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第09章 杰文斯论效用(1871-1882)

作者:经济类

杰文斯的《理论》问世于1871年10月,此后大半年杰文斯的健康状况不佳,妨碍了他的研究。他重新考虑效用问题是在1872年10月17日致沙德威尔的一封信中。后者极力主张并提醒杰文斯保持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尺度,因为没有测定幸福的方法。杰文斯反驳说,许多东西只宜于用其效果间接地测定。他认为可以用“一个普通工人在已经劳动了10小时后(例如说)的一刻钟所受的平均痛苦……来测定他的最后一份增量工资对他的效用……”他争辩说,他也可以用“已经吃了3/4磅面包之后的一盎司面包对一个人所带来的通常的或平均的好处……作为快乐的单位,当然要记住从任何商品所得的快乐并不同那个商品成比例”。杰文斯在信中重申了他早先的希望:如有完整的商业统计资料,他就能为他的公式得出相应的数值,因为价格“代表了对商品的估价,使我们可以对各种商品的最后增量所产生的快乐加以比较”。“如果我们把完整的价格表和消费量加以比较,就能规定效用变动的数字法则”。杰文斯承认他“指出我们能够(以完整的统计资料)把所有的公式都转变为数字的表述过程,并不是十分谨慎的”。他的结语说,只是想走出“正确得到公式的第一步……”;接着他又补充了一个虽然重要然而无关的说法:“同亚当·斯密分歧的主要之点在于区分效用程度和效用总量。”这样的结语是很不和谐的。杰文斯在1873年的大部分时间忙于写作《科学原理》,该书问世于1874年2月2日。其中一长节论及测定问题,末尾还附有关于在社会科学中测定问题的资料。杰文斯说:“经济统计学,包括了生产的、现存的、交换的和消费的各种商品的数量,它构成另一个最广泛的科学实体”。但他没有更进一步和更好地解释他怎样得出效用函数中的常数。

杰文斯得知瓦尔拉斯论效用的著作是在1874年4月底和5月初的某个时候。瓦尔拉斯的论文“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刊登在《经济学家杂志》4月号上。瓦尔拉斯于5月1日送一本给杰文斯时,还不知道杰文斯已经出版了类似的著作,只知道杰文斯是“因为价格变动和货币贬值问题的著作而受到重视的一位作者”。瓦尔拉斯首次致信杰文斯之后不几天,布鲁尔(一位德国经济学者)给瓦尔拉斯写信说,杰文斯论效用的著作具有相同的特点。

1874年5月12日,杰文斯致信瓦尔拉斯说,在他接到瓦尔拉斯寄来的杂志之前,他已注意到刊登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的瓦尔拉斯的文章所提出的“非常值得注意的理论”。他说他自己的“交换理论在英国备受冷落和批评,却被你的研究所证实。”他详细陈述了他在该理论上的优先权,并指出瓦尔拉斯的“理论同我的理论在实质上是吻合的,并证实了我的理论,尽管所用的符号不同,还有一些非本质的差别。”最后,他十分委婉地询问瓦尔拉斯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他自己的著作。

瓦尔拉斯于1874年5月23日回了一封长信。他解释说他刚刚从布鲁尔的来信中得知杰文斯论效用的著作。他同意说他和杰文斯的论文在后者已经“极为明确地”指出的各点上是吻合的,但他也指出了若干区别,他认为这些区别是重要的。瓦尔拉斯说,他不可能知道杰文斯已经从最大化满足的观点引出了他的函数,或是杰文斯已经用它们提出了需求函数(用以建立后来的均衡条件)。瓦尔拉斯正确地感觉到了上述两种特殊情形下的细微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没有引起这两种观点的矛盾和对立。

瓦尔拉斯没有进一步考察这种差别,而是详细陈述了他自己思想的来源,没有为他未引用杰文斯这一点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他提醒说,虽然这一理论在法国或英国尚未被认真接受,但一些意大利经济学家却表示了支持。他最后提议将两人的信件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杰文斯在1874年5月30日复信中感谢瓦尔拉斯寄来他的《纲要》一书的校样,并希望过些时候再来确定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否有所不同。他承认瓦尔拉斯的研究是完全独立的,他感谢瓦尔拉斯的提议,即通过发表他们的信件来承认他在一些方面的优先权,最后他表示愿为瓦尔拉斯理论介绍到英国出力。杰文斯的信和瓦尔拉斯的回复发表在1874年6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

1874年夏杰文斯还与布鲁尔通过信,后者对新经济学感到兴趣。杰文斯告诉布鲁尔,他对他的《理论》在英国未受好遇而失望,但他提到“一些年轻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在钻研这个问题……”尤其是乔治·达尔文。布鲁尔完成了一本遵循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思路的书,杰文斯对此表示高兴,还希望在德文原版之后能出法文和英文版。布鲁尔在早先的信中曾表示希望研究“效用曲线的变动问题;杰文斯对此感兴趣。杰文斯说,关于商品不可分问题,除了《理论》中所说的以外,他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不过他对他自己关于不确定的回答是不满意的。初秋时节,杰文斯再次致信布鲁尔,说他“在你所提到的那一点即不可分物品的交换问题上作过深入思考”,但没有任何进展。杰文斯在信中表示眼下最需要的还不是加工“完整和正确的理论,而是使大家都懂得其最简单的原理……”他还认为瓦尔拉斯的书“一点也不宜于使人们更加理解这个理论的各项原理……”

1874年11月杰文斯在曼彻斯特统计协会宣读了一篇题为“政治经济学数学理论的发展”的论文,这是自他的《理论》问世以来他对效用问题第一次发表意见。他在这篇论文中对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了最基本的非数学的说明;他在英文文献中首次注意到瓦尔拉斯;他肯定遵循着他在给布鲁尔最后一封信中提出的看法,力图以最简单的术语说明问题,而不是致力于对理论的精雕细刻和发展。

出席曼彻斯特统计协会之后,杰文斯有数年没有在效用问题上发表意见了。他只是在同布鲁尔的通信中谈及他新近发表的效用理论方面的论文;在同g.h.达尔文通信中谈及后者维护杰文斯和反对加尼斯;在同福克斯维尔通信中谈及马歇尔同杰文斯理论的关系。杰文斯在给瓦尔拉斯的信中表示,边际效用理论已经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我认为英国人的看法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各种人物都表示了默许,一些教授开始把这个理论提到学生面前。我两个月前在剑桥时发现,人们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比我设想的要好,我不怀疑它在逐渐地获得地盘……”杰文斯于1876年来到伦敦,在大学学院宣读了一篇绪论性的论文“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几乎没有提到效用。杰文斯在1877年发现了杜皮特的论文,遂写信给瓦尔拉斯说:“杜皮待对此问题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而且在我们之前即预见到了效用论的基本思想”。杰文斯于1877年3月出版了初级读物《政治经济学》,其中涉及效用之处甚少。这本书脱手后,杰文斯开始考虑再版《理论》,并收集整理附在政治经济学数学研究之上的书目。这时他发现了戈森的著作,1878年8月21日他在给其兄的信中首次谈及这一情况:“几天来我为一件事所烦恼,欧文斯学院的亚当森发现了一本不知名的书。作者是戈森,该书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我的理论极为相似。事实上有一批著作(它们甚至在大陆也不为人知)在我之前已经提出了我的理论的基本思想,这样以来我就处于一种不幸的境地了,相当多的人不理解它,认为它是荒谬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理论没有什么新东西。我正在整理新版但进展缓慢,时作时辍。”

过了一些时候杰文斯才从戈森著作的冲击波中解脱出来,因为戈森的效用论同他的瓦尔拉斯的理论非常相似。杰文斯在1878年9月初给福克斯威尔的信中谈到戈森,他从以下的想法中多少得到一些安慰:“这个理论实际上已经被独立地发现了三四次以上了;这说明它必定是正确的。”此后不久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瓦尔拉斯。

杰文斯于1879年春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他增加了长篇新序言,为其数学表述方式的不足向数学家表示歉意,但他明言不会改变。他还对一些书目的发现过程(1871年以来)作了说明,特别是关于瓦尔拉斯、杜皮特和戈森,这篇序言提供了一副边际效用理论发展史的最早蓝图。这一版还增加了其他一些东西。增加了四节,论及“经济量的乘量”,增加了一节关于价值的新解释;打算为其效用论增加两节,其中一节将把他的理论扩展到物品具有负边际效用或零边际效用的场合,详细指出这些情况对其交换方程式的影响。另一节则分析联合生产,其结论是,生产成本决不支配联合生产的产品,所以边际效用理论适用于所有的场合。杰文斯在他生前最后一年,尤其在退出教书生涯而转向写作之后,他一直打算进行经济学的宏大研究,只要有时间他就想搞一部分。他留下的是未完成的手稿,后来出版了,书名是《经济学原理:社会产业机制研究之片断和其他论文》。这部作者身后问世的书,同他1871年的《理论》一书相比,只是对一般经济学的扩展研究,对边际效用问题未置一词。他虽不断(有好几章)谈及效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其谈论的调子根本不像是来自边际效用学派成员的手笔。从杰文斯所列拟写(但未写)各章的目录也看不出更多的希望,即如果时间允许他将会对效用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他显然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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