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11、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

作者:经济类

l.e.戴维斯

d.c.诺斯

引言

如前所述,技术和结构的外在变迁的来源如能被利用,它将能导致一个更大的总收入,当然它也可能给参加利用活动的行动团体带来更大的收入。此外,我们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二章还认为,如果个人(或团体)发现了一种利用(甚或创造)变迁的方式,那么,“政治游戏规则”的一种变迁可能会允许他(或团体)以另一个人(或团体脑受损为代价来增加他的收入。如果这类“利润的增加”能在现存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那么,由此所致的较少的问题和对更高收入的期望将会诱致他们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利用这些变迁机会。在这种情形下,现有的假定制度环境不变的理论是适用的,但是,如果收入的增加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得以实现,现有的理论就很少是有用的了。

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的制度安排)的形成,仅仅断言在收入变动与安排创新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关系就差不多已经取得了有意义的一步,然而,我们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理论能有助于预测(或解释)这些新的或更替性安排的形成。这一理论尤其要能预测新的制度安排的水平(个人的、自愿合作团体或政府的安排)以及对潜在利润的认识与新的安排形成之间所经历的时间期限。

为什么历史上在一个时期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安排是有利可图的,而在另一个时期则不然?尽管在一种给定的环境下,可能存在可以获取的外部潜在利润,但一种新的安排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形下才会发生:一种情形是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一种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了。因此,制度均衡状态(安排的变迁将得不到任何好处)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可能的。可是,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使制度产生不均衡,并诱致了安排的再变迁。尽管大多数经济模型将现存的制度安排视为既定,但我们的目的是要将这一常量变成一个变量.不过传统的理论仍为我们目前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传统理论一样,我们的基本假定是,安排变迁的诱致因素是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而且,我们所使用的模型是非常传统的经济学家所常用的,即“滞后供给”模式的一个变形。在滞后供给模型中,某一段时间的需求变化所产生的供给反应是在较后的时间区段里作出的。在此模型中,产生于安排变迁后的潜在利润的增加,只是在一段滞后后才会诱致创新者,使之创新出能够获取潜在利润的新的安排。

模型:介绍

假定一种初始均衡。即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个人的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如果(1)安排的调整已经获得了第1章列举的各种资源所产生的所有潜在收入的全部增量;或者(2)这样的潜在利润存在,但是改变现存安排的成本超过了这些潜在利润;或者(3)如不对制度环境作某些改变,就没有可能实现收入的重新分配,那么,这一状态就存在。这样的均衡未必是永久性的,因为下列三种类型的外在事件中的任一个事件都能衍生出安排创新的压力。

1.安排创新的潜在收入可能会增加。原因是,某些外在性变动导致了从前未曾存在的外部效应的产生,也使风险得到了调整,交易费用转移,并使服从报酬递增的新技术得到了应用。

2.组织或者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可能发生改变。因为新安排的技术有了发明,非经济部门的安排有了变化,或者因为在新的或竞争性安排中使用要素的价格可能发生了变化。

3.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影响制度环境,使得某些集团实现一种再分配或趁机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成为可能。

我们假定,实业家是利润最大化者,而且企业家愿意利用产生于安排重新组织的利润机会的程度,同他们愿意开发新市场和新技术(狭义的)或利用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程度是一样的。因此,潜含于任一外在变化中的利润都将诱致为获取它而产生的重新安排组织的尝试。我们首先检查外部潜在利润、成本或基础规则的变化传递给潜在企业家的过程。然后,我们检查决定创新层次和创新时间选择的各项条件。

尽管几乎有无数事件可能引起外在于现存安排结构的利润产生,但在美国史上有三类事件曾经是特别重要的。它们在过去对新制度安排的“需求”作过很大贡献,可能在将来仍能继续起主导作用。

1.市场规模的变化能够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利益和费用:搜集信息或排除非参与者的成本并不随交易的量而同比例增长。这两类活动都体现了成本递减特性。例如,当西方农场抵押业务的流量很小时,东方金融业为了利用那里高得多的利率而建立分支机构是不值得的。然而,当这类抵押业务增加时,东方金融家派代表去西方市场组织同盟的金融制度安排就值得了。组织这种安排的成本没有改变,但收益变了。同样,为了维持市场、分散风险等目的而创建新安排或二级行动团体(secondary action group)的成本也不与交易量同比例增加。

2.技术对改变安排的利益有着普遍的影响。第一,一般地,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技术变迁使产出在相当范围里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使得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第二,作为规模经济的一个副产品,技术变迁产生了工厂制度,也产生了使当今城市工业社会得以形成的经济活动之凝聚。这些结果反过来产生了广泛的外部效应,而它又促使更进一步的变化。大量人群在巨大城市的复合与他们生产活动的集中在一起,使得“邻里效应”以一种18世纪农业社会所根本不能想象的规模发生。空气污染、水污染和交通拥挤只是这场集聚革命中三个更为明显的结果而已。在某些邻里效应已为自愿组织所内部化时,有些邻里效应则没有,因此,未获得利润的存在是近来诱致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力量。

3.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会导致它们对建立新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评价的全面修正。在持续时间长得足以改变人们对其收入前景的预期的萧条形式下,市场的全面失败成为20世纪30年代尝试用政府改善市场经济绩效的重要部分。同样,具体的团体——如农场主,田于他们收入扩张或停滞(或绝对下降),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时从依靠自愿者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变为广泛地支持政府改革和干预,在1896-1920年时又放弃了这种政策,而1920年又迫切要求政府的帮助。

如同新制度安排的“需求”那样,有许多事情可以减少涉及某些安排革新与操作的成本,但就在美国发展史上的显著影响而言,有四件事是特别值得一提的,而且这四件事对成本变化影响制度的重新安排过程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1.如果一个其组织费用因某种意图已有人愿意承付的安排能够用于实现另一个这样的安排,那末安排革新的成本可以显著地减少。在设立任何组织所需的成本中,组织费用几乎总是一个主要部分。如果组织费用已被支付的话,使一种安排调整到实现新目标的方向上来的边际成本可能低到足以使革新变得有利可图。在19世纪70年代,把美国农场的一大部分组织成为有效的政治集团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但一旦格兰其(一种社会组织)承担起这些成本的支付,大为降低的调整成本使经济安排的革新显得有利可图了。历史上有许多制度安排的例子表明,只有在组织费用代替了调整成本后制度安排才变得有利可图。

2.技术革新不仅增加了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安排的操作成本。特别是,使信息成本(电报、电话、广播和计算机都可作例证)迅速降低的技术发展,使得一系列旨在改进市场和促进货物在市场间流通的安排革新变得有利可图。如果没有股票备忘录为几乎所有的经纪人事务所提供快速、便宜和准确的证券价格信息,要想在纽约支持一个全国性证券市场,并为从缅因州的波特兰市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市的储蓄者和投资者服务是不可能的。同样,通讯技术的改进大大降低了建立在所需空间上相互移动的个人参与基础上的制度安排的组织成本。例如,如果没有广播,就不会有家喻户晓的“炉边谈话”,如果没有这样的谈话,富兰克林·罗斯福要建立一个影响1932年后30年美国政治的劳动者、黑人和贫民三方联盟的成本肯定会高得多。

3.知识的积累,教育体制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和技术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及与工商业和政府机构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统计资料储备的增长,减少了与某种安排革新相联系的成本。如果没有对需要保险的风险进行估价的办法,任何保险计划都是行不通的。例如人寿保险,正是关键统计数据收集方法的改进,为制定一个适当的死亡率表提供了基础,才使像人寿保险计划这样的革新成为可能。在更现代一点的历史上,正是从人口调查、统计抽样技术知识和从心理学汲取的具体行为命题中积累起来的关于人口特征函数的知识的扩展,使得广告领域里的革新变得有利可图。

4.联邦政府权力的稳固上升和它对美国生活更多方面的渗透,明显减少了政府性安排革新的成本,也使今天设立这类组织变得有利可图。而在一个世纪前,这样的政府性安排涉及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其潜在利润的。例如,在1890年,试图通过社会保险计划的政府性形式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政治联盟的成本似乎是无限高昂的。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政府性安排被创造出来,只是成本还很高。然而今天,一个类似的政府性安排创新(如老年人的照顾医疗方案)就在低得多的成本下实现了,关于这一点有两个方面因素:(a)一旦一个政府性安排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它的推广的政治成本就会下降。(b)因某项计划而建立起来的现存官僚政治的基础,经常可以相对更便宜地扩展到另一个方案的使用上。

外在性变化同样影响着制度环境,也改变着来自制度创新的利润。在环境性事件促使安排改变的过程上,看来有两种事件特别能够说明问题。

1.正式组织和法律权力不是为行为规范和社会的价值标准所支援和支持,就是为它们所困,有时还会被它们所抵销,当这些规范改变后,安排的适应性变化才会接踵而来。正是公众对财产权利的普遍支持,使得在保护这些权力时使用治安力量得到了支持。如果公众对这些权力的支持降低,将导致这些资产的价值下降,结果出现非均衡。在历史上有很多时候,对产权的社会支持发生过极大的变化,并且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治安力量的使用(公开的或有时是秘密的,如普尔门的罢工和很多其他劳动纠纷案例)。或产权的修改(如“1841年先买权法”中有一节说,新测出的公用地应给予先居住者的优先购买权,尽管他们还不是那里合法的定居者)。就是这样的例子。

2.安排创新的成本收益也会随政府的规模、构成或规则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选举中减少财产的限制条件,给妇女和黑人选举权以及对同人口变化相一致的立法机关的重新分区,分别说明了政府部门中上述三种变化的因素。其中每一种因素都是外生于我们的模型,但它可能改变与政府安排相关联的收益和成本,因此会诱致安排的改变。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制度的改变可能涉及一个单独的个人,也可能涉及由自愿的协议组成的团体,或涉及被结合在一起或其影响决策的权力被置于政府管理的这类团体。尽管在任何时候,安排的技术状态都可能减少“可选择的菜单”,但原则上,一个安排的创新者会面临着在三个层次中选出一个或全部这样的安排的抉择。如果模型有用,它必须预测出他将致力于哪个层次上的工作,或者如果现存的制度技术不够,他又将在哪个层次上探索新的发明。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选择依赖于每个选择的成本和收益,也依赖于所影响团体相对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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