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

附录 世界主义还是国家主义?

作者:经济类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摘录

陈万煦译,蔡受百校,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

韩德强
摘录说明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从经济学界到一般舆论都把全球化作为经济活动的合理化的代名词,并以上帝般的口吻断言,全球化将不可逆转。因此,一切主张资本管制的言论,一切主张建立本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人,一切贸易保护的做法,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1998年香港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制,运用金管局的储备与国际金融炒家大战一场,挫败了金融炒家迫使港元贬值、并从中渔利的企图。但这一场保卫战被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违背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政府不干预市场的信条,从而使香港失去了自由贸易港的美誉。同样,马哈蒂尔总理宣布外汇管制,以阻止国际热钱洗劫马来西亚的财富,也被华尔街控制的国际舆论诅咒为违背历史潮流的异端分子。但是,如果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化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的话,这样一种信念和趋势究竟能坚持多久呢?为什么我们还要为全球化的到来鼓与呼呢?究竟是谁从全球化趋势中受益,而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呢?

知史明鉴。将近200年前,当英国工业的力量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时,在欧洲大陆经济学界和舆论界也流行着一种自由主义信条,始作者是亚当·斯密;那时候也流行着一种趋势,叫世界主义。但是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实业界和政界人士却并没有奉行自由主义信条,并没有把世界主义趋势看作是上帝的天启。他们懂得自己在与英国工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因此他们这样回应自由市场的天使们:“如果英国在工业上处于高度的先进地位,可以容许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国外竞争,那是符合英国自己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国家利益的。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利益是在于使工业获得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护制度目前对它说来是不可少的。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法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容许国外竞争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时,他(维莱耳先生)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第312页,法国大臣维莱耳回答英国首相坎宁,估计为185年前后——摘注)而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关税同盟,实施了坚决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以设想,没有德、法、美等各国实业界和政界人士的清醒头脑,就没有这些国家在19世纪的崛起和强大,世界也许早就在英国的独霸下实现全球化了。

实际上,在19世纪,身体力行“亚当·斯密学说”的是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地主、贵族们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英国的工业品,过了一段价廉物美的好时光,但是很快由于没有发展本国工业,一当世界市场农产品供应过剩,地主们就叫苦连天了。这些国家最终成了欧洲的农业国,失去了在欧洲的发言权。而当时,同样落后于英国的德、法、美等国家却没有那么无知地听从斯密教条摆布,其国家经济政策的真正指导思想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今天,这些国家强大起来了,特别是当年靠贸易保护起家的美国成了发达国家的盟主,为了防止世界上新的竞争对手挤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它们效仿当年英国的做法,到处宣扬亚当·斯密的教条,把自己的成功经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悄悄地收藏起来。于是,作为19世纪真正杰出的经济学家代表的李斯特以及他的著作,被现代经济学家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了经济学的殿堂,甚至在经济学说史上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于1841年出版,它总结了李斯特作为德国关税同盟经济顾问时丰富的实践经验,比较了当时欧洲大陆各国以及美国的兴衰,史料丰富,行文流畅,说理充分,在批驳自由市场教条的同时,形成了完整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对于遏止“亚当·斯密学说”对德国工业的威胁,协调德国政界、实业界和舆论界的意见,化解德国地主对保护主义的反对,起到了只手擎天的作用。旧中国,一些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的人曾译介过此书,但由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控制着中国,关税不能自主,李斯特的主张也就无从实施。解放后又于1961年翻译出版了该书,但由于当时出版此书主要是供批判用,影响也很小。而现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完整的国家主权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国家意志,而且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的挑战,李斯特的著作就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和李斯特是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但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需要,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亚当·斯密的著作,而对李斯特分析很少。这种情况造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是提倡自由市场的学者都对李斯特知之不多。但是,我们认为,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特别适合落后国家在世界市场经济的竞争,适合中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方针,因而应当成为各级经济管理干部的必读著作。如果继续单方面地让源自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教条在干部、知识分子和舆论界流行,那么,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前景将会受到重大威胁。

以下是要点摘录。其中提到的流行学说即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学说。如果将文中流行学说换成新自由主义,将世界主义换成全球化,将英国换成美国,将德国换成中国,在自由贸易基础上再增加资本自由流动,在贸易保护基础上再增加货币管制,则可大体用于分析今天的世界。

李斯特著作的时代背景

拿破仑战争以后,德国的邦数已由300个减少到38个,但是各邦有自己的关税壁垒,各邦内部各个省区也分别规定有地方生产率。这种情况大大妨碍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为了消除这种阻碍,德国资产阶级早在1819年就建立了工商业协会(由李斯特等人领导),1834年成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除了奥地利和一些小邦,其他各邦都参加了。由于共同税界的确立,大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1835年建筑了第一条铁路。可是国内政治上的统一还没有完成,工业的发展还远远地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当时英国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法国的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它们竭力提倡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以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的市场。怎样摆脱外国自由竞争的威胁,促进德国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第1~2页,中译本序)

在英法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西欧各国的工业发展程度差别不大,谁也不能操纵国际市场,但是为了防止外国的工业品侵入本国市场,英法资产阶级曾经觅取国家的保护。产业革命以后英法工业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国内市场已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同时资产阶级也有了充分的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因此他们放弃了保护贸易的主张,竭力倡导自由贸易。在这时德国的工业技术却落后得多,资产阶级面对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比工业发展初期的英法更加需要保护关税制度,因为这样,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也就特别强调国家的干预作用。(第3页,中译本序)

李斯特著作的适用性

李斯特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我们当可看到,这些原理所以在今天还值得加以考虑,其间具有特别有力的两个理由。首先,我们很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些论点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其次,这些论点对保护制度原则提供了确定的科学基础,虽然在英语殖民地奉行着这个原则,在英国有不少事业经营者和商业经济学者信守着这个原则,但迄今为止,英国作家对于这一原则的阐述还只是局部的、不够完整的。(第1~2页,英译本序)

李斯特对于他所认为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及其信从者(英国的和外国的)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两者之间实际上划分了清楚的界线:他竭力拥护“国家”政策,反对“世界贸易”政策,后一政策虽已由英国采行了将近40年,但实际上还没有博得任何其他文明国家的好感。(第2页,英译本序)

李斯特当反对他所认为的有害的谬论世界主义学说时,对于英国在当时所享有的商业优势,有时尝加以严厉抨击。但他绝不是英国的敌人,实际上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衷心赞赏,热烈主张英德两国结成联盟。(同上)

李斯特著作的针对性

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顾问,使我处于很困难的地位。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莱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的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是竭尽所能地加以低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理论以及德国学者们的见解原来是站在他们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说话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在这场斗争中,双方所拥有的武器显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经过细致加工、彻底条理化的一套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学术团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则情形截然不同,它没有钱,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第6页)

李斯特的国家主义与斯密的世界主义的基本区别

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第109页)

流行学派的理论体系处处只考虑到个人,在这种理论的设想下,个人彼此之间的商业关系是完全自由,毫无拘束的,如果我们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向追求他自己的私人利益,他就满意了。这种论调指的当然不是国家经济体系而是人类的私人经济体系;假使没有任何政府方面的干预,没有战争,没有敌对的外国关税限制,这样的体系就会自然形成。至于那些现在已经强盛起来的国家,它们是凭什么方法达到并保持现有强盛地位的,还有些以前曾经一度强盛的国家,它们是由于什么原因失去了原有强盛地位的,这个理论体系的拥护者对于这些问题却向来置之不顾。(第149页)

有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较高程度,有些国家还处于较低阶段,这个学派却不承认有这样的区别。它处处把国家权力的作用置之度外,按照它的说法,国家权力对个人照顾得越少,个人生产就越加能够发展。根据这样的论点,野蛮国家就应当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富裕的国家,因为就对个人听其自然、国家权力作用若有若无的情况来说,再没有能比得上野蛮国家的了。(第150页)

流行学派把一切生产者的自由竞争说成是促进人类繁荣的最有效方法,这从它所采取的立场观点来看,原是十分正确的。在世界联盟的假定下,对各个国家之间正当的商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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