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

第七章 历史研究的结论和理论上的意义

作者:经济类

宏观历史学家……关注千百万人生活的大规模变迁——其中有些变化是同时代的文献资料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提出与回答问题支配着宏观历史学家所能发现的东西……(而且)使宏观历史学具有意义。……通过提出与人类交互行动的地理范围相吻合的问题……就会从过去中提炼出真正的模式,而这些模式是只对世界某一部分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所捕捉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真实会随着历史考察范围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方面。

                     威廉·麦克尼尔

现在应该对我们的研究做出一些结论,并指出其中的某些理论意义。我们比较容易根据本书的论证得出一个结论:一些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命题或假定不能得到史料的支持。但是,开始寻找出这种论证对于建立另外的理论命题的意义,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的结论会造成双重的打击。否定这些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命题的史料十分丰富,而且极其全面,因此会从实证方面完全推翻这些命题。但是,这些命题构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因此,揭示出这些命题本身就经不起检验这一事实,也就摧毁了这种理论的历史实证基础。因此,这种“理论”就会暴露出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的面目。由于这种意识形态一直被用于“辩护”和支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证明这些命题的虚假性也就会使这个欧洲中心论是帝赤躶躶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最后一章,我们将一件件地剥掉这个欧洲中心论皇帝的外衣。结论的理论意义至少也是双重的。一个意义是,我们需要建构更符合实际证据的新社会理论。另一个相关的意义是,我们在建构这种理论时至少应部分地通过分析历史证据而进行归纳。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历史证据可能对于另外一种更现实的社会理论有什么意义。但是,在此我们只能先来探讨它对于建构一个更整体性的全球社会理论的意义。反对进行这种考察和探讨的人可能会指责说,这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就算是这样吧。1.历史研究的结论:欧洲中心论皇帝没穿衣服

(1)亚细亚生产方式

佩里·安德森(1974:548)主张给“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举行一个它理应得到的体面葬礼”。他是太温文尔雅了,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甚至几乎不值得他这样礼遇。我们无须深入考察这个概念的争议史就能明白,它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无稽之谈。我说“从一开始”,是因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发明出来之前,世人就已经知道真实的世界根本不是那样的。本书中援引的各种言论证明,甚至在欧洲人们也知道埃及、西亚、南亚和东亚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进展。1776年,亚当·斯密证明,根据各种报道,中国和印度甚至在技术方面也领先于欧洲。那么他为什么还说中国似乎在五个世纪里没有变化?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就意味着中国早就如此发达,欧洲甚至发展了五个世纪还追不上。实际上,中国当时还要更发达,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它的经济还在扩张和发展。亚洲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我们已经指出,亚洲根本没有“停滞”,人口、生产和贸易都在迅速扩张;经济和金融制度促成或至少允许这种扩张。

因此,马克思把中国描绘成“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是绝对没有事实依据的。他所谓的流行于印度、波斯、埃及等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也是如此。正如蒂贝布(1990)尖锐地指出的,这不过是“涂成红颜色的东方学”。马克思主张:“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种说法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或科学依据。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代。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阶段性转变的概念,无论这种转变是“社会的”还是世界范围的,不过是转移人们对真实历史进程的注意力,而真实的历史进程是世界范围的,但在横向上是整体性的,在纵向上是周期性的。

遗憾的是,“马克思所做的亚洲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整个分析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通过这种分析建构自己的资本主义理论”(brook 1989:6)。“东方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观念:与西方社会不同,伊斯兰(及其他东方)文明是静止的,是被自身的神圣习俗、道德法规和宗教律令封闭起来的”(turne 1986:6)。因此,马克思的整个“资本主义理论”有两方面的致命缺陷,一方面是他l欧洲中心论制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寓言,另一方面是同样欧洲中心论的断言:欧洲是不一样的,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应该从那里起源。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更谈不上是因为任何所谓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历史进程是世界范围的,囊括了全世界,也包括欧洲。

在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主编的《奥斯曼帝国与世界经济冲,她与几位撰稿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进行了另外一种严肃的理论和实证批判。该书显示,无论是牵强附会地论证这个武断的概念,还是逃避这个概念,这些盲从的、甚至反叛的努力都不能帮助和扩展撰稿者对史料的分析,而是会阻碍和扭曲扭这种分析。她的这部著作还生动地显示,不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及沃勒斯坦的以欧洲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概念、奥斯曼帝国或亚洲其他地区‘被并入”该体系的观念,对人们的思想有多大的束缚。

(2)欧洲特殊论

基于六个相关的理由,我们必须驳斥这种所谓的欧洲特殊论。

首先,亚非东方学和欧洲特殊论的各种论点从经验和描述上歪曲了亚洲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正如我们对亚洲参与世界经济情况的考察所表明的,不仅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而且那些所谓的亚洲非理性和反对追逐利润的特征以及前商业和产业资本主义特征的种种说法,都是不着边际的天的放矢。历史上,亚非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及相关制度不仅达到了欧洲标准。而且在1400年时超过了欧洲,在1750年时依然超过欧洲,甚至到1800年还高于欧洲。

其次,从1400年到至少1600年的几个世纪里,甚至更早的时间,欧洲毫无‘特深’之处可言,除非说欧洲在地图上占有“格外”边缘性限遥远的半岛&置,因而也相应地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它由此而具有了某种“落后的优势”(gerschenkron 1962)。正如霍奇森(199)在40年前就警告过的和布劳特(1993a,1997)近年所明确论证的,那些所谓欧洲“优越”的特殊论没有一种经得起欧洲的史实还是其他地方的史实的检验。因此,从马克思、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几乎所有公认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也都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曲解了欧洲参与世界经济的活动和欧洲经济发展中的真正关键因素。他们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无论带有什么政治色彩或政治意图,也都与托尼、汤因比、波拉尼、帕森斯和罗斯托的历史研究与社会理论一样,没有他们所宣称的那种历史依据。正如亚洲不是死气沉沉、墨守成规的,欧洲也不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自己举起来的。

第三,这种比较方法本身不仅缺乏充分的整体意识,而且在具体研究上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最糟的情况是,武断地把某些“特征”宣布为根本性的(对于什么是根本性的?),而且是别的地方都没有,只有欧洲有。马克思的分析也属于这些有致命缺陷的分析之列。最好的情况是,西方的学者(遗憾的是也包括一些来自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学者)把“西方的”文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地理、气候等方面的“特征”——总之,种族“特征”——与“东方的”相应“特征”加以比较,发现按照这种或那种(欧洲中心论的)标准,后者总是缺少什么。在经典作家中,韦伯在比较这些因素方面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的“神圣习俗、道德法规和宗教律令”的观点作了精细的修饰。他的许多追随者进一步用更具体的描述丰富了这种比较研究。即使这些比较在经验上是准确的——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大多并不准确——它们也还是有两大弱点:一是如何解释被比较的所谓重要因素;另一缺陷是为什么首先——和最终——要比较这些特征或因素。究竟挑选哪些特征或因素来加以比较,是基于一个明确的或不言而喻的先验决定:欧洲的特征是重要的、独特的,因此也是值得与其他地方的特征进行比较的。我们下面将依次考察这些决定与不言而喻的选择。

第四,有一种有时明确、但更经常是不言而喻的假定:生产。积累、交换和分配等等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及其功能运作,是由“传统的”历史遗产和当地的、民族的或地区的发展决定的。这种“分析”甚至从未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些因素是该地、该民族或该地区对参与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和进程所作出的回应。但是,正如我们所坚持和论证的,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各地的积累、生产、分配以及它们的制度形式实际上是适应和反映它们共同的相互依存关系。诸如霍尔木兹和马六甲这样的商品集散中心以及其他大多数港口和陆路中心的制度形式和活力当然取决于它们扩大还是缩小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但是,在它们身后进行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内地也是如此。我对1520-1630年墨西哥农业的研究就显示,招募和组织劳动力的一系列制度形式乃是当地对世界经济周期变动所作出的回应(fran 1979)。在本书第2.3、4章,我们已经看到孟加拉边疆(eaton 1993)、中国南方(marks 1997a)、东南亚(lieberman1995)和奥斯曼帝国(islamoglu-inan 1987)类似的制度调适和发展。甚至相关的“文明”或“文化”的变量也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或独立性,因为它们本身也是由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与进程衍生出来的,并且依附于这种经济结构与进程。那些主要从当地、民族或地区的所谓文化因素或阶级因素来说明或解释当地的发展的尝试都是坐井观天。它们忽视了最基本的世界经济海洋的变化,而当地的变化往往只是表面的波浪和现象。总之,仅仅和主要基于当地原有条件来说明当地的发展特征和因素,而不考虑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功能,只会导致忽视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因此,我的第五点反驳是,即使是最好的比较研究也违背了整体主义的基本要求,因为它们没有研究全球整体和世界经济/体系,不是从全球整体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引申出需要比较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关于这种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作和转变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分析,因为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作和转变塑造了那些制度形式本身。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土耳其杂志《metu》1995年专门讨论研究欧洲史的新方法。这一期杂志可以成为一个生动的反例。该期杂志刊登了约翰·霍尔的倍于“西方的兴起”的理论解释》以及一组土耳其学者的评论。霍尔(1995:231-232)承认自己“颇为得意”,因为自己“能够(对西方的兴起)提出一个全新的说明”,“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决马克斯·韦伯的问题”。他首先考察了中国,并简略地提到伊斯兰世界和信奉印度教与佛教的印度。他还是像原先(hall 1985)那样,强调这些地区相对于欧洲的短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不发展是因为帝国制度,印度是因为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伊斯兰世界是因为游牧民族的部落文化;这些地区都没有欧洲的那种独特的国家与国际体系。这样,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第七章 历史研究的结论和理论上的意义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白银资本》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