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节 资源与反应

作者:经济类

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淡水、肥沃的土壤,有效用的矿产以及便于交通运输的地形。这些特色没有一个在任何绝对意义上可以确定为丰富或贫乏,因为其中任何一个类目在今天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可能到了明天会被认为一文不值。一项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但它的效用却随着兴趣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或新发现而时时产生变化。直到人们学会烧煤炭以前,煤炭曾经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同样,在今天谁也不能有信心地说出二百年后煤炭的价值。塞文海湾曾被认为主要是个天然障碍,直到美洲大陆的发现才使布里斯托尔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牙买加一百英亩沃土一度是一笔财富,但是当前已不被如此重视,因为宜于种植蔗糖的大批土地已被开发。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国家资源丰富,这只是根据当代知识和技术而言。同样,一个国家今天被认为资源贫乏也许在一段时期后却被认为资源极其丰富,不仅仅是由于发现了未被发现的资源,而是由于已知的资源有了新的用途。

将时间的局限性牢记在心就会有兴趣探询任何一个国家从利用它的丰富的或贫乏的资源中所表现出来的增长率程度有多大。很明显资源和增长是相互依赖的。倘若其他条件相等,人们能利用丰富的资源优于利用贫乏的资源,所以我们认为那些机会最大的国家将表现出最高速度的发展。世界经济史大多可以很简单地这样去叙述。在古代,当农业是主要活动的时候,肥沃的大河流域发展得最快。在别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其他地区显得突出了,这是因为发现了矿产(例如,马来亚的锡),或是发现了矿产的新用途(例如,中东的石油、英国的煤);或者因为贸易通路发生变更(例如,1492年后西欧的港口);或是因为发现了新的交通手段(例如,曼谷的飞机场),一个国家的资源多少十分明显地对它的发展程度和类型都有限制。这不是唯一的限制,或者,甚至不是主要的限制。对多数国家来说,它们在利用已有的资源方面还可以作得更好些。一国有了资源,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人的行为和制度:比如精力、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节俭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愿望以及制度上的自由和灵活性。自然资源决定发展的方向,并构成一种挑战,而人的精神意志可能接受这个挑战,也可能不接受。

所以在深入探讨资源与增长的关系时,较根本的问题是研究资源的贫富与人的反应质量之间是否有关连。假定人类作出努力、同样的努力在富国产生的增长速度会快于穷国。然而是否还有某些规律可以表明较富国家付出的努力会大于较穷的国家,抑或是恰恰相反?

回答这个问题时只有一种“资源”是肯定的,即进出通道,至于其他资源则肯定性差得多或完全不能肯定。进出通道作为资源意指它的地理特征——一个国家的地面形态、它的河流、它入海的通道、它港口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这个国家与其它文明世界之间有无不可逾越的屏障,尤如高山峻岭、沙漠地带或无法穿越的丛林。进出通道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刺激贸易,从而扩大需求的范围、鼓励努力和促进专业化。它还最终使具有不同习俗与不同思想的人混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们的精神意志保持生气,刺激知识的增进以及有助于维护制度的自由和灵活性。进出通道的方便程度在解释任何国家人民的经济活力方面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下一个方面是气候,但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怀疑。看来人的身体在温度华氏60到75度与中等湿度的情况下其功能发挥得最佳,但气候对人的智力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不明显。但温度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利的,这点是明显的。尽管如此,在以往的岁月里,文化昌盛的国家在气候方面差异极大,从亚热带的炎热江河流域到墨西哥和秘鲁的高原地带,或者是欧洲西北部的又冷又黑的冬季气候都有。由于温带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最迅速,于是就流行经济增长需要温和气候的说法,但是增长与温和气候相关只是人类历史上最近年来出现的现象。

至于谈到其余的资源,如肥沃的土地,争议便转到究竟艰辛程度会刺激人们的才智,抑或会耗尽他们的精力。资源与知识的增进显然有联系,换句话说,人只会学习使用那些他所拥有的事物。采煤技术不会在无煤的社会里得到发展,建筑学也不会在无适当石块的社会里发展起来。可是,即使有了一些资源(否则就不会有社会),看来也很难在资源丰富与社会活力之间确立任何明确的联系。这点无法引用逻辑推论,因为丰富的资源既可助长懒散,也可促进活力;同时也无法诉诸历史,因为拥有相似资源的国家表现出不一样的活力,还因为同一个国家在其不同历史时期,在资源并无明显的变化的情况下表现出不一样的活力。

有些戏剧断定性格与职业之间有联系。有人描写,农民和矿工“呆板迟钝”;觓e民、商人、水手则又“富于冒险进取心”,以及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心灵手巧”。依据这些性格描写就可以把增长与资源的关系说成增长最迅速的国家是其居民喜欢出海或靠出口制成品换取食物的国家。实际上,这颠倒了资源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靠海为生或以出口制成品的人通常正是那些因缺乏足够的肥沃的土地而无法全靠国内产出来养活自己的人。这类的概括只能适用于少数事例——比如说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只在他们历史的某个阶段是这样的,但不能说明其他事例——比如说南美的印加人和非洲的埃及人。一个“定律”要不适用于一切事例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定律。

资源通过经济增长的累积影响左右人的反应还有更多的理由。假设有两个国家,新来这两国的移民来自同一个古老的国家并有着同样的态度和制度。又假设这两个新国家之一拥有资源的丰富程度大大高于另一个国家。所以前者表现出较迅速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较迅速的增长给居民的态度和制度带来的变化将加速增长的速度还是抑制它;资源较富国家的人们在一定时期后作出的反应将会高于还是低于较穷的国家?有人说反应会越来越好。较迅速的增长将刺激新的消费需求。技术知识将会更快发展,而是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使人更愿意去进行试验和冒险。这个国家将会有更大的社会流动和更多的制度上的灵活性。机会越多将唤起的反应也越大。有人则说事情会恰恰相反。财富增多将提高对闲暇的需求,并降低对工作的愿望。经济压力的减弱会减少冒险的必要性,也会降低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资源的愿望。财富会引起忌妒、民主的不满、内部纠葛和内战。社会像人一样会变得“肥胖和怠惰”。预言家、宗教复兴者、法西斯独裁者、军国主义者、学校老师以及那些认为舒适是人类精神最大破坏者之一的人,长期以来就大声疾呼反对财富。

倘若这个争论的解决不能诉诸历史,那么能否诉诸人类学呢?众所周知,有的原始社会比别的原始社会拥有更富饶的自然资源可供使用。是不是有证据表明资源较富的那些原始社会比资源较差的原始社会工作得更勤奋或更聪明些?只有天知道,你可以挑选你最赞赏的人类学家,正如你可以挑选自己最赞赏的历史学家一样,也无法解答上述问题。看来事实上,资源与人类行为之间,不论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都不存在直接的关连。有些拥有较佳资源的人比拥有较差资源的人更为努力;但又有些拥有较差资源的人却比拥有较佳资源的人更为努力。如果我们想解释某一民族的精神充沛的反应,我们可以从生物学、地理学和心理学中寻求一切能够找到的帮助,但我们到头来仍会被迫承认这类问题依然是宇宙间尚未得到解答的谜之一。本作者则认为所有解释中最可取的是领导的偶然性。倘若一个社会在其历史的关键时刻幸运地出了一个好领袖,他能引起人民的兴趣,引导他们去进行创造;他还将创造传统、传说和准则并把它们灌输到人民的思想中去以至在许多世纪里指导人民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生物学的偶然事件。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领袖也只不过是他们时代的产物,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看法等于相信,每个国家每年都诞生一位潜在的贝多芬、一位潜在的释迦牟尼和一位潜在的牛顿。具有最高度创造力的人的分布看来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难得的偶然事件。时间和地点的境况有助于决定具有这些特质的人是否被认识和被利用,但是不能创造并不存在的这些特殊人物,所以最幸运的社会是当它需要领导时,他们所需要的领导人已经在他们中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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