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

附录 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作者:经济类

何增科

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迪厄教授在1998年12月号的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无止境的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文章,对当今世界颇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旨在摧毁集体结构的纲领。现摘要介绍如下。

何谓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这种监护人理论纯粹是一种数学上的虚构。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在狭隘的和严格的理性概念的名义下,它把理性取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构成它们的应用条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混为一谈。正是这种瓦尔拉的“纯粹理论”产生了经济学科的种种缺陷。它执着于自己所创造的武断的对立,即经济法则和社会法则之间的对立,前者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原则上,后者服从于正义原则的统治。

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体系,而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服从那些支配经济关系的力量所做出的经济选择来做到这一点的。它也因此将自己的符号力量加之于这些强力关系。在这种科学纲领的名义下,它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行动计划,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政治纲领,这种纲领旨在创造出一些使上述理论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条件。这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

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这个新自由派的乌托邦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

新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是从那些自身利益得到表达的集团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中获得社会权力的。这些集团包括:股东、金融家、工业家、保守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等。新自由主义从整体上倾向于赞成将经济同社会现实分离开来并由此在现实中建构一种同其纯理论描述相一致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机制,它呈现为一个调节经济力量的约束链。

新自由主义的后果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进步相结合确保了资本空前范围的流动。这使那些关心短期投资回报的投资者有可能不断地比较各个最大公司的赢利率,同时惩罚那些相对失败的公司。面对这种持久的威胁,这些公司不得不越来越迅速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市场的需求,这是因为它们有可能遭到“失去市场信任”的惩罚并失去自己股东的支持。而渴望获得短期利润的股东们则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经理们。这些股东通过理事会建立起各种规则,他们也影响着雇佣、就业和工资政策。

具有灵活性的绝对统治因此得以确立起来,它表现为雇员在长期合同或临时合同的基础上被雇佣,公司的反复改组,以及公司内部各个自主的部门及班组之间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最后还通过工资关系的个人化而扩大到每个人头上。竞争的方式有:建立个人业绩目标、个人业绩评估和持久评估体系,为体现个人能力和业绩而增加工资或发放奖金。个人化的职业途径包括:“下放责任”促使职员开发自身潜力,这些单个的工资劳动者置身于强大的科层制依附关系之中并同时对他们的工资、产品、部门和商店负责,仿佛他们是独立的承包人一样。这种“自我控制”的压力强迫工人“过度卷入”工作并迫使他们在高度紧张状态下工作。这些措施汇合起来削弱或者废除集体的标准或团结。

一个达尔文式的世界就以这种方式出现了。它是在科层制的各个层级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每个人在充满不安全感、遭受痛苦和压力的条件下形成对其工作和组织的依附。这些制度安排和劳动后备军的并存成功地建立起生存竞争的世界。这些制度安排产生了不安全感,而这些后备军的存在很容易地由那些不确定的社会过程以及持久的失业威胁所促成。这种后备军在科层制的各个层级存在,特别是在经理的层级存在。打着自由的招牌的全部经济秩序的基础实际上是失业、工作任期的不安全感以及它所暗含的解雇威胁的结构性暴力。个人主义者的微观经济模型“和谐”运行的条件是失业后备军的存在。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

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不仅在靠它为生的那些人如银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而且在那些从这种乌托邦中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高级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那里激起了对自由贸易的强有力的信仰。他们使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神圣化,市场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们想要独立的中央银行。他们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禁止对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管制,反对出现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

经济学家在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诞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并不一定必然分享真正信仰者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只对这种乌托邦的经济和社会保持着个人的敏感。然而,他们在经济科学领域对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信仰的生产和再生产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经济理论通过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思想形态的存在与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分离开来,这种思想形态最经常地以纯粹抽象的和理论的形式出现,它们特别倾向于把逻辑事物同事物的逻辑混淆起来。这些经济学家信任那些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去接受实验检测而证明的模型,这导致他们轻视其他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因而常常无法理解真实的必然性和极度的复杂性。他们参与促成了可怕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经济理论倾向于赋予现实以极端合乎逻辑的神话,他们为了这种神话而献身。

同经济学家的分析相反,现实世界及其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而可见的后果却是:不仅是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如电影、出版等由于商业价值的入侵而逐渐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各种集体机构解体了。这些集体机构主要是那些国家机构,它们是同公共领域的思想相联系的所有那些普遍性价值的承担者。另一种倾向是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国家的上层领域例如在公司的核心层,人们都被迫接受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为和行动的准则。这种道德达尔文主义狂热崇拜成功者,并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愤世嫉俗思想制度化了。

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依靠各种保守的力量来摆脱新自由主义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行不通的。向“自由主义”的过渡就像大陆漂移一样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进行着,因此它的影响也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了。它的最可怕的影响都是些长期的影响。这些影响都被目前那些在捍卫旧秩序的人中兴起的对这种过渡的抵制所掩盖,这些抵制者利用旧秩序和社会资本储备来保护目前的全部社会秩序。这种社会资本如果不加以更新和再生产的话是注定要消失的,但这些“保守的”力量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也是抵制新秩序建立的力量并可以变成颠覆性的力量。如果仍然有理由不悲观的话,那就是在国家机构和在社会行动者和价值取向中仍然存在某些力量,这些力量唯有通过努力去发明和建设一种新社会秩序才能够抵抗挑战。这种新社会秩序将不会把利己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个人对利润的激情当作唯一法则,相反它将为集体的价值取向让出空间。这种集体的价值取向合理追求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达到和为集体所认同的目标。

             原栽《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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