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与劝说》

第五篇 战债和美国

作者:经济类

一、战债取消问题(1921年)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此后的一代或两代期间内,协约国对德国政府将施加足够的压力,也就是说,德国政府能够对它的人民充分使用权力,从而不断地、大规模地从强迫劳动中榨取劳动成果。谁会相信这种说法呢?没有人会真心相信的,可以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对此事要想坚持到底,简直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否则,若这件事可能做到的话,那么我们根本不值得在两三年间,打乱我们的出口贸易、扰乱我们的工业平衡,更不值得由此而危及欧洲的和平。

关于美国以及它对各协约国政府所欠战债索取问题上的修正,所适用的原则与以上所述基本一致。美国的工业将会受到损害,其原因主要不是来自协约国方面为了偿还债务而大量出售廉价商品的竞争,而是来自于协约国方面无力再用以往那种规模向美国购买出口品。协约国为了偿还债务,所使用的手段不是在于多卖而是在于少买。这样的状况将导致美国的农场主所受到的损害大于工厂主;要防止进口增加,可以借助于关税,可是要促进处于衰退中的出口,却并不存在简单易行的办法。然而令我们感到惊诧的是,华尔街和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已经准备考虑战债修正问题,而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据说(其间的细节我并不十分清楚)都极力反对。两年来还没有协约国被要求支付现款,在这个期间,英国的工厂主对于当支付实际开始时对他们将发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一点,还完全不明白。目前,协约国方面还不需要开始向美国支付现款,美国的农场主同英国的工厂主一样,对于当协约国认真逐期全额支付时,他们将受到什么样的损害,也一无所知。

对于美国以及英国而言,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对某些特殊利益造成的危害(危害程度会随着时间的进展而逐渐减弱),而在于战债的索取未必能够持久下去,即使在短时期内实现了战债的支付,但不能断定因此就会长期继续下去。我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由于我对欧洲各协约国的偿付能力深表怀疑,而且还由于美国所面临的严重困难问题,因为它无论如何也要在与旧世界体制相比下,使其商业利益保持平衡。

美国的经济学家近来从统计角度出发仔细分析了战后以来的变化情况。根据他们的估计,目前除了所有各协约国政府应付美国战债利息完全不计之外,在外国投资利息上,美国所拖欠的超过了已收到的;在商业航运方面,它从国外赚取的超过了在同样服务下它向国外支付的。它每年商品出口超过进口约30亿美元;在收支平衡表的另一方面,它的对外支出,大都是游客和侨民的汇款,主要是付给欧洲的,估计数额每年不超过10亿美元。因此,为了平衡它目前的账目,美国必须以各种形式,每年向外贷出资金,数额不低于20亿美元。此外,如果欧洲按年照付各政府的战债本息,那么,美国的贷款要增加6亿美元。

因此,美国最近每年都向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贷出约20亿美元的资金。幸运的是,对欧洲而言这笔贷款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于投机性买卖造成纸币贬值而损失掉了。从1919年到1921年间,美国的商业投机者遭受了损失,而使欧洲得到了实惠。但这种收入的来源只是一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就一时而言,贷款政策能够满足形势的需要,但是随着贷款利息的逐渐增加,长久下去,必然会造成形势的恶化。

商业国家一般都把大量资金用于海外贸易方面。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国外投资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产物,是非常不稳固的,而且只适于很特别的环境。当某个新兴国家无法单单依靠自身资源而发展时,它可以一时借助于此种方式得到先进国家的帮助而获得发展,这样的做法使双方都能获利,由于借入国家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收益,借出国本息的收回也有了保障。但是这种方式所适用的情形不能颠倒。如果欧洲也效仿美国19世纪期间在欧洲发行债券的方法,在美国发行债券,那么这种效仿绝对是错误的,因为,总体而言,其间并没有自然的增长,并没有可靠的偿债基金用以偿还债务的本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做得到,借入国就会用新贷款来偿还利息,债台将越筑越高,到后来就不必再有幻想认为债务后面还有坚实的基础。所以说,美国投资者对欧洲债券没有什么兴趣,不愿意购买,是以常识为依据的。

1919年底,我曾提出(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可以由美国向欧洲出借一笔重建贷款,不过有一个条件,欧洲必须整顿一下其内部事务。在过去的两年中,尽管欧洲的看法相反,多有怨言,可实际上美国的确放出了为数极大的贷款,比我原来建议的数目要大得多,虽然在形式上并不主要是那种正规的美金债券。这些贷款并没有附加什么特别的条件,结果其中的大部分部损失殆尽了。尽管浪费了部分资金,可是在休战之后这笔资金还是帮助欧洲渡过了最危急的一段时期。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贷款的继续并不能为欧洲债务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

世界上某些比较落后的新兴地区,如英属自治领地和南美洲,它们所需要的资本,过去是由英国、法国和德国(比较小规模地)提供的,此后这一任务将由美国代为执行,这样对欧洲收支不平衡能够起到部分的调整作用。俄罗斯帝国,不论是在欧洲或是在亚洲的部分,可以被看作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将来也许是外国资本的一个适当的出路。过去英国和法国的投资者常常把资金贷给这些地区,现在美国的投资者也可效仿,这比直接贷给欧洲的古老国家要明智得多。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把美国收支相抵后的差额完全弥补起来。最终,也许不久,美国必须重新调整它的进出口差额。美国必须多买少卖,这是它唯一可采取的方法,否则就得向欧洲年年作无偿的赠送。美国的物价上涨速度必然会超过欧洲(如果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对黄金的流入任其自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美国想人为地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也会由于欧洲外汇的进一步贬值而导致同样的结果,因为欧洲无力购买,只好缩减其必需品的进口。这样美国的出口就会减退,但出口商总不能立即废弃为出口而设置的生产布局,起初也许可以通过降低价格的办法来适应形势的变化,但这些办法持续下去,譬如说一两年后,就会出现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状况,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缩小经营范围,或者完全放弃这种经营。

对于美国来说,如果想通过一方面使出口至少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借助于关税来限制进口的方法达到平衡状态,可以说,这种打算是不可能的。这正如同协约国一方面对德国提出巨额赔款要求,一方面又费尽心机使它不能支付赔款那样;美国一方面想出种种办法来资助出口,可另一方面关税又使这项资金的偿还尽可能地出现困难。一些愚蠢行为,作为个人行为时我们是不会原谅的,可是一些大国却往往在做这种傻事。

现在世界各地所有的黄金都流向美国,在那里金子堆得像山一样高,这时让这种流势暂时停顿一下,也许对美国是有益的。但是这种做法会导致一种结果,即美国一方面拒绝黄金的流入,可另一方面又要求偿付贷款。这就成了一个新型的米达斯,他心里想多要一些美酒佳肴,而根据和约他得到的只能是不结果实的金属块。

不管怎样,美国在政策方面的重新调整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会使某些重要的利益受到损害。假如除此之外,美国仍然要求协约国偿还债务,就会出现令人难以接受的情况。如果它坚持到底,放弃它的出口工业,把这方面的资本改作别用;同时如果原来作为友邦的欧洲国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偿还债务,那么,我不否认,最终的结果也许会使美国得到利益。然而这种想法是完全虚妄的,是不会发生的。毫无疑问,美国是不会贯彻执行这类政策的;当它体验到了这类政策所导致的初步后果时,它会立即放弃初衷。即使它真的想坚持到底,协约国也不会偿还欠款。这种情形与德国赔偿非常相似。协约国目前对德国提出的赔偿要求无法贯彻执行,同样,美国收回协约国债务的工作,也无法善始善终。归根到底,两者都是未经严肃考虑的政见。几乎所有的消息灵通人士在私下谈话时都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莫名奇妙的时代里,报纸的言论好像故意设计好似的,总是与消息最不灵通那些方面的意见,而不是消息最灵通那些方面的意见保持协调一致,因为前者的传播范围更广泛一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报纸上写的与嘴里说的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有时这些矛盾是非常可笑的、荒谬的。

假如情况果真如此,美国要执行在使它获利之前就应当放弃的政策,必然要导致它与欧洲关系的恶化,还要在两年内打乱它的出口工业,这不会给它带来什么好结果。

有些读者喜欢一种抽象的理论分析,为了他们的方便,我在这里把有关论点归纳一下。国际贸易均衡的基础在于世界各国的农业和工业复杂的平衡关系,以及各国在劳动力与资本使用上的专业化。如果某个国家必须无偿地向另一个国家转让大量商品,那将会破坏平衡,因为上述做法是这种均衡关系所不允许的。由于某些资本和劳动力是固定组织起来用于某种用途的,是不能自由地转向他用的,因此平衡的干扰对于这样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效用会造成破坏作用。现代世界的财富主要是依靠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组织将受到损害。经过一段时间,新的组织和新的平衡是可以建立的。但是,如果产生干扰的起因是暂时性的,因组织受到损害而造成的损失也许会超过当初无偿获取商品所带来的利益。不仅如此,由于损失主要集中在使用于某些特殊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力上,这会引起该行业劳动者强烈的反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将远远超过整个社会所受到的损失。

我同许多美国人讨论过这类问题,他们多数表示个人赞成取消欧洲的债务,但是必须考虑到他们同胞中大多数人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所以,这项建议目前还不可能成为实际上的政策。因此,他们认为目前有关此事的讨论还为时过早,因为美国必须佯称要求偿付欠款,欧洲也必须佯称要支付债务。的确,这同1921年年中时,德国赔偿问题在英国的情形极其相似。毫无疑问,我的美国朋友认为公众的舆论是正确的,舆论具有神秘的本质,也许同卢梭所讲的“共同意志”是一类事物。但是不管怎样,我不会认真对待他们所告知我的东西。公众舆论认为在面子上一定要冠冕堂皇一些;尤其又是在美国,公众舆论有时就像彼此约好的一样,突然转向。

如果公众舆论这个东西是不可改变的,那么讨论公共事务就是在浪费时间。对于新闻记者和政治家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也许是在于确切掌握舆论的一时特征,但对于作家而言,他应当关注的是公众舆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我之所以提到这些陈词滥调,是由于许多美国人都劝告自己不要提出目前公众舆论所不赞同的建议,否则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据我了解,在美国,这类举动会被看成是轻率鲁莽的,会立即被怀疑有某种不正当的动机;犯过这种错误的个人,就会被要求进一步调查他的个人品质和履历。

让我们再略微深入一步,了解一下构成美国人对欧洲债务问题的态度的那些观念和情绪。他们是想对欧洲慷慨大方的,这一方面是出于善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在有许多人怀疑任何其他措施可能会危及他们自己的利益均衡。但是他们又不想这么做。他们不愿意再次受到别人的指责,说他们到底对付不了那些老姦巨滑的欧洲人。再说,时机也不凑巧,赋税压得很重;美国的许多地区觉得眼下并不十分富足,因此对于这笔可能到手的财富还不能轻易放弃。还有一点,关于共同作战各国之间的债务问题,他们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债务问题非常类似于个人之间的普通商业往来中的债务问题。他们说,这就像一个银行放了一笔没有担保的贷款,开始时他们也知道接受贷款的客户正处于极度困难之中,如果没有这笔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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