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英译者序

作者:经济类

大约五年前,当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作品在德国出版并广泛流行的时候,《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就本书当时在德国所发生的有利于采行保护贸易政策的巨大影响,及时地写了一篇评论。

最初引起我对李斯特著作的注意的,就是他的经济学说这种在实际影响上的确凿现象。经仔细阅读了他的著作以后,使我感到有译述这本书的必要,这是为了让英国读者有机会自己来判断李斯特的说法是否正确,论据是否可靠。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历史、理论、学派和国家经济政策。应当注意到,所有这一些都是在1844年以前写的,尤其是其中第四部分所说的一些政治情况与商业政策,大部分现已不复存在。当时英国所施行的谷物法、航海条例及一般保护税制还波有取消,德国工业还处于幼稚状态,德国各联邦的关税也比较轻微,英国仍然能够供应它们所需工业品的大部分。

因此乍看起来,把叙述与四十年以前情况特别有关的一本书放在今天读者的面前,这似乎是一个时代错误。但是李斯特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我们当可看到,这些原理所以在今天还值得加以考虑,其因具有特别有力的两个理由。首先,我们很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些论点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其次,这些论点对保护制度原则提供了确定的科学基础,虽然在英语殖民地奉行着这个原则,在英国有不少事业经营者和商业经济学者信守着这个原则,但迄今为止,英国作家对于这一原则的阐述还只是局部的,不够完整的。

我们看到李斯特学说的基本概念,是农产品和原料的自由输入,辅之以本国工业对抗外国竞争时有效的、但不过分的保护(借助于关税)。按照他的见解;要支持本国农产品及原料的生产,最有效的办法是使在这样保护下的繁荣的工业继续存在。由此可见,他所提倡的制度,一方面与英国所采行的片面自由贸易下无条件自由输入的制度不同,另一方面与俾斯麦首相目前所显然赞同的对食物、原料以及工业品输入一概征收保护关税的制度也有所不同。

李斯特对于他所认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及其信从者(英国的和外国的)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两者之间实际上划分了清楚的界线;他竭力拥护“国家”政策,反对“世界贸易”政策,后一政策虽已由英国采行了将近四十年,但实际上还没有博得任何其他文明国家的好感。

李斯特当反对他所认为有害的谬论世界主义学说时,对于英国在当时所享有的商业优势,有时去加以严厉抨击。但他绝不是英国的敌人,实际上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衷心赞赏,热烈主张英德两国结成联盟。“英国和德国,”他说,“在东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而英国为了密谋反对德国关税同盟,反对德国在商业上、经济上的进展,以致为了次要的贸易利益而牺牲了最高政治目标,对于这种目光短浅的商店主政策,它将来是一定要感到后悔的。”他还写了一篇简短而有力的论文《关于英德联盟的价值及其必要性》,向英国政府和普鲁土政府有所建议。

我翻译这本书时力求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关于原作的一些繁冗之处既没有试图有所节略,对于原作的风格也没有擅自有所改动,原文中用斜体或大写来加重语气的地方也悉仍旧贯。有些人对李斯特论断为一部分或全部是准备接受的,这些人在我们国家或者还不在少数,他们是一定喜欢将他的学说和论据不加修饰,不加窜改,照原样表达的;有些人是反对他的学说的,他们大概也是愿意看到这位德国关税同盟的有智力的创导者对世界表达他的意见时所用文字的本来面目的。

                    劳埃德, 1885年。

著者自序节录

我对于一般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真实性曾有所怀疑,对于在我看来的错误以及发生这类错误的根本原因拟加以探讨;自从怀有这一企图以未,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三年以上的时间。我的职务(教授职务)使我有了担任这一工作的动机;反对意见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一事实却更加促使我要把这个工作深入一步。

与我同时代的德国人当不会忘记德国的幸福生活于1818年已经衰退到了什么程度。我为了做好准备,对于政治经济学作了研究。关于在这个问题上前人所想过和写过的东西,我使我自己有了与别人一样的充分了解,但是把这门科学就按照它目前形态来教导青年,这样的做法我不能满足;要提高德国文化、生活和权力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我希望能把这个教给他们。流行学派所告诉我们的是自由贸易原则。当考虑到法国取消各省间的关税,考虑到三个王国处于大不列颠一个政府之下的情况时;这个原则显得是与常识相调和一致的,也是被经验所证明了的。但是拿破仑大陆制度的非常有利效果以及这一制度取消以后的危害现象都是近来的、活生生的事实,这一切都不容忽视;这些与我以前凭观察所得的认识都好象是直接矛盾的。我想肯定一下这个矛盾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当我这样思考时,我想到了一个念头——流行理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当一切国家都象在上述各州各省一样的情况下遵守着自由贸易原则时,这个理论才有其正确性。这就使我要考虑到国家的性质。我所发觉的是流行学派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采用统一的对外商业政策,由此来努力达到别的国家凭了它们的商业政策在工商业发展上所达到的标准。

1819年,弥漫于整个德国的是有关政治新制度的种种方略与策划。君主和臣属,贵族和平民政府官吏和学者,他们所忙着的都是这件事。德国就象遭过了一次战争破坏以后的一座家园,以前的家主回来了,一切都想重新动手布置起来。有些人一切都想率由旧章,甚至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主张照原样不动;有些人想全部更新,彻底改用现代装备;还有一些人则常识与经验两者并重,希望走中间路线,使过去的主张与现在的需要相配合。到处是意见上的矛盾和冲突,到处是以促进国计民生为宗旨的团体和组织。国会宪法本身就是草创的,是在仓猝中拟就的,多数有知识、有思虑的政治家都认为这只是一个粗具规模的雏型,此后可望逐渐加以改进。宪法中有一条(第十九条)显然为建立国家商业制度留下了余地。我认为这一条为我们祖国今后工商企的繁荣提供了一个基础,由此就起了这样一个念头,要想粗饿一个德国工商业协会,目的在于取消我们的国内关税,使德国全国能采用统一的商业政策。这个协会最初怎样生试,怎样导使开明的、胸怀磊落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统治者采取一致行动,随后又怎样建成了德国关税同盟,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顾问,使我处于很困难的地位。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来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竭尽所能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理论以及德国学者们的见解原来是站在他们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说话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在这一场斗争中,双方所拥有的武器显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经过细致加工、彻底条理化的一套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学术团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刚情形截然不同,它没有线,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

在势难避免的日常辩难的进行中,使我认识到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区别,认识到流行学派从资本这一名词所引起的错误的论证方向。我看到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之间的差异。由此发现了这个学派论证错误的症结所在;它以那些只能适用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理由为依据,借此来证明工业品自由贸易的正确。我由此对于分工原则获得了进一步的完整理解,看到了这个原则对整个国家来说可以适应到什么程度。后来一个时期,我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法国和英国去游历,想从在这些国家实际情况的考察中,想从书本里,随处吸取教训。随后我又访问了美国,这个时候我撇开了一切书本,这些书本是只会把我引入迷途的。在那块新大陆上,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在那里我们

到,一片荒野会发展成为富强的国家;在欧洲需要几百年才能看到的进步,在那里这样的进步过程就展现在我们眼前——由纯粹狩猎生活进而饲养家畜,进而从事农业,进而经营工业和商业。在那里可以看到地租由零点进而成为巨大收入的逐步增长过程。在那里一个朴素的农民对于农业如何改进、地租如何增长所懂得的,实际上要比旧世界中观察力最深刻的学者多得多;他会把工业家和技工吸引到他的身旁。运输工具的重要以及这一点对于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影响,在那里再没有比别的地区能够看得更清楚的了。

我认真地、勤勤恳恳地学习了那个现实生活的书本,同我以前研究、经验和思考的结果作了比较。

结果是(那是我所想望的)提出了一个学说体系;这个体系,不管它可能还显得怎样地不够完整,却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它提供了使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手段,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为每一个有教育的入所理解。政治经济这门科学,过去由于学者们的过分夸张,由于其间的矛盾百出,由于名词使用的全不正确,人类的正常意识曾被它所迷惑。

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我曾一度有些迟疑不决,是否应将我的学说体系称作自然体系政治经济学,有一位朋友从旁劝阻,他说有些粗心大意的读者对这个名称难免要发生误解,认为我这本书所说的只是变相的重农主义。

流行学派对我曾加以诽谤,说我所想望的只是恢复所谓重商主义。但是读这本书的人会看到,在我的理论中对于那个备受责难的重商主义体系只是采纳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它的谬误之处则一概摒弃;就是关于所采取的那些有价值部分,采取时的依据也与所谓重商主义学派完全不同,是以历史与事物本质为依据的;我又就那些来源中关于世界主义学派所一再竭力主张的论点初次作了驳斥,关于那些以空洞的世界主义、意带双关的名词的使用以及不合逻辑的论证为依据的一系列推论,初次加以揭露。

这里对于各个作家或整个学派的意见和著作加以驳斥时,如果所使用的言词有时显得过于激烈,那么要晓得这并非出于个人的狂妄夸谩。我认为我所驳斥的一些见解是有害于公众福利的,因此必须加以严厉的抨吉。而且声望卓著的作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比声望较差的更大,因此对于这些人的驳斥就不能不更加严厉。

各方对于我的批评有些是耿直的,并不是轻率的,例如关于论证时要点叙述的重复,对这方面的批评我应作一些解释。凡是研究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这门科学里,所有各个论点总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与其听任某一点含混过去,不如把它重复十次,这比避免重复的办法要好得多。我没有仿照时下的风气多所引证。但是可以说,我所读到的多于我所引证的何止百倍。

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深切感到,在我的作品里可能发现许多缺点;不仅如此,就是让我自己现在来重写一遍,有许多地方也许还可以写得好些。我唯一感到高兴的是,情形尽管是这样,在这本书里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东西是新的,是千真万确的,而且特别对于我的祖国,德国,多少是有些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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