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

前言

作者:经济类

我认为,学者应该回顾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给我们提供一份有关的记录。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它们最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历史写作过程。……历史的撰写者并不是旁观者。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活动的。

                     费正清

在这部著作中,我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这个术语出自阿尔伯特·伯格森1982年的那篇文章)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我将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我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我们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我们都必须分析整体。对于“西方的兴起”就更是如此,因为事实表明,从一种全球视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主导的亚洲部分发生了什么。我将从这种更全面的全球视野和目的出发来展示历史事件,从而说明在世界整体中“东方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的兴起”。这种方法将会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一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

正如费正清指出的,撰写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将遵循他的忠告,给读者提供一份关于我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记录。我将只列出思想历程中最重要的站台,以免用无关紧要的个人私事来浪费读者的时间。但是,我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某些往往是在无意之间对我有所启发的人,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

我的人类学朋友锡德·明茨和我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不停地争论。他总是谈“文化问题”,而我总是用“结构问题”来反驳。结构问题第一次引起我重视是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第二层旁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主持的研究班上。在那里我接触到整体主义,了解了社会科学追求整体主义的重要性。在研究生休息喝咖啡时的“研讨会”上,我提出,雷德菲尔德忽视了结构。或许我是在以前的几个学期里旁听来访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雷蒙特·弗思(raymont firth)和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的讲演时获得这一思想的。我之所以说“旁听”,是因为我当时在经济系攻读博士,被认为是应该到社会科学楼四楼上课的。从那时起,芝加哥大学的这个系以及商业法律学院的相关专业的成员和毕业生(有些是我的经济系同学)已经获得了向全世界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一半左右,其中5人是在最近6年内获得的。但是,我却连续三次未能通过国际(inter-national)经济学——这是我在四楼的强项——的博士考试;而在‘经济学”前的形容词中的这个连接符和斜体字的意义应该在这本著作中变得十分明显。前一句话也多少能说明为什么我在二楼觉得更舒服。但是,在我的自传体的波展的低度发展》中已经讲述了不少我的“政治兴趣”以及理论思想情况。因此,这里我仅谈谈看来与这部声称重写历史的著作最直接相关的情况。

1962年,我去了拉丁美洲,随身带着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名字,还带着他早期写的有关世界资本主义是如何插手促成中美洲地区的形成(或低度发展)。1963年,我在里约热内卢写了《论资本主义的低度发展》;1966年,我在墨西哥的一家全国性报纸上与罗多尔佛·皮戈洛斯展开论战,他捍卫当时流行的说法:拉丁美洲原先是封建社会。1963年的手稿就是从对流行理论的批判人手的(这部分修改后于1967年发表,题为《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学的低度发展》,后收入(frank 1969)。这是对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楼和图书馆所接触到的各种理论的尖锐批判。与眼前这部著作有直接关联的是,我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由塔尔科特·帕森斯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和《社会体系》(1951)向我们这一代人传达的韦伯社会学。我以前的导师、现在的好友贝尔特·霍斯利获(belt hoselitz)以及我的朋友曼宁·纳什(manning nash)等人把这种社会学应用于“第三世界现代化理论”。在读了我的草稿之后,南首·豪厄尔(nancy howed)建议我只谈他们的理论,而不必提到这许多人。我当时这样做了。这一次她劝我在这部著作里也这样做,尤其是涉及到她的地方;但我不太情愿了。

我在上面提到和未提到的著作中一直坚持认为:“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低度发展的发展”。我认为,在这种“低度发展”中,关键性的因素与其归结到当地人民身上或说成是当地的“内在”因素,不如说是“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和功能造成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当时的著作中和以后一段时间的思考中都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诞生的。这就是为什么1970年代初我在智利时写的一部有关该体系发展史的分析性著作使用的书名是《世界积累》。这部著作只写到1789年,因为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迫使我和家人回到我的出生地柏林。

智利政变以前的事件已经促使我跳过两个世纪来考虑当今世界资本积累的经济危机,我把智利政变看作是这种危机的表现。这是我在其后20年间的几部著作和许多文章中的观点。但是,在我的思想里却有一种暗中的怀疑:如果“这个体系”是在1492年诞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所宣称的是从1450年起出现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产生的。在此之前应该有某种东西,可能也是成体系的东西,导致了哥伦布和达·迎马的航海活动,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

我在智利时曾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74)的护片写了一段广告词。我是这样写的:这是“关于一种世界经济早期发展情况的描述;理解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对于恰当评估以后的全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部著作一问世就会成为一部经典。”(它也确实成了经典。)另外两段广告词是由布罗代尔和沃尔夫写的。布罗代尔是这样写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了一个世界经济。但是,他们从未想到的…也正是沃勒斯坦的思想的独到之处:这个整体(这个世界体系)给欧洲历史的这个主题提供了一个新框架,而且,…极其令人信服”。沃尔夫是这样写的:这部著作对于理解世界体系的发展将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将不得不面对这部著作,与它争论,引用它和学习它,这样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确立自己的新起点。”我之所以引述这些广告词,是因为它们对于下面谈到的事态发展太有预见性了。

有些事态的发展是平行的潮流,因为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frank and gills 1993)的前言已经提及,无须在此赘述。但是,我希望至少在这个前言中能够综合地追溯这些情况,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本书的缘起和目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埃里克·沃尔夫撰写《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1982)是想论证这些民族是如何在丧失自己的许多幸福和文化的情况下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因为他的主题是,这些民族是有一种历史的,因此他在这个标题后面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出版商不喜欢这个问号,把它去掉了。出版商永远不喜欢问号,所以迈克尔·巴拉特·布朗(michael barratt brown)的著作(帝国主义之后)(1963)也有同样的遭遇。沃尔夫的编辑斯坦利·霍尔维茨曾邀请我为该书写出版推荐书,但因家事缠身,我只好推辞了。我对这部著作极为赞赏,这不仅因为作者在前言中以沃勒斯坦和我的上述著作为他本人的先驱。在1990年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议上我公开表示对埃里克的敬意。当一个研究者说我的著作对沃尔夫产生了某种重要影响后,我立即指出,埃里克和他的著作早就对我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给我指明了去拉丁美洲的道路:正是埃里克指出,所有这一切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关,在殖民时代已经如此。

事后看,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我被迫拒绝给沃尔夫的著作写推荐书是对的。在阿姆斯特丹,有一次在我家吃饭时,我告诉他,他的这部著作所表现出的“大倒退”使我感到震惊,因为书中说,“资本主义”开始于1800年,而不是开始于他过去曾使我信服的1492年。第二个原因是,自从这次餐桌谈话后,我发现毕竟有更多的理由使人赞同他这部著作中的观点——正如我现在这部著作所显示的。因为如果有“资本主义”这种东西的话(我现在对此表示怀疑),似乎应该像沃尔夫所主张的那样,把它的开端定在自1800年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但是现在我还认为,他和我在沃勒斯坦的著作护封上提到的“世界体系”比我们三人想象的要早得多。但是,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把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称作“资本主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来,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写了《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年一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在这部著作问世的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的专刊专门讨论她阐述自己观点的一篇文章。应编辑的邀请,我写了一篇评论(frank1987)。这促使我回过头来思考我原先“暗中的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阿布一卢格霍德肯定了这种更早的起源,并揭示了她所谓的“13世纪世界体系”。但是,她说,这不过是另一个异样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前身。她接受了沃勒斯坦的说法,即现代世界体系是在1450年以后独立(重新)发明出来的。我在另一篇关于她的著作的评论中发挥了我的主要批评论点(frank 1990b):“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一个新发明,而是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说的至少从1250年就已经存在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如果这个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确定的开端1450年以前已经存在了200年了,那么为什么不会更早一些呢?

在《世界积累,1492年一1789年》的前言中,我引用并发挥了另一个告诫,我称之为费正清第二法则:“绝不要从开端开始。历史研究应该向后推进,而不是向前推进。……要让问题引导着你向后回溯。”这里的“问题”就是“世界体系”的起源及其性质,而它引导着我的历史研究回溯到我能发现证据的最早的时代。如果“这个体系”的开端不是在1800年,也不是在1492年或1450年,甚至不是在五250年,那么很可能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当然,沃勒斯坦从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会说,“长波周期是决定性的”这个道理早已说清,而且已经得到公认。在他看来,这种周期是在以又年以后开始上扬的,但是在1250—1450年间是下落的,以前在1050—1250年间曾经上扬(wallerst。in 1992,1989年以未定稿形式被传阅人作为《评论》的主编,他十分大度地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争论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基于许多理由,包括沃勒斯坦本人提到的这种长周期,我们可能应该把世界体系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时代(frank1990a)。

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早就写了(但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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