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

第六章 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

作者:经济类

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

保罗·科斯特洛(1964:213,8-9,215)这一章考察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能够(暂时地)胜出。在这一章里将提供两个答案,并对这两个答案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一个答案是,亚洲人变得衰弱了,另一个答案是,欧洲人变得强大了。这听起来好像是陈词滥调,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是什么使亚洲人变得虚弱,是什么使欧洲人变得强大,是什么把这两个过程联系在一起。另外,这个问题和答案本身也不是什么陈词滥调,因为其他各种“解释”实际上都基于某种假设或论断:亚洲原来是而且被认为始终是“传统的”(社会)。这些“解释”还宣称,欧洲先是凭借自身力量使自身“现代化”,从而脱颖而出,然后又慷慨地把这种“现代化”送给亚洲和其他地区。由于西方的这种“示范作用”,有些地区自愿地接受了这种“文明”和“进步”的赠予。另外一些地区则不得不接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这种礼物。据说,其他的亚洲人,更不用说非洲人、拉丁美洲人甚至某些欧洲人(以及少数北美洲人)因浸润于他们的传统而衰弱。

前面几章的论证已经显示:亚洲人并不比欧洲人更“传统”,实际上远不如欧洲人那么“传统”。而且正如我们下面要论证的,欧洲人本身没有任何创造,更不谈不上靠自身力量搞”现代化”了。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推翻了鼓吹“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的人文科学。它们实际上发生了交汇,但根本不是以欧洲中心论所谓的方式。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交汇?

我在前面几章里试图逐渐搭起一个脚手架,目的就是基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运动来建构一个初步的答案。第2章勾画了全球经济的生产和贸易轮廓以及地区间联系。第3章考察了金钱是如何在世界流通体系中运行并刺激世界旋转的。第4章考察了随之产生的世界人口和经济总量、技术性质和制度机制,并且考察了亚洲几个地区是如何维持、甚至加强了它们在全球的优势。第5章提出了一种全球宏观历史分析的方法,借助这种方法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各种事件和进程往往与共同的经济周期相关联。

这一章将要探讨1400-18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否与如何转变为自身的劣势和西方的优势。这种转换的发生也许是由某些世界经济联系和某种机制造成的,至少是由它们创造了条件,第5章对这些联系和机制作了探讨:自1400年开始的长期扩张周期(或者说“a”阶段)似乎持续到18世纪,但是从那以后转入衰落的“b”阶段,至少对于亚洲来说是这种情况。世界经济的周期,尤其是世界经济的危机既产生了危险,又造成了机遇——正如中文里“危机”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因为各个经济部门和地区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和角色不同,它们在危机时的情况也不同。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前几章得出的结论和建构的脚手架来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的原因与后果了。这一章分成4节:(1)是否有一种长达几个世纪的世界经济“滑行”周期——在亚洲该周期的扩张的“a”阶段转入收缩的“b”阶段?(2)亚洲的“衰落”是什么时候与如何表现出来的?(3)欧洲和西方是如何“兴起”的?(4)这种衰落和兴起是如何通过全球与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生态运动而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联系起来的?

1.是否有一个长周期的滑行轨道?

我们在第5章说到,普遍的“17世纪危机”是不存在的,自1400年起从亚洲开始的长期全球经济扩张至少持续到18世纪中期。这个结论使我们可以按照吉尔斯和我提出的五百年长周期而进人到近代早期。写作本书的最初动力之一就是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承认早在1500年以前就存在着一个具有“a/b”交替阶段的长周期的古老世界体系(frankandgills1993),那么这对于沃勒斯坦的1500年以后的“现代世界体系”意味着什么?在这些周期中,每一个扩张的“a”阶段之后都会出现一个收缩的“b”阶段,每个阶段都持续两到三个世纪。我们经过追溯、辨认和确定,发现自公元前对机年以来非洲一欧亚大部分地区共同经历着这种周期性演变,后来又把这种时间推前到公元前3000年(frank1993a)。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长周期是否持续到近代早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会产生什么后果?

在此我们不想回顾这些长周期的整个历史,但是需要指出,公元1000—1050年到1250—1300年是一个新的重要扩张时期。在那个时期,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1983)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把他们所考察的从公元930年开始的大约50年一循环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最初4个周期都放在中国。沃勒斯坦(1992:586-588)也指出:“在各种有关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论著中已经清晰地论述并广泛地接受了扩张与收缩的模式。……例如,1050-1250年是欧洲扩张时期(十字军、殖民运动)。……1250-1450年的‘危机’或大收缩也包括了黑死病。”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认为,这个最后阶段的第一个百年,即1250-1350年,是第一个扩张时期,从1300年以后则是收缩时期。她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她对整个非洲一欧亚地区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分析。吉尔斯和我(1992,1993)则考察了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经济/体系中直到1250年前后的扩张的“a’阶段和直到1450年前后的收缩的“b”阶段。

吉尔斯和我(1992)把1450年前后定为又一个新的“a”阶段的开端,这或许很接近沃勒斯坦问974)对欧洲的世界一经济的分析。拉维·帕拉特和沃勒斯坦(1990)把1400年定为印度一次大扩张的开端,而当时我们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现在再来回顾世界经济,这次扩张确实是从1400年开始的,但不仅在印度如此,而且在东南亚也如此,很可能在中国也如此。

在世界经济边缘的西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活动,以及热那亚人通过地中海向西进入大西洋的扩张活动,都是这次世界经济扩张的次要组成部分。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复地运动”以及伊比利亚人深入大西洋的创举也都如此。他们先是抵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接着又沿西非海岸绕行。伊比利亚人的这次扩张又为寻找和发现一条通往金银遍地的东亚的航路奠定了基础。伊比利亚人沿着两条路线航行,一条是向西的环球航行,穿越大西洋,然后或者经由霍恩角和巴拿马,或者经由墨西哥,再跨越太平洋,另一条路线是向东沿非洲海岸、绕好望角到东方。后一条路线不仅比较短,而且能够更快更多地分沾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沿岸地区的财富。只是在发现了美洲的金银财富之后,向西航行才变得有利可图。这一发现使欧洲人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在亚洲支配的全球赌场中下赌注。另外,首先和主要是亚洲经济从1400年起再次扩大了商业活动和实现繁荣。

问题是,上述的长周期中的这个扩张的“a”阶段持续到什么时候?当我们把这种周期运动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时,我们实际上停在1450年,“暂时接受’其他学者所描述的自那时开始的周期运动的“基本轮廓”。

博斯沃思(1995:224)在根据城市发展资料修改自己过去对这个周期及其阶段的起迄时间的研究结论时写道:“吉尔斯和弗兰克似乎过早地听到长时段周期的丧钟……转而投身于较短的康德拉捷夫波动(如果这确实是他们的立场)。这两个现象……并不一定是互不相容的。”的确,那实际上可能是我们的实用立场,但在理论上我们也考虑到这两种周期在原则上是互相包容的。这实际上就是前面第5章讨论“通货分析与1640年的危机”时的主旨,尽管我还没有论述在一个长周期阶段里如何包容若干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请参见第5章对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的观点的评述)。

但是,更值得考察的问题是,这个(可能的)“a”阶段持续了多长时间。回答是,至少持续到1750年。博斯沃思也根据他的城市发展资料提出类似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资料也“肯定”了有一个较长的“a”阶段的观点:由于有一个16世纪的下降曲线,对于全部25个世界最大城市来说,长周期并不完全适用;但是,“东亚的相对城市等级(反映了25个大城市中东亚最大城市的发展)直到1650年前后一直很高,在那以后,它才与欧洲一大西洋城市体系的发展速度同步。这种“蹒跚”状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bosworth1995:221-222)。在他的表8.4中,东亚和欧洲一大西洋城市的相对城市等级曲线直到1825年才相交,此时亚洲的经济政治力量都衰落式微了。1850年,伦敦取代北京,成为世界最大城市。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罗兹·墨菲(1977)也把东方衰落与西方兴起的交叉点定在1815年前后。

因此,这再次表明,这个(迄今最后一个)世界经济长周期的扩张阶段——至少在亚洲——持续了三个多世纪之久,即从15世纪开始,贯穿整个17世纪,至少直到18世纪前半期,甚至到18世纪末。前面所考察的17世纪的证据也支持这种从1400-1450年开始,贯穿整个问世纪,至少直到18世纪初的“延长的16世纪”的扩张的概念。另外,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生产的大扩张和人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亚洲,而欧洲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赶上来。两地的经济扩张都是由于欧洲人带来美洲金钱而刺激起来的。从世界历史的现实与发展的角度看,正是(完全是)因为有了美洲金钱,欧洲人才扩大了对世界经济中这种以亚洲为主的生产扩张的参与。另外,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当时世界经济中最强大、最活跃的部分一直是在中国和印度。

因此,我认为,这两个以及亚洲其他重要经济体曾经具有。而且继续具有一种长周期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在达到其扩张的“a’阶段的最高转折点后转入收缩的“b”阶段。另外,这些亚洲经济体之间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一旦扩张或收缩发生时,它们几乎同时经历这种扩张和收缩的阶段,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此也无须惊讶。但是,这些亚洲经济体不仅彼此相互关联,而且都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可以推测,这个统一的全球经济具有自身的长期发展周期。这里要论证的是,在1750—1800年,尤其对于亚洲最核心的经济体来说,大约自1400年开始的这种长周期的上升“a”阶段达到了最高转折点,转向继之而来的长时间的“b”阶段。另外,正如我在以前(1978a)和第5章里所证明的,1762年到1790年是较短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一个“b”阶段。

长期扩张的“a”阶段在18世纪晚期的亚洲走到尽头,随后是(周期性的?)衰落。这使当时还处于边缘的西方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改善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和绝对地位。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西方才能进一步进入一个(暂时的?)主宰时期。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类比的局势: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也是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所谓“新工业化经济体”得以兴起。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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