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

第五章 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作者:经济类

但是,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观、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手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彩,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向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西藏、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彼此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

                  约瑟夫·弗莱彻

在前面几章里对全球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结构作了勾画,但是对它的历时性运动仅仅是点到为止,尚未充分揭示。因此,这一章将运用某些分析方法来研究这种历时性运动,区分各种历时性和周期性的运动。因为,如果确实有一个单个涵盖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它有一个把各地区、各部门联系起来的结构,那么就有理由推断,在某一地区或部门发生的变化应该至少可能在另一个或多个地区或部门产生了反响。我们在第3章看到全球经济的通货流动如何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参与者,甚至影响到最远的角落。再有,我们在第4章看到这种全球经济结构及其进程如何有助于塑造和修正哪怕是“地方性的”制度,如何有助于造就出新的技术来适应环境变化。实际上,不仅体系的一部分能够影响另一部分,而且整个体系的相互关联的结构和运动甚至会影响到每一个部分。

因此,为了解释和理解任何一种地方的或地区的进程,或许也都有必要研究这些进程是如何受到当时其他地方的事件或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同时发生的进程的影响和如何作出回应。正是出于这个想法,我很早以前就呼吁:

无论对经历不同时间的同一件事物的叙述可能多么有用,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的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这种考察和叙述整个历史进程中或整个体系转变过程中的不同事件的同时性的尝试本身——尽管从人们对经验信息和完备理论的要求看,这种尝试在实际涵盖空间和时间时也许千疮百孔——乃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尤其是在今天,这一代人需要对这单一世界的单一历史进程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和理解,为此他们必须重写历史”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在那之后,约瑟夫·弗莱彻发出了更强烈的呼吁,即本章的卷首引语。但是他因过早地亡故而未能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按照他的建议开始去做。再有,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39年就说过,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不是可以摘除的扁桃腺,而是有机体的心搏。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也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世界经济有其自身的周期性心搏。甚至各种散见的证据也显示,这种周期性心搏是共同性的,甚至远至天涯海角,从而构成了另外一个重要证据:那些偏远地区也是单一的世界经济的真正组成部分。

乔治·莫德尔斯基曾经建议:我们应该首先确定这个体系,然后再试图确定其中的各种周期。但是,也许反过来操作效果更好:先确定影响着广大地区的各种周期的同时性,这样也能提供显示这个体系的广度和边界的主要证据。我在论证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的周期时就是这样做的(frank1993a)。在论证现代世界体系时,为了达到这种结果,应该而且也能够发现和分析更多的证据。遗憾的是,只有很少的历史学家不辞辛苦地去发现证据来证明各种周期是否和如何超越所谓的各种世界经济体的界线而相互重合。但是,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现在采用这种办法来确定世界体系的各种联系和范围。这样做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若干个世界经济体是否真的构成了一个世界经济——几乎很少有历史学家曾经想过它的存在!还是让我们来在黑暗中摸索一下,对这种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弗莱彻的术语)作些探索,看看它可能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投下什么样的光亮。

1.同时性不是巧合

我们先把目光放大到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前的一段时间,简略地考察一下沃勒斯坦(1992:587)对1250年一1450年欧洲范围的周期性衰落的论述。其论述方式“是那些论述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学者明确阐释和普遍赞同的”。布罗代尔在对这同一时期的考察中强调13世纪末香按地区市场的衰落。他说:

这些时间也与一系列危机恰好重合,这些危机虽然持续时间不等,对当时从佛罗伦萨到伦敦的整个欧洲的影响程度不等,但是与黑死病一起宣告了14世纪大衰退的到教。

但是,这种衰落仅局限于欧洲吗?否!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以及吉尔斯和我(1992;另参见frankandgills1993)探讨了它在整个非洲一欧亚大陆的反响——这种衰落导致了本书探讨的这个时期。再有,印度历史学家乔杜里也谈到布罗代尔把13世纪和14世纪柬埔寨的衰落归因于生态变化,并且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也在同一时期荒芜了。他还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锡兰在大约1236年后突然的灾难性毁灭?首先,我们可以指出,僧伽罗人的衰退不是独一无二的。从13世纪20年代到14世纪50年代是亚洲许多社会陷入深刻危机的一个时期。…毫无疑义,在印度洋的各个地区都发生了……几乎毁灭性的人口灾难。…这些事件难道都是巧合吗?

我们再进入到本书研究的这个时期。琳达·达林在考察奥斯曼帝国与另外一些地区的事件时写道:“我们应该把在这些不同国家同时发生的这些潮流当作进行新的研究和概括的一个出发点。这些事件很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表面相似,而是具有结构上的联系。”

与之相似的是,斯廷斯加尔德在谈到整个欧亚大陆时说:把16世纪遍及欧亚大陆的金融动荡说成是一种巧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能发现的相互联系是金银存量的增加以及与之伴随的金银在欧亚大陆的不平衡流城

斯廷斯加尔德还指出,贝利(c.a.bayly)也发现“东半球大部分地区的历史学明显地出现相似的模式,而作者们往往并不知情,否则就能够帮助他们分辨出这种超出欧洲帝国的18世纪危机的原因”(steensgaard1990c:22,转引贝利的话。但没有注明出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塔尔。阿里认为;

难道所有这些现象都纯属巧合吗?在我看来,肯定同一命这恰恰在同一时间征服了印度和伊斯兰的广大世见但又归因于各个地区的完全不同的(或者说各种混杂的)因素,这似乎有些强辞夺理。即使我们的探索最终一无所获,我们也应该看一看是否能发现造成这些稳定程度不等的帝国统统瓦解的某些共同因素。(ah1975:386)

第6章将讨论为什么阿里认为这些现象不是巧合,我的解释是什么,与阿里的解释有何不同。我还将考察“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的原因和后果。不过,在考虑这个重大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为此奠定一个基础,先来探究乔杜里、斯廷斯加尔德、达林和阿里提出的上述问题和建议。在利用弗莱彻提出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时,他们还能成为我们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向导。

近年来,有些学者在横向整合的历史方面进行了创新的尝试,其中包括戈德斯通(1991a,b),一些研究“17世纪危机”的学者,研究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马克·梅茨勒(199),吉尔斯和我(frankandgills1993)。下面我们对其中一些尝试作一简略的评述。

2.研究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1)人口一结构分析

戈德斯通(1991)的“人口一结构”分析是沿着这个方向所作的一个创新尝试。他考察了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几个时期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尤其是17世纪40年代中国明代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政府崩溃或内乱。他证明在整个欧亚地区有一种普遍的和重复的周期共振,但是他的人口一结构分析几乎没有涉及国际进程,而是仅限于“民族的”周期性经济进程和其他经济进程,他还特别否定任何世界范围的通货流动进程。戈德斯通解释说:

我的基本结论极其简洁。这就是,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中国和中东的周期性的政府崩溃乃是一个基本进程的结果。……最主要的趋势是,在相对固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背景下,人口增长导致了物价变动、资源转移以及农业一官僚制国家难以应付的社会需求的增加。

与其他一些批评者不同,我认为戈德斯通的长时段人口一结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至少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探讨,但是,他把‘17世纪危机”普遍化的说法则需要商榷。我曾写过肯定的书评(1993b),下面还会谈到我的一些批评意见。我对他否定短时段的货币因素的说法提出质疑,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完全能够配合甚至强化他所分析的长时段的结构一人口因素。

(2)有一个“17世纪危机”吗?

人们对所谓的“17世纪危机”作了大量的思考、讨论,也作了某些分析。有许多著作都论述了它在欧洲的情况或起源。关于“危机”的准确起迄时间,它是否超出大西洋经济体的范围,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是否可能与一个“小冰河时期”有关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个危机包括根食歉收和饥荒、扶病机、以及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有证据显示,在从1620年到1690年的17世纪的70多年间,在某些时候——但不总是同样的时候——在欧亚的许多地方,尤其在日本、中国、东南亚、中亚和奥斯曼帝国发生了气候、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危机。

另外,戈德斯通(1991a)准确地指出,在16世纪,人口急剧增长,但粮食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增长,结果至少在明代中国(164年)、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结构危机和政治动乱,甚至导致政治崩溃的局面。在欧洲,整个地中海地区,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衰落了。

在此有必要重新考察“17世纪危机”是否具有世界性,尤其是否包括亚洲在内,是否真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至少是否长达半个世纪。换言之,“危机”是否基本上局限于欧洲(但是,尼德兰此时却在经历“黄金时代”)以及其他某些地区;亚洲的危机有多长时间,是什么性质?这些问题及其答案对于我们的研究之所以十分重要,有如下原因。首先,任何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都必须考察这个时期,不仅是进行一个重要的个案研究,而且也因为它能揭示什么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在世界各地起作用。如果危机真的是全球性的,要么是因为世界性周期的下降‘b”阶段(康德拉捷夫的术语)在起作用,要么是或者同时是因为像许多人所主张的那样,欧洲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力,能够把世界其他地区一起拉下水。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亚洲有这种危机,那也就意味着欧洲的事件还没有这种足以影响世界经济的分量,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17世纪的世界危机。

这个问题的论证对于我们研究之所以十分重要,另一个原因是,这将使我们能够在下一章里考察1400年从亚洲开始的和1450年从欧洲开始的“a”阶段上升持续了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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