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

第三章 货币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转

作者:经济类

自发现美洲以来,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就在逐渐扩大……欧洲大部分都有很大进步…i 东印度是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尤其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贵金属的价值……比欧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一直极为有利,现今仍极为有利。在那里没有什么别的物品能够获得(比贵金属)更好的价钱……因为在中国以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用10盎斯,至多12盎斯白银就能购得1盎斯黄金;在欧洲则需要用14kg15盎斯。……新大陆的白银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相隔遥远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白银的买卖为媒介。

                       亚当·斯密

1.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

自远古时期就有了一个非洲一欧亚范围的金银市场。14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指出:“如果在马格里布和伊夫里基亚发生了货币短缺,那么在斯拉夫人和欧洲基督教国家就不缺少货币。如果在埃及和叙利亚发生了货币短缺,那么在印度和中国就不缺少货币。……这种东西……经常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通过哥伦布及其追随者的航海活动,西班牙人又使加勒比海地区的黄金加入到这个市场中。1545年和1548年在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先后发现银矿,由此美洲白银开始涌入这个市场。这些新增的白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60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对亚洲各个部分产生了影响。例如,在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关于白银的论文中指出,它“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近年来,人们对白银如何周游世界作了概述:

对远东贸易的一般方式是,用开往中国的商船转运欧洲或墨西哥出口的白银,在中国用白银交换黄金和商品,然后把这些东西再输入到印度,用这种收入再购买运回欧洲的货物。

事实上,美洲白银几乎无所不在。从波士顿到哈瓦那,从塞维利亚到安特卫普,从摩尔曼斯克到亚历山大港,从君士坦丁堡到科罗曼德尔,从澳门到广州,从长崎到马尼拉,商人们都使用西班牙比索或里亚尔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这些商人甚至对千里之外的波托西、利马、墨西哥以及印度群岛某些地方铸造的银币的纯度都了如指掌。

因此,“没有人怀疑有一个白银的世界市场。问题在于如何描述它的模式”(flynn1991:337)。亚当·斯密指出:“秘鲁的白银价格…肯定不仅对欧洲银矿出产的白银价格有影响,而且对中国银矿出产的白银价格有某种影响”(〔177611937:168)。他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此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用了64负的篇幅来论述“过去四个世纪的银价变动”,而且还在书中其他章节多处讨论它的影响。

本书第2章概述了全球世界市场的存在和运作。货币、尤其银币是其循环系统中流通的血液,润滑着生产与交换的轴轮。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存储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货币之间的套利兑换性以及它们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性,也使得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场真正地运转起来!

(1)全球大赌场的微观和宏观吸引力

或许我们有必要首先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种货币会在世界各地流动,它在什么时候流到什么地方,为什么在原产地会生产这种货币。我们在后面一节将考察货币周游全球的世界性后果。在第2章里,针对“货币向何处流动,为什么”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在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只要人们想从下一个环节进口,而又没有足够的出口来补偿时,他们就会用货币来对贸易赤字进行“结算’。但是,这种回答至少留下了三个问题没有回答:(1)既然有些人没有足够的出口商品来补偿,他们为什么还要进口商品?(2)为什么另外一些人在出口他们生产的商品时不要其他商品,而要对方用货币来偿付?(3)为什么在原产地会生产这种货币?要知道,生产、运输、保管、铸造和交换这种货币,毕竟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物资以及金钱本身。

最后一个问题最容易回答,而这个答案又能引导着我们回答其他两个问题。人们之所以制造这种货币,是因为它(无论采取白银、黄金、铜、贝壳等等任何形式)当时是、现在依然是与其他东西一样的商品,生产、销售和买卖货币与生产、销售和买卖其他商品一样能够产生利润,甚至更容易,更有利!当然,要想赚取利润,生产、运输等等的成本必须低于预期的销售价格。情况通常如此,除非白银的供给增加得太多或太快,迫使其销售价格跌到生产成本之下。西班牙(美洲)生产者和其他生产者有时也遇到这种情况。这时,他们就不得不寻找技术手段或其他手段来降低生产成本或减少产量和供应量,直至价格重新上升到足以弥补成本的水平。黄金、铜、贝壳、纺织品、食品以及其他各种商品也都是这样。

一旦这种货币被生产出来,它就能够按照一定的利润来出售,它的价格会高一些——相对其他商品而言,无论后者是某种其他形式的货币还是别的什么。因为货币的价格基本上是由当地的和世界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它就会从供给相对较大的地方流到相对较低的地方。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因此,正是私人企业或公共(国家)生产者对利润的追求,使得货币从此地的低价市场流向波地的高价市场,当低价市场在本地,而高价市场在别的地方的时候尤其如此——多么像在周游世界。

这当时是大贸易公司和国家政府的一项业务,而且往往是一项主要业务。当然,这也是银行家、高利贷者的一项主要业务,还往往是商人、消费者、甚至所有人的一项业务。在矿藏丰富的地方,尤其在美洲,白银的供给价格较低,而在越远的地方乃至地球另一面的亚洲,价格越高。这也就是为什么银币主要是绕着地球向东旅行,远抵亚洲。当然,它也向西流动,先跨越太平洋,再从日本跨越中国海。再有,这也是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业务,因为他们在兴旺的亚洲市场上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出售,尤其是由于他们本国的生产不具有竞争能力。除了欧洲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白银之外,亚洲人也不想买欧洲别的东西。

这种货币的套利兑换具有悠久的历史,在美洲被纳入世界经济后不久就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活动。下面我们对此作一些具体的说明。从11世纪到16世纪,在宋代、元代以及明代大部分时期,金属货币的主要流向是,银和钢从中国流向日本,黄金从日本流向中国。由于自16世纪以后供求关系的变化,这种流动基本上发生了逆转,日本成为白银的一个主要出口国,后来又成为铜的重要出口国,同时成为黄金的进口国。在中国,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该世纪中期和末期的1:10(即黄金升值,白银贬值),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yang1952:48)。但是,拿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金银比价通常是比较低的,有时要低出许多,而白银价格则要高出许多。正如全汉界在1969年发表的讨论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论文中所解释的:

从1592年到17世纪初,在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1:5.5到1:7,而西班牙的兑换比价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两倍。

西班牙人佩德罗·德·贝扎早在1609年就注意到这种情况。他指出,二者之间的套汇可以产生75%到80%的利润卜。nglahn1996a:435)。

在16世纪90年代,日本的金银比价是1:10,印度莫卧尔帝国的金银比价是1:9(flynnandgiraldez1994:76)。只要中国的黄金价格比较低,而白银价格又几乎高出一倍,白银就会被吸引到中国去交换黄金,中国就会出口黄金。下文引述的欧洲贸易公司发言人的言论证实,中国是他们的黄金来源之一。众所周知,自16世纪起,葡萄牙与荷兰中间商先后在这种中日贸易中表现得极其活跃,并从中谋取了大量利润和贵金属。1600年前后的一份葡萄牙商业文件显示,在中国沿海的葡属澳门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利润高达45%。

欧洲人用这些利润来支持他们在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地与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贸易。他们的商人和贸易公司,尤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把参与黄金一白银一铜之间的套利活动作为他们在世界范围的商业交易活动的主要和基本内容之一。当然。他们也用这些贵金属来买卖其他各种商品,也与亚洲人一样在亚洲的世界各地进行这些商品的交易。

铜钱是亚洲大部分地区日常使用的最主要、最广泛的通货,但是它逐渐部分地被白银所取代。因此,这里至少有一个三种贵金属并存的世界市场,但这个世界市场实际上主要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上。更确切地说,由于白银的世界供给飞速增长以及白银相对于黄金和铜(以及其他货币商品)的价格的相应下跌,从而使得银本位逐渐地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得以确立。

由于主要产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的世界供给迅速增加,也就导致了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下跌。但是,金银比价在各地因供求关系不同而各不相同。银和铜的比价也是如此——铜主要用于铸造币值较小的钱币。金银铜三种贵金属以及多种贵金属和商品的套利交换扩展到全世界各地。这种套利交换也包括了贝壳、纺织品和其他交换媒介以及贱金属,如铅、锡和铁。

贝壳作为货币在非洲的奴隶贸易中有很大的需求。在印度许多地方,贝壳与“巴达姆”(badam,一种不能吃的波斯硬果)也被民众广泛使用,与铜币争夺地盘。在印度和中国的许多地方,由于开采铜和铸造铜币的成本比开采白银和铸造银币,甚至比开采黄金和铸造金币的成本还要昂贵,因此当铜短缺时或铸币成本太高时,在最偏远的市场上,贝壳就取代了铜币。但是,当非洲奴隶贸易(后来是棕榈油贸易)扩大,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贝壳,流向印度的贝壳就越来越少了。在一些小额交易中,铜币重新取代了贝壳。

实际上,本书中的一些问题也与“低贱”的贝壳相关。西非早就使用贝壳,伊本·巴图塔曾报道它们在14世纪与黄金的交换价值。到17世纪,它们兑换黄金的价值下跌了;可能是由于它们的供给增加得太快,超过了黄金的供给。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把大量的贝壳运到西非。贝壳的兴衰与奴隶贸易的兴衰是同步的。贝壳的生产中心在马尔代夫,印度人和英国人在那里进行买卖。贝壳从马尔代夫运出有两条路线。一是运到孟加拉,一是运到锡兰,然后被当作压舱物分别装上欧洲商船,主要运往英国与荷兰。它们再从英国与荷兰转运到西非和西南非洲,用于购买奴隶。1732年,约翰·巴多门ohnbardot)就指出:

每英担贝壳的价格忽高忽低,完全取决于是否碰上欧洲的几个商业民族……把货物运到几内亚和安哥拉海岸去购买奴隶或其他非洲产品,……也相应地取决于去几内亚的欧洲冒险家是否有机会获得这些贝壳,以及当时在英国或荷兰恰好有多少贝壳。

因此,贝壳的价格不仅反映了欧洲和非洲的供求变化,也反映了最初在出产地马尔代夫岛屿以及在南亚和东亚“消费”地区的供求变化。

另外一个18世纪的观察家抱怨说:“原先用120英担贝壳就能买到一船五六百黑人;但是这种暴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绝不会有用少于12或14英担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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