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与劝说》

第一篇 巴黎

作者:经济类

(1919年)

人类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够确切地意识到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欧的经济组织结构具有的极端不同寻常的、不稳定的、错综复杂的、不可靠的、短暂的性质。我们近来所取得的某些优势和利益,实际上是最特殊的和极其短暂的,然而我们却把它们假定为自然的、永恒的,并且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我们的计划。在这种脆弱和虚假的基础上,我们计划社会进步、粉饰政党纲领,追求发展我们共同的敌意和不寻常的野心,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助长、而不是缓和欧洲大家庭里的内部冲突。德国人在疯狂的幻想和不顾后果的自私心理的驱动下,推翻了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法国和英国人民的代言人希望通过和约重新建立受到战争动摇和破坏的经济组织结构,因为只有欧洲人民才能适应这种细致、复杂的结构并生存于其中;然而,他们的良好愿望却可能使开始由德国人造成的破坏达到全面、彻底的地步,因为这样的和约如果付诸实施的话,将会造成越来越深的灾难。

在英国,日常生活的外部表面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或至少意识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忙于恢复因战争而一度中断的生活方式,现在人们感到唯一不同的是,很多人看起来较过去富裕了许多。在战前,我们是数以百万计地花费,而现在我们是数千万、数亿地花费,但同时我们知道这并不会造成危害。很明显,我们并没有发掘出我们经济生活方面最大的潜力。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生活不仅要回到1914年的水平,而且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和增强。各个阶级都有着类似的打算,富人希望消费得更多而储蓄更少,穷人则想少工作一些而多花费一些。

但是,也许只有在英国(和美国)人们才能够对事态如此漠不关心。在欧洲大陆,整个世界都在痛苦地呻吟着,没有一个人不感受到这种悲惨的呼叫。那里发生的,不仅仅是挥霍浪费或“劳资纠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生存与死亡、饥饿与生命,关系到行将死亡的文明所爆发的可怕的动乱的问题。

对于一个在停战后半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人而言,如果他偶然去一趟伦敦,将会有一种奇特的体验。英国仍然置身于欧洲之外,欧洲那种无言的恐怖与战栗并没有流传到英国。欧洲与英国是相分离的,不过就欧洲自身而言却是一个整体。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荷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波兰,它们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它们的结构和文化从根本上讲也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兴衰,在战争中都受到巨大的损害。而我们在战争中尽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同美国相比程度上可能要差一些),但经济上却处于旁观者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巴黎和约”灾难性的意义。欧洲内战结束之后,德国与奥匈帝国已经处于被征服后的屈从地位,但是如果获胜的法国和意大利滥用它们暂时得到的权力去试图摧毁德奥两国,那么它们终究会自取其祸。因为它们与战败国之间,在精神上、经济上存在着无法摆脱的密切联系。无论如何,当一个英国人参加了巴黎会议,并且在那几个月内作为协约国最高经济会议的一位成员时,这种新的经历和体会会使他在心情和观念方面,成为一个欧洲人。在欧洲体系的神经中枢——巴黎,他头脑中所固有的英国式的成见,大部分会消除,而且他也会被其他的更加可怕的幽灵所纠缠。巴黎的经历是一场恶梦,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心智不健全。在那里,人们在并不严重、无关紧要的场面下那种如临大祸的感觉;面临重大事件所表现出的人类的无助和渺小;相互纠缠的各种意见和决策的非现实性;无缘由的轻率、愚昧、狂妄、混乱、迷悯的呼叫——古代戏剧所需要的各种成分都占全了。当某人置身于表演戏剧般的讨论政务的法国沙龙内,看到身着固定色彩服饰和具有坚定不移的个性的威尔逊和克雷蒙梭的颜面时,不免会想他们的脸究竟是真的,还是在某些奇特剧目或木偶戏中用来表演悲剧或喜剧的面具。

巴黎所进行的一切都同时具有这种既特别重要又无关紧要的氛围。作出的决定,看起来会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结果负责,但是舆论却传闻这种决定不是实实在在的,它是没有什么作用、无意义、无效果以及不切实际的。这一切使人深深地感受到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哈迪的《统治者》里所描述的那种情景——事态的发展趋向于命中注定的归宿,这种趋势不会由于议会的政治家们的褒扬而受到影响和冲击:

岁月之神

看吧,那愚昧的芸芸众生,

他们丧失了一切远见和自制,

被本性的轻率鲁莽驱入了魔窟之门。

剩下来没有别的,

只是强者的复仇火焰,

只是弱者的满腔愤意。

慈悲之神

为什么人类的意志,

会造成如此昏聩的行为?

岁月之神

我早已说过,

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演进的,

就像鬼使神差一般,

是非曲直他们已无法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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