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

第三部分 市场浪漫主义与“入世”

作者:经济类

●按照利益原则推断,有人甚至怀疑某些学术精英的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了。我却以为,虽然不排除个别人士的屁股也许是明显地坐到了跨国公司的板凳上,然而,大多数热情拥护者们则是受市场浪漫主义的思维定式所支配。

●已经处于衰落中的西方经济学教务在中国却被“化腐朽为神奇”了。作用就是:当发达国家一刀刀地宰割中国时,给中国人民做了全身长效致幻性*醉。

●然而,艾奇逊们打错了算盘。就是在与西方世界完全脱钩的前30年里,中国人均寿命迅速从35岁提高到近70岁,原子禅、氢弹爆炸成功,卫星上天。一个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一支庞大的科技和教育队伍得以形成,为后2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信心来源。

●“看不见的手”、“比新优势论”和“经济成长阶段长”是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的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市场浪漫主义。

●对某些以了解高层想法自居的经济学家来说,市场浪漫主义只是蒙骗多数人到“天津”去的障眼法。

●竞争的时代需要用竞争的头脑思考问题,这才不会唱着爱国的高调跑到卖国的胡同里去。

很多朋友问我,既然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还很弱,为什么我们还要非“入世”不可呢?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新闻界甚至实业界会那么热情地追求“入世”的目标呢?

这的确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愿意相信,中美进行“入世”谈判应该是务实的。问题在于,许多媒体都在不务实地把加入wto渲染成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按照利益原则推断,有的人甚至怀疑某些学术精英的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了。我却以为,虽然不排除个别人士的屁股也许是明显地坐到了跨国公司的板凳上,然而,大多数热情拥护者们则是受市场浪漫主义的思维定式所支配。所谓市场浪漫主义,其实上是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即相信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每人追逐个人利益便会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虽然早在19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已经提出了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相对抗,但由于亚当·斯密学说在维护私有制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上的独特作用,直到30年代以前,市场浪漫主义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正统派才失去对现象的解释权,所谓“市场失灵”问题才引起重视,而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也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即使如此,凯恩斯主义也不是对市场浪漫主义的全面否定,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把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从而以“退一步、进二步”的方式重新确认了市场机制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维护了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接受了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断在按照“看不见的手”所指出的自由竞争逻辑改革经济体制,达到了“指引我们事业方向的是竞争,领导我们的力量是资本”的地步。这样,国人渐渐放松了对竞争逻辑的负面效应的警惕,忘记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落后地位。事实上,活跃在今天中国经济学神坛上的知名人士大多数都是自由竞争逻辑的崇拜者,打开报刊杂志满眼都是如何扩大内需,启动消费,防止通货紧缩等标准西方经济学概念。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接受着市场经济大课堂和大学经济学小课堂的熏陶,培养着对自由竞争的崇拜,尝试着透过西方经济学的有色眼镜观察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也越来越体现出对自由竞争的无限崇尚,以至新闻舆论界渐渐沦为亚当·斯密学说的推销商。当自由竞争逻辑如此深入人心时(在这一点上,自由派人士恐怕得感谢舆论一律,否则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肯定会起来与斯密叫板),体现着这一逻辑的wto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女神。

因此,当我们对“入世”进行思考时,就不得不面临一些更基本的问题,不得不对市场浪漫主义作一番深入的讨论。

“看不见的手”代表谁的利益?

亚当·斯密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开山鼻祖。他在《国富论》中有一段经典表述:

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斯密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小段论述,引发了后人的无限遐思和争辩,成为两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经济学饱学之士的衣食之源,也成为包装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一件最漂亮的皇帝新衣。

中国人很难想象,当英国的商人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中国贩卖鸦片时,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怎样促进公共福利的;印第安人也很难想象,当哥伦布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来到美洲大陆时,他是怎样通过屠杀印第安人促进公共福利的;非洲人更难以想象,当他们被追求个人利益的欧洲人贩卖到美洲种植园时,公共福利是怎样得以促进的;斯密时代的欧洲的工人们也难以想象,当他们被追求个人利益的老板逼着十六七个小时地工作在阴暗、不通风、噪音震天的厂房里时,公共福利是怎样提高的。如果说,这一切在斯密看来都是促进了公共福利的提高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看不见的手”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事实上,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就是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写作《国富论》的。经过《国富论》解释,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罪恶勾当就都是促进了公共福利的上帝般的行为,而英国企业主对本国工人的残酷压榨也就被赋予了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在“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下,上流社会的大腹便便之士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以道德的名义行卑鄙无耻之为。因此,毫不奇怪,《国富论》一经出笼,亚当·斯密就成为英国商界和政界的宠物。

公正地说,《国富论》中的确也包含着若干真知灼见,这就是关于分工与合作能增进财富生产的论述。斯密对扣针工业的描述给人印象最深刻,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士对此都应该十分熟悉:

扣针工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却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工人,如果对于这个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个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的行业,而且这种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10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制成12磅针。以每磅中等针有4000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制成48000枚针,即一人一日可制成4800枚针。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成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①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章,引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290~29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因此,谁都不会怀疑,分工合作能促进财富生产。问题在于,财富生产的增长是否等同于公共福利?按照斯密的说法,“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可以“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情况”。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就是在斯密的时代,事实恰恰是,分工的增长造成了最下层人民的极端贫困化。我们都知道,随着英国手工业工场内部分工的发展,产量在增加,对农业原料的需求也在增加,由此促进了农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大量农田被圈作牧场,农民大量失去土地,被迫流入城市作苦力,进而降低了城市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加大了工人的工作强度。时光流逝到20世纪末,整个世界都已经被纳入全球市场经济分工体系,无论是财富的数量还是品种都极大地增加了,但是我们仍然遗憾地看到,这种分工与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状况恶化的二元悖论仍然在继续。

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90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总共4.6亿人口中,有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45.9%。其中,秘鲁、巴拉圭及部分中美洲国家的贫困人口高达68%~78%,而委内瑞拉和巴西等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也超过或接近50%。拉美国家中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加速分化。70年代以来社会财富集中程度不断提高,70年代初,占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人为总人口的10%,而90年代初进一步缩小为5%;而另一方面,包括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却加速贫困化。在城市里,大批工人甚至一部分白领阶层失业,一些国家的失业、半失业率高达40%~60%,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的42%上升到目前的近60%。……据联合国统计,拉美农村居民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高于60%,最严重的国家,如玻利维亚达97%,秘鲁达75%,巴西达73%,而今年爆发农民起义的墨西哥恰帕斯山区的印第安农民每天收入竟不足5美分,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①

①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第213~214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财富的增长并不能真正促进公共福利的增长,甚至要以大多数人的饥饿、疾病、夭折为代价呢?为什么随着分工和财富的增长,战争的可能性、规模和毁灭性也在不断增长呢?

这就必须研究分工与合作是怎样形成的。事实上,《国富论》已经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逻辑线索。斯密认识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的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的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的富裕。它是不以这样广大的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性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①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②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章,引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296~297贝,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②同上,第297~298页。

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中,分工与合作的动力是利己。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斯密的看法仍然是一致的。但接下去的分析就会有根本区别。在斯密看来,利己动机可以促成分工和财富的增长,因此利己动机能自动达成利他效果。在我们看来,利己动机固然可以促成分工合作,但由于合作各方力量的不平衡,合作的成果为强势方占有,并进而增强了强势方的力量,造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后果,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也使弱者不得不周期性地挺而走险,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与人的战争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因而并不能自动达成利他效果。虽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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