参与者的商品交换比率不得不由权威机构来决定。

我们将所提议的组织方面的细节留待后面讨论,首先从三个方面来考虑这种解决方法的一般意义。我们要问,第一,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仍然符合那种想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竞争的混乱状态的愿望?第二,所设计的程序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主要困难?最后,其适用程度如何?

第一个以及最普遍的问题可以只相当简略地处理一下,虽然如果人们想正确地了解这些新建议的话,它也十分重要,但它只不过提醒人们,如果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现在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竞争指引其各行各业的行动,那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计划比竞争更优越的早期主张。起码直至不久以前,人们通常还认为计划与竞争是对立的,几乎所有的计划者,其中少数经济学家除外,都依然认为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兰格和迪金森的方案将使所有这些科学的计划者大为失望,用b.m.s.布莱克特最近的话来说。这些人相信“计划的目的主要是克服竞争的后果”。如果在竞争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确实有可能象迪金森所相信的那样减少专制因素,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迪金森希望他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一个有效的个人主义,”但不幸的是,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况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必须考虑的第二个普遍问题是,这种由中央固定价格的方法,在由各个企业或消费看来调节供求使之适应既定的价格时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解决大家公认为用数学计算所解决不了的问题。这里,我担心发现理解这种主张的依据非常困难。兰格和迪金森都断言,即使起初的价格体系是完全任意选定的,也可能通过一种反复试验的过程来逐步接近那种合适的价格体系。这似乎等于认为这个复杂得无法在合理时间内计算出的而且其值在不断变化的方程组,可以通过任意地插入试验值然后反复试验直到方程组得到合适的解为止的方法来使其得到有效的解决。或者打个比方说,管制价格体系和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之间的区别就象两支不同的进攻部队的差别那样,一支部队的每个分队和每个士兵只有接到特别的命令才能行动,并且在总部命令的距离内行动,而另一支部队的每个分队和每个士兵都可以利用所得到的每一个机会,见机行事。当然,象迪金森那样,设想一个集体经济的指挥机构不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而且是全能的,因而能够毫不迟缓地根据所需的幅度调整每一种价格,这在逻辑上并非不可能。然而,当人们进一步考虑执行这种价格调整的现实机构时,就开始怀疑是否会有人真正愿意认为,在现实可能的范围内这样一种制度将会通向(即使是迟缓地)那样一种制度的效率,在后者中,所需的变化是由每个直接有关的个人的自发行动引起的。

在稍后研究这种建议的制度机构的设置时,我们还要回过头讨论这种机制怎样能够在现实中运行。不过就总的方面来讲,人们不得不怀疑,这种特别的建议是否由于对静态均衡的纯理论问题存有过分的专注而产生出来。如果我们在现实中要处理一些近似不变的数据,也就是说,如果问题在于找到一个能在长时期内几乎不发生变化的价格体系,则正在研究的这一提议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了给定的并且不变的数据,确实可以通过反复试验的方法来接近均衡状态。但是这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不断地发生变化是现实世界中的规律。能否达到接近理想的均衡以及离均衡有多选完全取决于所能作的调整的速度。实际问题不在于是否某种方法最终会导致假设的均衡,而在于哪种方法将保证更快更完全地适应不同地点、不同行业的每日变化的环境。当然,价格由市场上的当事人议定还是由上层决定,这两种方法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有多大,是一个实践判断的问题。然而,我却感到很难相信有人会怀疑,在这方面第二种方法确实比第一种方法差得多。

关于第三个普遍问题,我相信也是由于抱有纯经济理论概念的成见,使这两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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