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

第五部分 21世纪中国国际竞争战略

作者:经济类

●竞争必然呼唤战略,国际竞争必然呼唤国际先争战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有必要思考21世纪的中国发展战略,或更准确地说是国际竞争战略

●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前要问题还不是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而是怎样生存下去,怎样避免发生内乱

●20年来,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深揭狠批平均主义,但却没有一天不是靠年均主义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在稳定中实现经济增长的

●中国能首先成功地实现从资源消耗到资源节的型的特变,这对于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增强中国资源节约型方品的竞争力都人有益处

●倡导以个人利益作为核心动力构造新的科研体制,从而推动科技创新,这个思路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科技体制的根本动力只能来自民族凝聚力,个人物质利益动力不能作为第二位的

●就业优先,资源节约,发展战略产业,为科技和教育事业重新注入灵魂,这是中国21世纪国际竞争战略相互关联的四个要点。就战略态势而言,这仍然是属于守势战略。我认为,守势战略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战略姿态

时光飞逝,21世纪转瞬即临。人们都在翘首盼望着新的世纪为人类带来新的梦想和希望,虽然也有人担心着世界末日的来临。而现实却可能既不那么浪漫,又不那么恐怖,它将一如既往地随着时钟的滴答声把今天生活中的希望、问题和矛盾带进21世纪。如果不是“千年虫”发作,到期的合同还是得履行,欠人的债务还是得还,该出生的自然会出生,该死的也只好去见阎王,有钱人仍然是有钱人,穷人仍然是穷人,强国依然富得流油,弱国还会揭不开锅。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可能还是有些不同。因为恰恰是在这个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一种选择是甘心情愿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最大的“外围”,与最大的“中心”国家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像美国与皮诺切特的智利那样;另一种选择是在重新整合国内力量的基础上,想办法与中心周旋,寻找进击的可能性。很显然,如果我们并不认为第一种选择应该成为现实的话,我们就需要使第二种选择成为人们思考和争议的对象。必须承认,尽管党的文件和政府决议给国人展示了由小康而中等发达国家的远景,但是由于改革在深层奉行“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因而从总体上仍然缺乏全局性、长远性的思考。一段时间以来,甚至谁要从全局、长远的角度对零敲碎打的改革措施提出问题,谁就是阻碍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谁就有僵化保守之嫌。这样,表面上第一种选择好像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实际上是现实逻辑的自然伸展。因此,现在再来瞻前顾后地讨论第二种选择,应该说也还不完全是马后炮。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前期可以回避的矛盾已经积累得不容再回避了。摸了20年以后,人们也逐渐看清楚河流的水性以及河对岸的地形了,故客观上具备了讨论发展战略的条件。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个常见的误解。我们常常看到企业这样制定“战略目标”:今年产值10亿,利税1亿,职工人数500人,3年后产值要达到产值100亿,利税15亿,职工人数达到1000人,盖3栋职工住宅楼,等等。事实上,这充其量只能叫长远计划,甚至只是一厢情愿的承诺,与战略则毫不相干。当我们谈到战略时,实际上首先要有敌我概念,比如企业战略,首先要清楚有哪些竞争对手,这些对手的实力如何,强弱点在何处,自己有哪些优势,哪些劣势,怎样扬长避短,削弱对手,壮大自己,哪些对手可以联合,哪些对手首先需要对付,怎样形成战略意志,怎样调动战略手段,是否拥有战略后备资源等等。打败了对手,自然就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有了份额就可以保证利润增长和规模的扩大,就像军队打了胜仗一样,兵也多了,将也众了,地盘也广了。反之,如果打了败仗,一切就都成泡影。从这个角度看,上述企业“战略目标”就只是挂在天上的一个“馅饼”,给职工心理充饥罢了。当然,从更深层次讲,如此“战略目标”也和我们长期的计划经济思维有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需要考虑竞争,只需要考虑资源是否足够就可以了。问题是,现在已经是竞争经济了,而且不仅有国内竞争,更有国际竞争,甚至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舞台了,再也不能遵循计划经济下的目标制定思维了。竞争必然呼唤战略,国际竞争必然呼唤国际竞争战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有必要思考21世纪的中国发展战略,或更准确地说是国际竞争战略。

从理论上说,考虑国际竞争战略首先得认清我们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位置,此知彼也;同时也得认清中国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此知己也。由于前文已经多处论及彼、己双方的特点和力量对比,这里就直接切入战略设计本身了。

轮廓地说,21世纪的中国国际竞争战略是否应有以下要点:

就业优先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大意是,打仗首先要考虑的是不会被敌方打败,然后才有可能捕捉打败敌方的机会。不被打败取决于自己,打败敌人取决于敌方情况。这就是说,当我们考虑国际竞争战略时,首先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形,谋求立于不败之地。

实际上,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在国际竟争中获胜,而是怎样生存下去,怎样避免发生内乱。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外部势力将很容易趁机插手,或者扶植中国内部买办政治势力,或者利用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将中国切成若干块。而要避免发生内乱,最重要的是防止两极分化势头继续发展,避免更多城镇工人失业下岗,保证9亿农民基本的温饱生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就是要从效率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就业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倡导“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也就是说,中国的事情还得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事情就是这样矛盾,20年来,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深揭狠批“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但却没有一天不是靠平均主义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在稳定中实现经济增长的。其中,农村的分田到户是最大的平均主义。很显然,分田到户的标准不是生产效率,而是按人头分配,是平均主义。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村的平均主义限制了两极分化程度,束缚了四五亿农村劳动力,这才可以为城市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提供空间。但是,城市通过裁减农民工缓解下岗压力,把就业压力转嫁到农村,就进一步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封建主义和平均主义恰恰是城市资本主义的巨大的劳动力蓄水库。

如果看不到这一根本现实,盲目地以为中国可以彻底实现“效率优先”原则,放任以利润率最大化来配置资源,让资本原则操纵这一切,那么不仅工人失业率还将继续上升,更严重的是农村将释放出高达2亿~4亿的劳动力(根据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这一天的到来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翻车”之时。

市场经济内在地是“效率优先”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如果又倡导“效率优先”,必然意味着资本原则畅行无阻。正因为如此,甚至西方经济学家也很少倡导“效率优先”——这根本不需要倡导,市场经济自动就按照这一原则运行;而总是提倡“公平优先”,以便为政府调节市场竞争的负面后果提供理论依据。

也有人看到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量更少的现实,认识到彻底的资本原则的可怕后果。但是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常常是鸵鸟式的,他们不是去面对这个现实,承认市场竞争逻辑的内在问题,而是拼命地诅咒中国众多的人口,因为它妨碍了市场经济神话的传播。更有甚者,他们把中国人多的原因归结为“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由此把人多的罪过推到毛泽东身上。

这里我们忍不住想说几句公道话。不错,是新中国的成立导致了1950年以后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在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老百姓看来,这首先是生活和健康水平提高的结果。旧中国人口倒是长期维持在4亿人左右,但那是由于大规模战争、疾病和饥饿抵消了奇高的人口出生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营养状况迅速改善,城乡卫生防疫制度和城乡合作医疗制度的得以建立,广大劳动者缺医少葯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变,使得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人口平均年龄大幅度提高,这才有新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如果有人非要把人口增长说成是毛泽东干的坏事的话,我们就要说,这首先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

其次,毛泽东是不是鼓励多生多育呢?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并不是。早在5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首先提出来要节制生育问题,只是没有来得及形成完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错,毛泽东是说过“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但这话是说给那些隔洋看笑话、以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艾奇逊们听的,并不是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否则,中国今天的人口就将远不止12亿,也许是20亿。

第三,中国今天人口数量庞大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五千年来,随着土地单位产量的增加和垦植面积的扩大,中国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基本上保持了人口与粮食总产量同步增长的态势,这使得到1949年时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4亿。基数庞大,而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又主张多子多福,加之计划生育的技术手段的落后,控制人口的难度便可想而知。这一点,今天有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后盾的计生干部们体会最深。事实上,即使厉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20年来人口的增长数量仍然高达5亿左右。

第四,不要忘记,正是共产党毛泽东留下的这个基本社会制度使70年代末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特别是在1980~1985年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得最快。但随着近年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削弱,包产到户的普遍推行,农民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大为降低,计生干部逐渐落入“要钱还是要命”的难堪境地,有的甚至成了“拿命(生育指标)换钱”的“活阎王”,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则在日益强烈的对抗中减弱。

第五,对那些崇尚自由市场的人来说,克林顿夫人希拉里提醒得好,在市场理念中,生育是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如果坚持市场理念,那么就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如何执行了,这项政策本身就将失去合理依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自由竞争理念的问题,原来自由还意味着自由地膨胀和自由地毁灭。实际上马尔萨斯倒是真诚的自由竞争理念的信奉者,但是那要以战争、饥饿、瘟疫消灭人口作为补充。也就是说,自由竞争从本质上是最不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关于这一点,事实上无论亚当·斯密还是马尔萨斯从没有否认过,因为他们所推演的逻辑体系从根本上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有谁曾见“狼”尊重过“羊”权呢?

更为可笑的是,某些市场理念的信奉者以市场标准来取舍衡量一切,于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就成了隐性失业。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经济生活看作是人类互相帮助、分工合作的生产体系,不以资本的效率来衡量的话,“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就是不存在失业。事实上,比如说80年代以前的工人,他们并没有感到什么“隐性失业”,但城市下岗工人却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显性失业”。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如果不是现行的资本逻辑主宰一切,而是按人的需要与可能来合理分工的话,那么世界上每人每周只劳动一天,就可以过上丰衣足食、丰富多彩的生活。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衡量的话,世界各国特别是外围国家如此严重的失业恰恰是市场经济的罪过。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向那些诅咒人口阻碍了经济发展的人问一声:究竟是经济为人服务?还是人为经济服务?

闲话少说。就业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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