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一):问题的性质与历史

作者:经济类

有理由相信,我们终于正进入一个理性讨论的时代,这种理性讨论被未加鉴别地假定为按理性的方式重建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相信,有意识地调节社会事物比独立个体之间的明显的偶然的相互作用会取得更大的成功,直到今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团体几乎都想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对人类行为进行集中指导。改良自由的社会制度似乎是那么轻而易举,这种自由的社会制度越发被看成是纯粹偶然事件的结果,并被视为本来可沿不同方向进行的特殊历史发展的产物。使这种混乱井然有序、将理性运用于社会组织、并根据公平的共同意愿和观念精心地设计社会,似乎是唯一值得理性的人类去干的事业。

但是,在今天,或许很明显,所有的派别都会承认,在这种信念增长的大部分时间里,某些象重建社会这样一些最严肃的问题甚至没有被认识,也很少成功地被解答。许多年来,社会主义的讨论——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讨论只是来自于作为一种运动出现的社会主义自身——几乎全部转向伦理学和心理学的间题。一方面,一般问题是,公正是否意味着需要按社会主义者的方法重新组织社会?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原则被视为是公平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一般来说人们是否真的具有道德和心理素质,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而言被隐含地假定为非常重要。然而,尽管后面这一问题的确导致了某些实际困难,但它实际上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人们所怀疑的仅仅是,新国家中的权威者是否处于在能够使人们恰当地执行其计划的地位。我们只是怀疑这种计划是否在实际上可能执行,而不是去怀疑,即便在这些困难不存在的理想状况下,计划是否会实现理想的目标。问题看起来只是一个心理或教育的问题;“只是”一词意味着,在最初困难消失之后,这些障碍肯定会被克服。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经济学家对这种设想的可行性,就无话可说了;并且,我们也就确实未必能够对其功过进行科学的讨论了。这将是一个伦理问题,或者更确切点说是一个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对此,不同的人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对此却不能进行推理性的讨论。某些问题将留给心理学家去判断——如果他确实有办法说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人们将会是什么样子的话,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科学家,尤其没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问题能够说出什么东西。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学家的知识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就是说仅仅适用于由特殊人类制度所引起的问题,(按照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中它将不存在)他们相信这的确是事实。

我们并不是总能清楚地看出来,这种广为流传的信念是否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济问题的明确判断上,或者是否简单地表明持有这一信念的人们不知道经济问题是什么。也许通常是后者,这根本不会使人惊奇。经济学家所了解的重大经济问题,以及他们认为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也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那些目前在解决家庭问题的意义上由任何人所精心解决的问题。在完全竞争的社会,每人都不关心其他任何人的经济问题,而只关心他自己的经济问题。因此,在经济学家使用的“经济问题”一词的意义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经济问题的存在应该为其他人所知。但是,有限的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与给个人带来的问题相比,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尽管决策不是由任何人有意识地做出的,但竞争机制的确带来了一些解决办法。

毫无疑问,如果象这样大体地提出上面的问题,那么谁都会承认它的存在。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它不仅在难点上而且在特征上与工程问题根本不同。现代社会对工程特征问题日益增长的迷恋使人们看不到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经济问题,或许,这就是经济问题的性质越来越不被理解的主要原因。同时,讨论这两类问题所使用的日常术语也大大增进了这种混乱。“在既定的条件下取得最大的成果”这个我们熟悉的术语囊括了这两类问题的意义。例如,设法从既定数量的金矿中冶炼出最大数量黄金的冶金学家,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用己知的人力建造一座大桥的军事工程师,以及竭力要发明一种能使天文学家看到更远的星球的光学仪器商等等,都关心技术问题。在上述每一情形中,目标的单一性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目标具有绝对确定的性质(可能提供的手段都致力于这个目标)。如果为实现特定目标可能使用的手段指的是要花在价格既定的生产要素上的一笔固定的开支的话,那么这也不改变问题的根本特征:按照这一看法,根据既定价格来决定生产既定商品之最佳办法的工业工程师,仅仅关心技术问题;尽管他可能谈及他试图发现最经济的方法。但是,使他的决策实际上成为一项经济决策的唯一要素,不是他的计算中的任何部分,而是当他在市场上发现价格时,他把价格作为其计算的基础这样一个事实。

一个社会所有经济活动的指挥者必须面临的问题,只有在社会的不同需要之重要性的次序,用一种确定或绝对的方法来决定,以至总是得不顾成本地为某种需要提供准备时,才与工程师要解决的问题相似。如果对他来说,有可能首先决定用最好的方式把必要的供给,比方说食物,作为最重要的需要来生产,就象它是唯一需要似的,然后只有当某些资源在充分满足食物需求之后还有余留时,再考虑其它生产,比方说服装的生产,那么就不存在经济问题。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中,除了不能用在第一个目的上的资源外,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这或者是因为它不能转化成食物,或者是因为对食物没有更进一步的需求。其标准简单他说就是:是否已生产出了极大数量的粮食,或者是否用不同的方法可能会得到更大的产量。如果进一步要求为了其它目的而尽可能多地留下资源,那么这个问题的特征将不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了,而会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如果一名工程师提出一种为了其它目的而留下大量土地但只留下很少劳动力的方法,而同时,另一名工程师则留下很多的劳动力和很少的土地,那么,在缺少评价标准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数量哪一个更大?如果只有一种生产要素,上述问题就可能仅仅根据技术而被明确地决定,那样,每一条生产线上的主要问题再一次成为一个从同一资源的任何既定数量中得到极大化产量的问题。每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多少这个余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将成为一个很简单而且几乎可以忽略的问题。然而,一旦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产要素,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因此,一旦我们为了不同的目的竞争可利用的资源,经济问题就产生了。它产生的标志是必须考虑成本问题。这里的成本象其它任何地方的成本一样,仅仅指既定资源使用于其它方面所得到的利益。无论这仅仅是为了娱乐而消磨的可能工作的时间,还是在一种可选择的生产线上的物质资源的用处,都不会形成什么差别,很明显,在任何可能的经济制度中都不得不作出这种类型的决策,不论在哪种经济制度中,人们必须在既定资源的不同使用中进行选择。但是,两种可能方案的选择不能像前面的例子那样采取绝对的方式。即使经济制度的指挥者似乎很清楚某个人的食物总是比另一个人的衣物重要,也决不必然意味着这个人的食物比两个或十个人的衣物重要。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次要的基本需要,就会更明白这个问题是多么关键。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尽管社会对于增加一个医生的需求比增加一个中小学教师的需求大,在医生的培训成本为教师的三倍的情况下,增加三个教师可能显得比增加一个医生更可取。

前面已经讲过,在事物目前的秩序中,这样的经济问题不是由任何人有意识的决策来解决的,这一事实使得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种经济问题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是否生产某种物品和生产多少的决策就是经济决策。但是,单个的人作出这样一种决策仅仅是有关的经济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作出这样一种决策的个人以既定价格为基础。通过这种决策,在一定程度(也许是很小程度)上影响这些价格,这一事实不会影响此人的选择。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通过价格体系的作用来解决。但是,它以某种方式——这一方式只有通过系统地研究这个体系的运行时才能揭示出来——而得到解决。目前已有人指出,这种体系的运行,并不需要任何人都理解它。但是,假若人们真的不理解它,可能就不会让它发挥作用。

在人们对经济学家和工程师的相对功绩之普遍评价中,很好地反应出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对大多数人来讲,下面的说法大概不算夸张:即工程师是实际做事的人,而经济学家则是背靠椅子解释为什么前人用心良苦的努力会受到挫折的可憎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不真实。但是,这种言外之意,即经济学家所研究的而工程师可能忽略的要点,是不重要的并应该被忽略,则是荒唐的。工程师自己解决某个问题的雄心受到某种自发力量的限制,否则这个问题可能得到了完善的解决,而要了解这种自发力量,则需要经济学家的专门培训。

然而,除了复杂的现代生产技术日益使人眼花隙乱之外,还“有其它原因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经济问题的存在。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上世纪中叶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一般公众对经济问题的通晓和理解程度无疑比现在要高得多。然而,以其特殊影响促进了这种理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却建立在不牢靠的和肯定有部分错误的基础上,因而,它的普及是以某种程度的过份简化为代价而达到的。这种过分简单化被证明是古典政治经济体系败落的原因。只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影响丧失影响很久之后,逐渐重建的经济理论才表明,其基本概念中所存在的缺陷使它无法解释经济制度的运行;这一弱点比该理论在初看上去时或许要小得多。但是,在那段时间中,已形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使理论分析的思想丧失信誉,人们试图只描述经济现象的产生而不是努力去理解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结果就无法理解经济问题的本质,丢掉了几代人所创建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仍然对经济问题的本质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过份地关心重建纯粹抽象的经济科学的基础,而不对关于政策的见解施加重要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分析经济学这种暂时的黯然失色现象,才使人们对于与计划经济的建议有关的实际问题几乎没进行过仔细审查。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只是由于旧式经济学的固有弱点和进而重建的需要,假如它没有与明确反对经济学的理性方法的另一个运动的出现巧合的话,那么它也不会有同样的结果。同一时期,既损害了经济理论的地位,促进了社会主义学派的增长,又使对将来社会的实际运行的思索丧失了信心的共同原因是所谓历史学派的出现。因为,这种学派观点的实质是,经济学的规律只有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历史资料中才能建立。这种历史资料的性质会使得任何这一类的尝试都必然退化到只是记录和描述并且对有关任何规律的存在采取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上去。

我们会很容易地找出产主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那些讨论社会现象的科学以外,在所有的科学研究中,经验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过程的结果。而我们并不能直接观察这种过程。我们的任务是重建这种过程。我们所得出的全部与这些过程相关的结论,都具有必然的假设性,而且唯一检验这些假设是否正确的标准是证明它也同样地适用于解释其它现象。通过这种归纳的过程,可以使我们系统阐述一般规律或关于因果过程的假设的是这样的事实,即,进行试验的可能性,以及在相同的条件下观察重复出现的相同现象的可能性,会表明在我们所观察的现象中,存在着确定的规律性。

然而,在社会科学中,情况恰恰相反。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进行试验,从而我们就不具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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