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第八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二)1935年争论的真相

作者:经济类

尽管社会主义者们会本能地贬低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批评已仍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意味深长的影响。当然,绝大多数的“计划论者”依然未受触动,群众运动的大批奉承者们总是对已改变了方向的知识界的思潮毫无察觉。同时,声称已计划化的俄国体制的存在,使得许多对它的发展过程一无所知的人,猜想其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了。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俄国的经验提供了大量的已令人怀疑的证据。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不仅越来越认识到中心问题的性质,而且日益承认反对社会主义典型(它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最可行的)的势力。现在已很少存入否认,在一个禁止消费者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的社会中,所有经济活动的中心方向都会表现为一种在现代社会的复杂情况下根本无法合理地解决的任务。虽然我们将要看到,即使那些发现了问题的人们仍未完全放弃“计划论”的主张,但他们为这种立场所做的辩护却或多或少地具有了强驽之末的性质,他们此时所做的一切都是试图去证明:某种“原则上的”解决办法总是可以想像出来的。然而却很少有人或甚至根本没有人主张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可以施行。后面我们有机会讨论这些问题。但是绝大多数最近的方案都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多少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类型的可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困难,以抵挡人们最初对传统类型的批评,同时它被期望能兔于日后的反对。

本文将参考有关的英语文献,并试图评价近年来为克服人们已认识到的困难所提出的建议。不过,在开始进行讨论之前,先稍稍谈谈与议题有关的俄国的试验或许不无益处。

当然,在此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俄国试验的具体结果进行检验,但是却有必要提及一些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细致的专门性调查,尤其是布鲁思卡斯的研究成果。此刻,我们仅仅关心更一般的问题,即对具体经验作这种检验之后得出的结果,如何与进一步的理论方面的讨论相适应?或者,先前推理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被经验的证据所证实或者所否定?

或许我们应该提醒读者,这里所关注的并非是能,否“作计划”,这个问题在有关一般性的考虑当中已经提出来过。我们所讨论的是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以及是否能够实现计划所规定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据以判断成功与否的检验方式,或者对应该料到的无法证明其自身的形式保持清醒。我们并无理由预料(在计划经济下)生产会停止,或者中央当局会在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过程中发现困难,或者甚至料想其产出量会永远比计划开始以前的水平低。我们应该预期的是:在可利用资源的使用由中央权威加以决定的地方的产出量,将会低于市场价格机制启动运行而其他环境相似的地方。这恐怕得归因于以损失其它生产线为代价的某些生产线的过度发展,和某些在一定的环境下并不适当的方法的运用,我们应可望发现,花了一定的代价过分发展某些行业,却没有因其在增加产出量方面的重要性而被证明是合理的。我们也可望能看出,工程师们对于应用其它地方最新成果雄心勃勃,却不考虑在某种情况下这是否经济。在许多情形下,最新生产方法的运用——若无中央计划它们就不可能被运用。——将会成为资源乱用的症兆而决非成功的证明。

因此,从技术观点看俄国在工业设备某些方面的重大成就,常常会给偶尔到达那里的观察者以强烈印象,人们通常也以此作为计划经济成功的证据。但是,它却对于回答我们所关心的一切问题都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否能够证明新的工厂是工业结构中为增加产量而建立的有用的环节,不仅要取决于技术上的考虑,而且甚至更依赖于一般的经济条件。如果拖拉机所替代的劳动力,比制造拖拉机所耗费的原料、劳动力再加上利息还要便宜的话,那么,最好的拖拉机工厂也许算不上是资产,对这种工厂的投资也是纯粹的损失。

但是,只要我们不使自己陷入对俄国所拥有的庞大生产设施的错误迷恋(那些设施可能会给缺乏批判力的观察者以强烈感染),那么,只有两个合理的方法可以检验成功与否。第一,这种体制实际提供给消费者多少产品以及中央权威所作决定是否合乎理性。毫无疑问,这种检验目前无论如何将会导致否定的结论,起码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如此,而不见得适用于有特权的小集团。实际上,所有的观察家们似乎都认为,即使与大战前相比,大多数俄国人民的处境已经恶化了。这种比较的结果显得十分令人赞同。可以承认,沙皇俄国并没有给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令人满意的条件;如果在更现代的社会制度下,它本来可以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是,俄国过去十五年内的磨难——“巨大的饥饿”(它被设想成是为了以后的进步).现在应该结出果实来了。如果我们假定对消费施以同样的限制,这实际上已通过征税做到了,这些收益出于投资的缘故提供给竞争性的工业企业,那么,我们的比较将会有一个更为恰当的基础。简直无法否认,除了某些目前不可企及的事之外,这种做法会使一般生活水平迅速地大大提高。

于是现在只剩下对计划权威的行动原则进行检验这一任务了。尽管不可能追溯往事(甚至简短地),但我们所知的(尤其是来自于上面提到布鲁思卡斯教授研究成果的认识)已发生变化的体制实验的进程,完全使我们有权利说,建立在一般推理基础之上的预见已完全得到证实。“战时共产主义”同样由于在缺乏货币的经济中不可能进行合理的计算这一原因而失败。这一点米塞斯教授和布鲁思卡斯教授已经预见过。伴随着政策的屡次倒退,发展的过程只是表明,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从经验中了解在系统分析问题当中已被揭示出来的所有障碍。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新的重要问题,更不必说提出解决办法了。对于所产生的几乎一切困难,官方的责难仍然加在不幸的个人头上,这些人因为妨碍计划的执行(没有遵守中央权威的命令或在执行过程中过于刻板)而受到迫害。虽然这意味着计划权威只不过承认使人民忠实地遵循计划有明显的困难,但是毫无疑问,更为严重的令人沮丧之处还得归因于任何中央计划的内在困难。事实上,从类似于布鲁思卡斯教授提供的资料可知,目前的趋势远非朝着提高计划合理程度的方向,而是放弃了过去曾使用过的相对科学的方法来快刀斩乱麻。取而代之的是对专门问题更加武断和孤立的决定,就像它们是每天偶然地确定的。就我们所关心的政治哲学而言,俄国的经历也许非常富有启发性。但对于学习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生来说,这除了提供一些已知结论的图解之外并没有更多的东西。这也无助于我们去回答理智上的问题——由重建理性社会的愿望所引起的问题。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将不得不对不同的设想的体制进行系统的考察,只是从理论建议的角度看,这些制度都很有必要存在。

我们在第七章已经指出,英语文献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相对晚些,但是其水平相对较高,尽管还不能说这些最初的努力都真正涉及到重要之处。f.m.泰勒和w.c.罗珀(这两个美国人)最先发起这种讨论。他们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的h·d·迪金森的分析——直接表明,在假定对所有的相关资料完全知晓的条件下,生产的不同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可以用某种手段来确定,通过这种手段,理论经济学解释了完全竞争体系中价格的形成和生产的方向。现在,必须承认,如果仅从逻辑上是否矛盾的角度看,这并非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通过价格决定方式在逻辑上是否可行,来争论这是否是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并没什么效力,这只是表明问题的真正性质还没有被领悟。而必须去做的工作是,尝试着设想,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实践将意味着什么,以便检验出它的不可实践性和不可能性。很显然,这种解决方法必然建立在一系列方程(正如巴龙的文章所提出的)的基础上。然而,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种方程体系的正式结构,而在于求得数量解答所需信息的数量和性质,在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数量解答所涉及的任务的规模。当然,信息详细到何种程度,计算达到怎样的精确程度以使解答完美无缺,都不是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方法的结果与竞争体制的结果相比,至少相差多远。让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如果中央指导真正地代替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对后者在某些方面的决策权限作出极为荒谬的限制,那么,只进行一般性的指导就不够了,而必须细致指导,几乎说明每分钟应做些什么,并且要对一切事情确实负责。如果无法同时确定已在使用的设备和工具是应该继续使用还是处理掉,以及用何种方式来使用和处理它们,那么,就不可能合理性地确定把多少原料或新设备,分配到哪个企业以及在什么价格(计算意义上说的)水平下,这样做有道理。问题在于,像技术细节、某种(而不是其它的)原材料的贮存,或某种小规模的经济活动等等,都能逐渐地决定企业的成败,所以在任何一个不准备不可救葯地浪费的中央计划里,都必须要考虑到这类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各种机器、工具、建筑物区别对待(它们的用途由各自的磨损、布局等状况而定),而不是将它们当成物质相似的同一类物体。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每一批产于不同地区、彼此有所不同的产品。这意味着,如果要在这方面达到竞争体制所保证的经济合理程度,中央计划权威的计算就不得不把现存的生产工具产品的“主体”作为各类产品(有许多不同的单位)的组合。就日常的商品而言,比如供短期消费或生产的半成品或最终产品,很显然,它们的不同类型将会比按技术特征加以归类后我们所能想像的数量高出数倍。两种技术上具有一致性的产品,由于产地不同、包装不同,出厂时间不同,对于大多数有特定目的之情形来说,就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甚至在最低程度地保证有效使用的情形下也是如此。

由于在中央指导型经济中,每个具体计划的管理者彼剥夺了按其意愿用一种商品来代替另一种商品的权力,因此大量的不同单位的情况必然会分别进入计划权威的计算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数字统计的任务就会远远超过迄今为止所曾做过的这类工作。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任务。中央计划权威所需的信息还应包括对每种产品的有关技术性质的全面描绘。这种描绘包括将产品运到其使用效益更大的另一地的费用,以及实际修理或改装的成本,等等。

但是,这又会引出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在解释竞争体制的均衡时,理论上的抽象通常包含了假定某一类特定的技术知识是“给定”的。这当然并非意味着一切最佳的技术知识会在某一个人的头脑中凝聚着,而是指总会有具有各种知识的人,他们要参与某一特定的职业的竞争,总的来说,那些能够适当地使用这些技术知识的人将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而在中央计划社会中,只有一切知识都能应用到中央权威的计算之中,才有可能从已知的技术方法当中作出最恰当的选择。这就是说,在实践中,这些知识必须要凝聚在一个或至多是很少几个实际制定求解方程者的头脑中。简直无须强调,甚至就那些能被严格地称作时刻都“存在”的知识而言,这种想法也是荒谬的。但是,大量的应用着的知识并没有什么以现成的形式出现的“存在状态”。这些知识大多数存在于思考之中,它们使得单个的管理者一旦面对环境中的新情况就能迅速发现新的解决方法。假定这些问题实际上能够用数学方法求得答案,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再假定,集中于中央权威手中的知识将包括发现任何技术细节改进的能力。

在能够实际制定出合适的生产方法以及计算出生产量之前,还必须掌握第三类资料,即关于不同品种和数量的消费品的重要性的资料。在一个消费者能够随其所好自由地花费收入的社会中,这些资料必定采取所有消费品各种数量的完整清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第八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二)1935年争论的真相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