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与劝说》

第四篇 舆论的转变

作者:经济类

(1921年)

近代政治家们的执政手法就是随声附和,民众要求什么,他们也跟着主张什么,所实行的政策也是同民众所讲的那些要求保持一致。他们相信,依据愚蠢言论而实施的愚蠢行为不久就会自行暴露,到那时,他们就有机会丢掉这些愚蠢的政策而偷偷溜回到比较明智的政策,这就是蒙特梭利式的儿童教育法——儿童就是民众。他的所言所行,如果违反了这个儿童的意向,他就得让位于别的老师。因此,对于刺耳的论调,有弊无利的行为,不妨称赞一下,甚至还可以加以鼓励;然而在暗中却要保持谨慎,等待着明智、仁慈的社会救星,一旦时机到来,就突然转向,恢复固有理智。刚才是随声附和,而现在是在一旁静听了。

对于这种可怕的政治手腕,我称之为狡黠的自卫行为。劳埃德·乔治先生是和约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和约的内容既不明智,有些部分也不可能实行,对欧洲的生活具有危害性。他为自己辩护时可以这样说,这个和约不明智,有些部分也不可能实行,而且对欧洲的生活有危害,这些他都知道;但是民众的热情和愚昧无知在事态的进展中有一定的作用,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领导人,他不能不顾及这一点。凡尔赛和约是最好的暂时解决办法,它同民众要求和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情是两相符合的。至于欧洲的生活,两年来他已经耗尽了他的智慧与力量,去避免或减轻由此造成的危害。

这样的声明未尝不是部分正确的,我们不能一概抹杀,而且劳埃德·乔治先生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就和平会议的内幕经过来说,法国和美国的参与者对他多少有些好评,认为一般说来,在不致使和约过分极端化方面,他已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当然,他的短处在于太看重个人地位。就这两年的公开情况而言,他所表现出来的是,就其权力所及地从多方面使欧洲免除了许多可能由和约造成的不良后果,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能够比他做得更好。他虽然没能保证欧洲的繁荣,但却保持了欧洲的和平。他的言语所表达的真理很少,但在行动上却往往出于真理的驱使。因此,他仍然可以宣称自己是一个忠实的公务员,是为人类服务的,尽管所遵循的途径是曲折的。

他认为这是在民主制度下能够利用的最好的方法,在正确道路的前进途中,不妨可以使用一些欺骗、姦诈的手段。如果目标是真理或诚挚,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可以用某种审美观或以个人标准为依据的判断,在政治方面,不必与实际的美德相符合。

这是一种令人迷惑的手段。当政治家们在这个时期以前积累起来的声誉逐渐消失时,这种魅力是否仍然能够发挥作用呢?我们不敢断定,即使民众,也是通过经验才知道的。

不管怎样,私人与内阁阁员们是不同的,他无须像他们那样承担为了公众福利而牺牲真诚的义务。对于个人而言,他可以畅所慾言、信笔直书,这是公认的个人自由。也许这种个人自由甚至是政治家们所加以利用、并使之共同发挥作用的一大堆事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我们的最终利益。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以对凡尔赛和约的直译,作为《和平的经济后果》一文的依据并没有什么过错。我认为和约中的许多部分都是不可能实行的,但我并不同意许多评论家以此为依据,得出的和约没有害处的结论。内部意见从一开始就对我关于和约的许多主要结论表示赞同,但也不能由此就说,外界意见对这些结论的接受就不重要了。

就目前来说,出现了两种意见或观点,它们不是像以往那样有真假之分,而是有了外界和内部之分。公众的意见由政治家们和报纸来表达,而政治家、新闻记者和文职公务员,以及台上、台下和幕后的意见只是在有限的圈子内流传着。

生活在这种有限的圈子内并共有内部意见的那些人对外界的意见既过于重视又过于轻视。说过于重视,是因为他们对待舆论,不论在口头上,还是作出许诺时,总是准备在一切方面随时让步,认为公开的反对是根本没用的;说过于轻视,是因为他们认为口头之言和许诺在一定的时机下注定要发生转变,因此分析其中的实在意义和具体后果是做作的、令人生厌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他们对评论家所讲的几乎完全明白,因此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评论者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和感情,他所为之冲动与兴奋的那些事物,他自己也明白,是不可能发生的。生活在这种圈子里的人们觉得他消息灵通,见多识广,彼此交谈着外人所不知的内幕情况,在他们看来,内部见闻使他们具有一种优越感,即使是在内部意见向外界意见低头的那一刻。然而,在世界面前公开发表的意见所产生的后果还是比上述的那些窃窃私语所引起的影响,要深刻得多。

但是还存在着进一步的复杂情况。在英国(也许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就有两种外界舆论或意见,一种是由报纸来表达的,还有一种是普通民众私下谈论并信以为真的。当然,这两种外界意见之间的差别程度,较之内、外部意见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在某些方面两者是合二为一的。然而在表面之下两者是有真正区别的:一个是报纸上的教条主义和固定模式;一个是个人的活跃的、变幻莫测的信念。我认为,即使在1919年,对于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来说,他也从来没有真正地相信过关于德国赔款的这种事情,他总是留有余地地、带有几分疑虑地去对待它。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他看来似乎这类赔款政策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实际损害,而且,就他当时的情绪而言,他那种认为德国有无限赔偿能力的想法,尽管不是很现实的,但比起与之相反的想法,在感情上还是较好的。因此近来英国外界意见的转变,只部分地属于智力方面,主要的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因为这时他已经看到,再坚持原有赔偿方法必然会造成实际损害,另一方面他在感情上的要求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强烈。于是他也就愿意参与一些讨论,当然这些讨论的内容他以前不是不明白,只是根本不正眼看待它们。

外国观察家很容易忽略这些未经行诸笔墨的感念,但报纸迟早总会反映出来。内部意见逐渐向外渗透,流传的圈子越来越大,从而影响外界的观念,因此这类观察对事实论证、常识或自我利益有及时的敏感反应。对于现代政治家来说,准确地了解以下三种程度的事务是他分内的事。为了能够了解内部意见,他必须有足够的智力;为了能够发觉内层的外界意见,他必须有丰富的同情心;为了能够表达外层的外界意见,他必须有极厚的脸皮。这里所做的分析,无论是依据事实的还是出于想像的,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近两年来民众的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民众最重要的愿望是过上一种恬静的生活,较少地受到约束,以及和邻居们和睦相处。疯狂的战争已经过去,每个人都希望面对现实。由于这些原因,有关凡尔塞和约的赔偿条款正在消亡。现在,实施这些条款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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