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与劝说》

第二篇 如何为战争付账

作者:经济类

兄弟们,朋友们,同胞们,子民们:

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与你们对上帝的义务,与你们对灵魂拯救的关切,与你们对自己及子孙后代的顾念,都是息息相关的,你们的衣食,以及每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都完全有赖于此。因此,我以最大的热忱劝诫你们,做为人,做为基督徒,做为爱国者,请全神贯注地来阅读这篇文章,或请他人为你们诵读。为了减少你们的花费,我已谕示出版商以最低价格来销售这本小册子。

作者撰写这篇文章别无他意,只是为了你们好。而如果你们不用心读一读他的建议,那简直是一种罪过:只消花几个小钱买一本,就可以使你们一打人受益。如果你们对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样的问题没有共同的或普遍的兴趣,甚至连你们当中最明智的人也对此不闻不问不关心的话,那么简直可以说是愚不可及的了。

(摘自德雷珀的第一封信——1724)

序言

在此所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协调战争的需要与私人的消费需求。

我在去年11月发表于《泰晤士报》的三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被称为“强制储蓄”的建议草案。我不奢望这种性质的新计划会被人们热情地接受。不过,无论是专家还是公众都没有对这个计划弃置不顾。因为还没有人提出过任何更好的建议。迄今为止,对这一计划通常的批评舆论还没有为此类想法做好准备。显然,这是事实。然而,人们肯定将很快认识到战争经济的必要性,并且我们极有理由相信公众并不是如此的落后和保守。

在由此引起的多方面的评论中,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得益于此,我在此提出来的修正草案有了更为充实的具体内容。在第一草案中,我主要关注的是财政技术,并没有保证这种技术能够充分地增进社会公正。因此,在这第二个草案中,我竭力要从岌岌可危的战争状态中去争取积极的社会进步。现在提出一项全面的计划,包括广泛的家庭现金津贴、在工人阶级控制下对其财富进行的积累、生活必需品的廉价配给,以及在战后征收资本税,从而在实现经济平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这其中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必须把战争所要求的牺牲尽量地从能够节省的地方节省出来,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比以前更为迫切地关注这一问题。

要公平地评价这样一项计划,必须把它与另一个可选择的方案相对照。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这样一种备选方案。财政大臣最近对下议院解释说,他正试图通过对生活费用进行补贴来阻止工资的提高。作为综合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明智的举动,下面也将推荐一些诸如此类的措施。作为一种争取时间的临时性安排,这类做法是精明的。不过,单独地看,这种措施却与问题的真正解决背道而驰。由于获得了这笔额外的收入,人们手中的购买力与用来满足他们消费的供给之间的失衡问题就更为严重。

财政大臣已经表示同意这一结论。因此,我希望他也能抱着赞同的态度来看待对于这种试图把其政策与其他措施逐渐融合成一个连贯整体的努力。为了获得对这些建议的支持,我已经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游说,听取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评论。我确信,这些建议如果以自认为权威的形式提出来,将是不受欢迎的。没有哪一个建议可望逃避批评。我的这项计划的缺点恰恰不是要求得太多,而是太少。未来是任重而道远的,一年以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项计划只不过是迈出了软弱无力的第一步。

既然没有人能够排除我们对这个问题放任自流或者采取折衷办法的可能性,那么我可以大胆地预言,事情的结果将正是如此。我在下面讨论了通货膨胀的机制。我猜想,如果我们想逃避责任的话,这将是大多数人所希望采用的方法。然而,通货膨胀并不是我的直接期望,除非它是作为衰退的第二个阶段出现,此时价格以缓慢的速度提高。在《金色的树枝》一书中,作为一段有趣的描述,对于原始人根据极少的经验而推出一般性结论的盲人摸象式的倾向,人们太容易形成“条件反射”。这一点与狗很相似,当铃声响起时,它们总是盼望会有和上次一样的经历。不过今天引起价格上涨的因素与昔日不同。对于未能满足的需求,消费者不愿为此支付更高的费用,而厂家和零售商非但没有提高价格的自然倾向,反而同样不情愿要价更高,除非成本有了实际的上升。他们并不想藐视舆论和当局的意图。对于《反暴利法》的出台,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由于要缴纳超额利润税,他们追求最大利润的积极性比平常低落了不少。总之,他们宁愿卖光商品,使后来的消费者得不到满足,也不愿把价格提高到使供求得以平衡的水平。他们并不会多花分毫,却能够让他们摆脱烦恼,良心安宁。

因此,我建议,在第一个阶段宁肯出现供给短缺,也不要出现势如脱缰的物价上涨。这种限制消费的方法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低效、非常让人不愉快的。如果这种方法引起——极有可能如此——更为广泛的定量配给,由于下面所要解释的原因,即由于人们需要与喜好的多样性,将会进一步地加重浪费、降低效率。正确的计划应该是将购买力限制在适当的数额之内,同时又允许人们能够作出尽可能多的选择来决定如何花费这笔钱。而且,购买力的压力会逐渐地推动通货膨胀,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解决办法,也是唯一名副其实的备选方案。

然而,这还可能进一步造成更加不如人意的后果。相对于消费者购买力而言的供给短缺将对我们的贸易平衡施加不利的压力,因为这将转移原本准备出口的商品,并且促使把进口商品和国内产品用于当前的消费,本来这些物资可能会用于战争目的。这样,我们就难以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并且会草率匆忙地耗尽我们的外汇储备。

我们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并努力去克服它是懦弱无能的表现。不过,在英国并没有这种情绪,只是需要有人来告诉它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但这也是愚不可及的,因为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能这样组织起自己的经济力量,从而把顽固不化的敌人无限期地驱逐出国际社会和世界贸易之外,这也许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j.m.凯恩斯

                  

                    剑桥  国王学院

                  

                    1940年2月

一、问题的性质

要把一个自由社会为了战争目的而组织起来殊非易事。我们不习惯于倾听专家或预言家的意见,我们的力量来自临时速成这样一种能力。然而,对那些未经试验的思想保持开放的心态也是很必要的。没有人敢说战争即将结束,人们逐渐认识到,做好长远的打算是及早结束战事的最好保证。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着手处理的经济事务,如果企图从一个不同的假设出发来把它进行下去则是荒谬可笑的。用雷纳德先生的话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所缺乏的并不是物质资源而是洞察力和勇气。

如果各派意见的领袖们能够让他们的头脑摆脱战争的疲惫和混乱,唤起足够的洞察力来了解自己,并向公众解释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那么勇气是唾手可得的。然后他们就可以在社会公正精神的指导下提出一个计划,对于迄今为止我们为减少不平等现象所作的努力,这一计划能够将现在这个人们普遍乐于作出牺牲的时期作为进一步推动此项工作的良机,而不是相反,把这个特殊时期作为借口来推迟应当进行的改革。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做到头脑清醒,但这并非易事。因为经济问题的所有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任何一方面可以单独地加以解决,资源的每一种用途都是以放弃它的另一种用途为代价的。而且,即使我们对于用多少资源来生产民用消费品已经作出了决定,也还不得不去解决另外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最明智地分配这些消费品。

我假设:我们将把产量提高到我们的资源和管理水平所容许的最高限度,把所有节余下来的物资用于出口,在考虑到可利用的船舶吨位以及在谨慎的限度内耗尽我们外汇资产的最快速度之后,我们将进口一切买得起的商品。从我们自己的总产出和进口商品的总额中,必须扣除出口商品和战略物资,剩下的即是民用消费品的数量。显然,这一数量取决于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政策。只有削弱我们的战争努力,或者耗尽外汇储备,才可以使这一数量得以增加。

要保证众多个别政策结合起来能有一个正确无误的结果,是极其困难的,这取决于在各项政策之间如何进行利弊权衡。要在供应部门范围内作出不影响这一结果的决定是难以想像的。是让陆军部保有大量的制服库存储备好呢,还是把这些布料用于出口以增加财政部的外汇储备好?我们的造船厂是制造战舰好呢,还是制造商船好?一个20岁的农业工人是继续务农好,还是从军好?我们打算把军队扩充到多大的规模?为了加强空袭预防措施而减少工时和效率是否合理?人们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个这样的问题,而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与留给民用消费的物资数量有重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确定平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来得出留给公务部门和用于出口的产品的数量,或者把后者的需求加总起来得出留给平民大众消费的产品的数量。把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加以折衷,也许就是实际的数量。目前,很难说有什么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最终结果似乎很大程度是出自偶然而不是预先的计划。这不过是一场拔河游戏,或是甲方占强、或是乙方更优、或者相持不下——不过,现在某一方,比如说甲方,大大地占了上风。

不过,不管这种结果是出自先见之明还是由于愚蠢而造成的,是出自偶然还是预先计划的,与我们在此所讨论的问题都无关。以我们所能组织起来的最大规模的总产出这一设想为根据,将能够获得一定的剩余用来满足民用消费。全体平民大众的合理要求,无疑会对这一剩余的数额产生影响。如果在某一特定方面的尖锐短缺局面愈演愈烈,那么,此时乙方就会力量倍增,而甲方则颓势渐显,而为了缓解这种短缺,就势必要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可以让大众持有的货币量对民用物资的数量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过,从其他方面来考虑,这是不合理的。而且除非大大削弱我们对战争全力以赴的劲头,否则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基本主张,即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产品留作民用消费。这一数额可能与经过周详考虑、高瞻远瞩地确定的数量有些出入。这一主张的要点是,留作民用消费的产品数量只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大众持有的货币量以及他们花费这笔钱的意愿。

这与和平时期的经验有天壤之别,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战争的经济后果时感到棘手的原因。我们一直习惯于一种生产能力尚有闲置的产出水平,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花费得越多,就会生产得越多,从而购买得越多,虽然不一定是以相同的比例增加。满足直接消费的供给的增加可能小于需求的增长,因此,价格会出现一定的上涨。不过,如果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就会挣到更多的钱,从而能够增加他们的消费,跟上价格上涨的幅度。

这就是说,在和平时期蛋糕的大小取决于工作量,而在战争时期,蛋糕的大小则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加倍努力工作,就会有更强的战斗力,但却不可能增加消费。

在民主国家,大街上的人们都必须学会了解他们国家的行动是否是明智的——分给平民百姓的蛋糕大小是固定不变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么从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大致地说,这意味着当把大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不可能通过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其消费。然而,我们大多数人总是试图增加自己的收入,认为可以由此增加自己的消费——在通常情况下的确如此。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在当前也仍然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他有更多的钱来开支,那么他的确可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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