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与劝说》

第一篇 俄罗斯一瞥

作者:经济类

(1925年)

前言

这些文章是1925年9月对俄国一次短暂访问的成果。我对那个国家及其语言一无所知,不过在一位翻译的陪同下,也多少接触了它的人民。这种场面出现在科学院——即从前在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的帝国学会的200周年庆典上,在那里我代表着剑桥大学。

这些文章不是以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知识和深入的体验为基础的,因此得说并不是那么有根有据。就其价值而言,不过是一位观察者的印象而已。这位观察者并没有特意地打算以他的偏见去歪曲他的见解,他只是尽其所能地传达是如何被俄国所发生的一切震惊的。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有时使用“宗教的”这个特征形容词作为对列宁的追随者的恰当描写。从我所接受的这个词的字面意义看,当这些文章出现在《民族》上时,我相信英国人会懂得我的意思;但在俄国,我猜想几乎没有人会赞同或理解对词语的这种用法。在布尔什维克们看来,使用这个词是愚蠢的和挑衅性的,不过是粗俗的攻击——就像我把坎特伯雷大主教称为布尔什维克一样(然而,如果他能够笃行福音戒律的话,那么也许真的配得上这种称呼);因为他们都声称要成为对方。宗教、神秘主义、理想主义——这是列宁主义者的信条的一部分——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但是他们自己却是这个粗陋俗世的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虽然现在还没有,但谁又能保证,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他们不会规定在无产阶级惧乐部的图书室中“宗教部分只能收纳反宗教文学”呢?

对于究竟为什么宗教在俄国人嘴里有如此恶劣的味道,这里有一个源自历史的也许是较好的解释。在俄国,语言上有一种一贯和通俗的用法,按照这种用法,仅仅只有高教会派神秘主义者才是宗教的,而那些试图在尘世中找出一条更好道路的人们则是非宗教的;跳舞的伊斯兰托钵僧的叫喊是宗教的,而在列宁山上的宣誓则是非宗教的;阿斯布丁是宗教的,而托尔斯泰是非宗教的。因此,让我预先解释清楚,当我说列宁主义也许被灌注了宗教狂热时,并非在暗示人民委员是高教会派神秘主义者、跳舞的托钵僧或身着便衣的阿斯布丁。

对英国读者来说这些解释很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在英国我们一直公认宗教有两个分支:高教会派与低教会派,神秘的梦游者与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实利主义的利己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升华——在一种方式中自我融合在极其神秘的团体当中,而在另一种中自我则融合在对整个人类社会理想生活的追求当中。前一类的参与者也许忽视或者不理睬后者;而许多后一类的信徒则谴责前者与他们自己相似的痴心妄想和自我欺骗。一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同时属于这两类,这正是他们的独特之处。无论如何,当我提及宗教时,我的意思是将两者都包含在内的,而不仅仅是前者。

一些来自我们当代某些著名人士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我的解释。某些正被若干美国政客所竭力效仿的法国政治家,例如m.蓬卡尔,对我而言他们似乎是当今世界上最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托洛茨基、肖伯纳先生以及鲍德温先生,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都可以说是最为虔诚的人士。我不会忘记托洛茨基曾经写道:

“在高度理想的名义下去接受工人的革命,不仅意味着拒绝它,而且意味着诋毁它。人类曾经在宗教、诗歌、伦理或哲学中痴人说梦般呓语过的所有社会幻想,都仅仅是为欺骗的目的服务,并对压迫视而不见。社会主义革命撕去了‘幻想’、‘崇高’以及令人丢脸的欺骗的面纱,在鲜血中洗去了现实的伪饰。革命强大到如此的程度,以至可以被合乎实际地、理性地、战略地和精确地推行。难道革命,正如今天在我们眼前史无前例的这一场,需要用罗曼蒂克式的爆发来调味,就像用兔肉酱来调配炖鲇鱼一样?”

因为托洛茨基也憧憬“一个使人们免于匮乏之苦和对每日面包的多余担忧的社会……一个使人们解放了的利己心——一种强大的力量——完全被引导到对宇宙的理解、改造和改善上来的社会”。所以,托洛茨基本人并没有将手段与目的相混淆:

“革命本身还不是‘自由王国’,相反,它将‘必然性’的特征发展到了最高程度……革命文学不能仅仅为社会仇恨的精神所充斥,虽然这种精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是创造性的历史因素,但在社会主义下团结应成为社会的基础,文学艺术应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基调。所有那些革命者目前为其命名而忧心忡仲的感情——它们已被伪君子和暴发户们糟蹋得所剩无几——例如无私的友谊、同情等,应成为社会主义诗歌的主旋律。”

人们有一种感觉,即这种思想观点不会以同等的真诚、严肃和感情力量出自譬如说墨索里尼先生,或者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之口。前者也许是个易于接受改造的流氓,而后者则是个灵魂不可能得救的正派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我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常常是伸手可及的,但在远处却难以弄清。在去俄国之前,我对共产主义者抱有类似的怀疑。这部分是因为我的所思所想是来自我在此处的所见所闻,而在别的地方我一直对这些东西知之甚少。

一、什么是共产主义信仰?

要对俄国不抱偏见是极为困难的。即使持有公正之心,但对于毫无背景知识和经验,并且是如此陌生、变幻莫测和自相矛盾的事物,又该如何表达出真实的印象呢?没有一家英国报纸在俄国有常驻记者。对于苏维埃当局关于他们自身的说法,我们正确地持怀疑态度。但我们的大多数消息不是来源于有偏见的劳动者代表就是来自于有偏见的流亡者。因此,对于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统治下的另一个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对在其中进行的试验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秩序,我们犹如雾里看花。俄国正遭受着经年累月的所谓“宣传”造成的痛苦,这种“宣传”由于其言辞虚伪而最终使远距离的交流难以实现。

列宁主义是两种事物——宗教和企业——的结合,而几个世纪以来,这两者在欧洲人的精神中是互不相干的。由于这种宗教是崭新的,因此让我们感到震惊;而同时由于其企业是从属于其宗教而非其他范围的,且效率极低,因此又让人轻视。

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列宁主义的威力不是从群众中取得的,而是来自于少数热情的皈依者。他们的热忱和偏执精神使得他们的力量踉宗教感情淡漠的人相比,一个抵得上100个。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其领导者的眼界要比他们的追随者更广阔些,前者也许能够诚心诚意地将新精神与那些在政治上多少有些玩世不恭的政治家们结合起来,这些政治家对反复无常的实验主义者可以笑脸相迎,也会冷眼相待;宗教使他们免受真理与慈悲的束缚,但对于事实和利害得失却并非视而不见,因此难免被指责为伪善(虽然这种指责是世俗的和教会的政治家们所关心的,但却是肤浅而无用的)。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它似乎驱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多彩欢快和自由气氛,而代之以信徒们毫无生气的呆板面孔。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它毫无公道和怜悯地迫害那些积极的反抗者。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它充满着传道者的热情和把教义发扬光大到全世界的野心。但是,如果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在伪善者领导下进行宣传和迫害的少数狂热分子的信仰,那么毕竟是不多不少地,正是把它说成是一种宗教而不仅仅是一个政党;列宁是一个穆罕默德而不是一个俾斯麦。如果我们坐在资本主义的安乐椅上想要吓唬自己,那么不妨把俄国共产主义者想像成在阿提拉领导下的早期基督徒,他们靠宗教裁判法庭和耶稣传教团装备起来,强制施行新约全书记载的经济制度。而如果我们想在这张安乐椅上自我安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满怀希望地认为,由于这些经济制度与人性格格不入,因而不能为传道和军备提供足够的财力,并最终会失败呢?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这种新宗教是否部分地与现代人的精神相符合或相共鸣?它在物质方面是否是如此低效,以致使其无法生存下去?随着时日渐增,当狂热情绪被充分淡化和不纯洁情况有了增长以后,它是否还能够抓住群众?

对于该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些对基督教资本主义或自我中心资本主义心满意足并且没有被诡辩遁词所迷惑的人将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或者是已经有了一个宗教,或者是根本不需要宗教。但是,在这个时代有许多尚无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对任何真正新创的宗教,只要它不是新瓶装旧酒并且证明了自己的鼓动力,就必然会产生无法抑制的强烈好奇心。从俄罗斯——这个欧洲家庭中最年轻的儿子,青丝如云,漂亮而又鲁莽——所产生出来的新鲜事物,使得它与其西方已两鬓斑白的兄弟们相比,无论是离尘世还是天堂都更为接近一些。和它的西方兄弟们相比,俄罗斯晚生了两个世纪,还没有失去青春的气质,还没有耽于享乐、固于习惯,因而还能够从家庭其他成员的中年人的幻灭颓丧中振作起来。正是这一新鲜事物,使得人们的好奇心愈加强烈。所以对于那些企图从苏俄找到些好东西的人们,我是持同情态度的。

但是当涉及到实际的事物时,我们又作何感想呢?对于我来说,由于是在没有被宗教恐怖污染的自由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天不怕地不怕,红色俄国让我厌恶之处实在是太多了。舒适安逸与习惯势力能够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摒弃红色俄国的生活方式,但在思想上我同样不赞同这种教义。它不关心对日常生活的自由和安全造成了何种程度的损害,还故意使用迫害、破坏和国际斗争作为武器。其政策的一个特有表现是花费无数金钱,在国内每个家庭和团体内收买间谍,在国外挑拨离间制造麻烦,对此我怎能表示赞许呢?与其他政府的贪婪、好战以及帝国主义倾向相比,这一切不见得更坏,也许还更有意义一些,但这远远还不足以使我摆脱成见,改换门庭。它那本不容批评的圣经,是一本陈腐过时的经济学教科书,我知道它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世界毫不相关、格格不入,我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学说呢?它宁愿要田里的野草而不要禾苗,把粗鲁的无产者抬高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对于这样的教义,我又怎能采纳呢?后两者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毕竟是人类的精英,他们传播着一切人类进步的种子。即使我们需要一种宗教,但我们能够从红色书铺乱七八糟的垃圾中找到它吗?西欧的受过教育、正派而有理解力的子弟,很难在此找到他的理想,除非他经历过某种奇特而可怕的转变过程,改变了他的一切价值观。

然而如果我们就此止步,那么就将错过对这种新宗教的本质的认识。共产主义者可能会义正词严地回答说这一切都不属于他的最终信仰,而只是革命的策略。因为他深信两件事情:在世界上建立新秩序和以革命的方式作为达到此目标的唯一手段。这种新秩序决不能以革命时期的恐怖或过渡时期的贫困来评判。革命可以说是以目的来证明手段之正当合理的最高范例。革命战士必须抑制自己的人性,变得无所顾忌、冷酷无情,并忍受一种朝不保夕、忧患频生的生活——但这一切都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那么,作为世界上的一种新秩序,这种新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从表象上观察,知道得并不怎么清楚。有时按照其代言人的说法,它似乎仅仅是物质的和技术性的,在这一点上它正与现代资本主义意义相同。也就是说,似乎共产主义所最终要求的,也仅仅是成为像资本主义那样获取相同的物质经济利益的更为先进的技术工具,它将最终带来更多的农田产出,并更为严密地驾驭自然力。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宗教,而只是虚张声势以促进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也许会带来经济技术的改进,也许不会。然而,事实上由于我们阵营方面曾经指责这种经济制度的低效率,因此我怀疑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责难的反应,在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的心中,和人类前途有更多利害关系的,是别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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