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中文版序言

作者:经济类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问世后,有幸颇受世人评说。在这个序言中,我想对1960-1965年间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本书的评论作一小结,我相信这对晏智杰教授的中文译本的读者是有意义的,就像往昔的游记对今日的旅游者有用一样。

评论者对一本书通常总是有赞许也有贬抑。前者超过后者,可谓肯定的评论,反之,便是否定的;而肯定的评论极易超过否定的评论。本书问世后5年间先后获得的署名评论中,属于肯定的评论有11篇,否定的评论有3篇。

肯定的评论的评语、作者、出处及日期如下: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也许没有人能像理查德·豪伊那样熟悉该学科浩瀚的文件了。”r.m.罗伯逊,《维多利亚时代研究》,1961。

“一部出色的作品……一篇惹人喜爱的历史记载。”j.e.巴塞尔,《南方经济杂志》,1961。

“资料可信,文笔优雅。”p.阿尔特,《科学与社会》,1963。

“作者在这个研究中并没有自命不凡,而以一种毫不矫饰和平实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这种学者风度与作风正在学术界迅速地消失。”r.达塔,《arthaniti》,1961。

“总之,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很难相信它只有271页。”e.菲尔斯,《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62。

“在近期关于著名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研究中,豪伊的这本书应被看作是最值得注意的贡献之一。”a.蒙塔纳,《施穆勒年鉴》,1965。

“一般来说,豪伊所用的不是思辨的方法,而是根据最精确安排的事实材料进行研究的。”m.斯特林塞,《国民经济学杂志》,1963。

“这是一部关于边际效用理论起源的非常精确和深入的历史著作,它出自一位忠实和博学的作者之手。”e,詹穆斯,《经济评论》,1964。

发表类似评论的还有荷兰的杂志(m.爱斯金斯,《经济学评论》,1960。p.亨尼普曼,《经济学家》,1962。)以及丹麦的刊物(k.e.斯文森,《国民经济学评论》,1961)。

g.h.布斯凯、c.w.季尔鲍德和e.考德发表的评论则是否定的。他们的观点与本书显然不一致。他们对本书的某些部分看来是赞成的,但总的来说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此不应忽视。

布斯凯评论的开头是一句释疑的话:“这是一部易读的有教益的著作,它介绍了一段我们科学的有趣的历史。”(《政治经济学评论》,1961)布斯凯早在1927年就发表过一部常见的经济学史,我在本书第216页[见中文译本附录注释(24)〕提到过这本书。

在一番略显恭维的介绍之后,布斯凯声称,我的这本书不是他所写的那一种:他的书论述的范围更大,开头比1870年早得多,而结尾是在1889年之后很久。此外,他还更多地注意到戈森等重要人物,而不太重视拉韦利和奥托这些相对来说不甚重要的人物。

我起初是想写一部布斯凯所说的那种著作。我深知这样写的优点,但我改变了主意,宁可牺牲广泛的涵盖范围,也要作更详尽的研究,以阐明边际效用理论进入经济学主体的过程。

第二篇否定的评论是季尔鲍德提出来的,他勉强承认本书作者“看来阅读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甚至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早被人遗忘了……书末的注释也是一份很有用的文献书目单”(《经济学杂志》,1961)。季尔鲍德(他是a.马歇尔的侄子)对我的下述结论非常不满:他叔父认为他自己先于杰文斯表述了边际效用思想的说法是错误的。李尔鲍德的这种怨恨使他不能公正地评价本书的其他方面。

f.m.邓恩从新南威尔斯给我来信,对李尔鲍德的攻击有以下评论:“季尔鲍德的评论是蓄意中伤,不单是因为他对你的整个著作的辱骂,远远超出了有关马歇尔是否为首创者这个次要和部分来说无关紧要之点。既然任何认真和不抱偏见的研究均已表明,马歇尔所谓他惠及于其他人的种种说法,都不过是精心和审慎编造的谎言,所以它也就不仅是一种不真实的说法了。季尔鲍德真正的失误在于,在这样一个大多数出版物简单地、不加分析地重复别人言论的学科中,他的确碰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严肃批评必定分辨出了某些新颖和富于首创性的东西,而他的惟一目的就是把这些东西一笔抹杀。”

邓恩接着说:“你可以聊以自慰的至少是,时间在你这一边。熊彼特写《经济分析史》时,起初轻率地接受了有利于马歇尔的种种要求,后来又仔细解释这些要求为什么不可能是对的。你则干得直截了当,因而受到了中伤。”

考德是第三篇否定的评论的作者,他长期致力于写作《边际效用史》,此书于1966年出版。我在第8-9页(中文译本第一章第v节)曾提到他的一篇多次被援引的文章(发表在1953年《经济学季刊》,指出他“把价值解说的分歧同经济学家的宗教背景联系起来”。

考德评论的第一段以三句赞扬的话结束:“为收集资料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充分地解译了数学理论,特别是瓦尔拉斯、威斯蒂德、奥斯皮茨-里宾的观点”;“作者以出色的英语写作,还用了一些辛辣的措辞。”《世界经济文献》1961)

但他接着说,“尽管有这些优点,本书仍然是不值得推荐的。”他认为,我关于杰文斯的“一位论教派”的背景对其边际效用思想的影响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挑出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各章,列举了我所犯的至少四个错误。

由于某种原因,我一直未得到这个评论的副本,对考德的评论也不知晓,o.摩根斯坦的一封来信才使我得以了然。摩根斯坦先后就读和任教于维也纳大学,他在来信中说,“直到最近我才读到你的大作《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我觉得这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和令人鼓舞的著作。您肯定对有关著作(特别是奥地利人的著作)有深入的了解。考德在《世界经济文献》上发表的文章是我迄今所看到的惟一的评论你的著作的文章。在我看来,此文有欠公允,尽管我也觉得书中有一两处错误,这对此类著作来说不足为怪。你能告诉我还有其他人的评论吗?”

我立即作了答复,并附寄了许多评论的复印件。他回答说:“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你5月12日的来信和有趣的附件。我认真阅读了这些评论,对菲尔斯的那一篇尤其感到高兴,他对你著作的理解有独到之处。考虑到季尔鲍德同马歇尔的关系,完全没有料到他竟会作出这样的反应。接到你的来信之前,我曾同巴塞尔(basel)大学的埃德加·塞林教授谈过你的书,并把你的书给他看了,他一直没有注意到这本书。他对该书深表兴趣,发现它是极富有启发性的。”

                    理查德·豪伊(荣誉教授)

                      1987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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