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第02章 杰文斯关于效用的最初著述

作者:经济类

1860年夏,杰文斯再次注意到经济学,特别是资本问题。1861年春,他编制了《统计图表集》,试图对理解“商业风潮”有所帮助。但是,从这时到1862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为止,他主要是专心致力于读学位。1862年9月,即杰文斯向他的兄弟透露了他的效用观点之后两年多,他又转向了理论经济学。这时他向剑桥的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提交了两篇论文。他没有亲自宣读,可能是因为他还不习惯在公众面前讲话。他在效用问题上的第一篇论文是“一般数理经济学简论”,杰文斯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谈到这篇短文时说:“虽然我知道这篇短文的价值,可以同其他将在这里发表的所有论文加到一起的价值相提并论,我还是不敢妄想它将怎样被接受:是全文宣读呢,还是被当作十足的谬论……我的确非常想知道我的理论对我的朋友和外界会发生什么影响,就像一名炮手观察炮弹和子弹的发射是否会达到预期效果一样。”

结果并不如愿。秘书告诉杰文斯说,他已看过杰文斯的两篇论文,只有第二篇得到应允可以宣读,这篇论文题为“商业周期波动之研究”。这无异于向杰文斯泼了一盆冷水。1862年底他在一封信中说,在刚结束的一年中,“我的经济理论提交给了研究协会,却未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和信心。我已看出我的努力所能获得的成果总要比我想象的低,这一年的经历打掉了我的许多锐气。”

我们只能推测这次剑桥会议的参加者。间或参加的人员大概有:埃德温·查德威克,他是f组的主席,也许是边沁的最热心的门徒;亨利·杜宁·马克利昂,他是f组的一位秘书,他要亲自阅读论文;埃蒙德·麦克劳利,他也是一位秘书,他阅读了杰文斯的论文;亨利·福塞特;w.t.松吞;赫尔曼·墨里维尔;大卫·查德威克。以上各位都提交了论文。我们还可以指出当时滞留剑桥的三位作者,他们可能想听杰文斯宣读论文但未能如愿。其中一位是马歇尔,他1862年在剑桥已开始了第二年的学习。另一位是威廉·休厄尔,他是剑桥的一位居民,不列颠协会副主席,按理说他应为杰文斯把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论文所吸引,因为他自己几年前就写过类似主题的东西。第三位是弗列明·詹金,八年后鼓励杰文斯撰写其主要著作的就是此人。他参加了协会的会议,但把时间花在其他小组的活动上了。

还有一个情况似应提及。在可以听到、也应作此安排、但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听到杰文斯介绍边际效用论文的这些人中,我们发现,马歇尔-他的朋友们后来鼓励他要求作为边际效用理论的独立发现者;休厄尔-他是把数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的第一个英国人;至于詹金,他后来在解释经济问题时用过几何方法。这使杰文斯大为吃惊,从而促使他赶快发表他的《理论》以保持领先!

次年,剑桥会议文件汇编首次将杰文斯的论述边际效用的论文付印,标题是“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报”,只有一小页,14个段落。杰文斯在这一小块空间列出了他的体系的全部要点。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他的论证,没有任何数学概念和几何图形。他在第1段倡导把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严密的数学形式。第2-7段开始提出痛苦和快乐是行为的动力,不过也应承认其他的动机;最后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观点。第8段把痛苦与快乐联系起来。第9段反驳劳动价值论。第10段是中心,说明市场上持有两种商品的两方交换均衡的条件。接着的一段是把两人两种商品扩展到数人数种商品。很少有人了解杰文斯在研究经济理论之初就已经坚决主张现今经济学家所谓的“一般均衡”了。第12段把生产和交换联系起来。第13、14段研究资本和利息,最后表示对上述理论将予以详细论述。

三年后,杰文斯在《伦敦统计协会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题为“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论”。这期杂志分送给了该协会的四五百名成员,其中大多数人看来都欣赏到了对边际效用的这篇专门论证。《简论》比先前的《简报》的篇幅大三倍多。

《简论》开头7段与《简报》大体相同。虽然他说:“(对经济学的)数量法则的明白理解,因为忽视这种有力的表现方法(该方法在其他大多数科学却得到了如此成功地应用)而受到妨碍”,但他自己除了最简单的数学观念之外,并没有用数学方法。他新加了一段谈及“我们总是把感情看作能够增减的……”方法,以及如何“估量在选择和志愿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感情比较量”。他还详述了快乐的强度和持久性的观点。最后他讨论了效用的预期。他指出:“预期的影响不过在于使理论的其他部分复杂化,而不会改变它。”他还强调说:“我们必须仔细地区分现在效用即现在的用途和估计的将来的效用……”,这一句是《简报》中没有的。

在论及边际效用递减的部分,杰文斯作了重要更动。在1866年付印前他可能改写了这个部分。因为他采用了不同的术语来表达他的思想,特别在表述边际效用观点时是这样。他1860年写给兄弟的信中第一次谈及这一思想时,他说的是“所使用的最后部分所获得的效用或利益”程度;当他说“效用比例”时指的可能也是同样的意思。在1863年的《简报》中,杰文斯一开头就谈到“最后增量的效用比例”并说要称之为“最后效用程度”。在这里他首次使用了与效用相关的“最后的”这个词。在1866年的论文中杰文斯首次谈到“一物最后供应的效用”,并说“我们必须追溯至无限小量;我们所谓‘效用系数’是指物品的最后增量或无限小供应量与其所引起的快乐增量之间的比例,这两个增量当然是以其适当单位估算的。”“效用系数”是一个新概念,早先的论文中没有出现过。“最后效用比例”在同一论文中稍后处又出现过,但没有下定义。杰文斯可能把第一个“最后比例”变成了“系数”,但没有变更第二个。《简论》还有几处若干侧重点和不多几处新增的内容。杰文斯强调了效用递减法则的意义,这在早先的论文中是没有的,他称该法则是“全部理论中最重要的法则”。他把不可分割的物品这一情况包括在内,而过去他只涉及到完全可分割的物品。他评论了他的方程式体系在不可分割物品的场合失效的经济意义。他还加了一段,指出人们将发现不了他的模式所要求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在理论上是完全复杂的”,在现实世界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近似的和经验的法则”。他通过更详细地论述交换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来说明效用的应用。

杰文斯在《简论》中深入分析了交换与生产本身的联系。他认识到一旦引入物品的生产就会增加一系列未知数和同样多的方程式。杰文斯——对他早先扼要提及的论点重新作了长篇论述——在瓦尔拉斯有关著作问世之前已经表述了一般均衡的基本思想。

杰文斯说:“从两人和两种商品的情况所得出的交换原理,对任何数量的当事人和商品也是适用的,它不仅适用于国内的一般贸易,而且适用于人群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即国际贸易。

“方程式数目将依照简单的结合法则十分迅速地增加起来。

“由于把交换理论和劳动理论、生产理论联系起来,每人生产量将取决于交换的结果;而交换的结果可能大大修正效用的条件。

“这样,一系列新的末知数就出现了;不过,决定这些未知数的同样多的方程式也是可以成立的。每一个这样的方程式都处于产品最后增量效用和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增量之间。”

瓦尔拉斯理应获得他应得的荣誉,因为他详尽地发挥了更广泛和更复杂的模式,而杰文斯仅仅提出了蓝图,而且后来他显然把这个蓝图也遗忘了。

1866年以后五年间,没有经济学著作谈及杰文斯的任何一篇早期的效用问题著述。惟一提到的是一篇刊载于《经济学家杂志》的短评,作者是莫利斯·布洛克,他后来对边际效用首次作了广泛的考察,人们有时把他列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一员。布洛克关注的主要是杰文斯提倡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瓦尔拉斯注意到了布洛克的评论,他作为上述期刊的读者,在自己从事效用理论研究五年之前就已经对杰文斯的理论有所了解了。

杰文斯从1866年年中到1870-1871年冬开始写《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这段时间,对效用理论没有给予多少关注。甚至作为f组的主席发表的演说也没有对经济学中抽象的理论分支表示兴趣。谁也没有想到杰文斯会在第二年出版一部该世纪经济理论的杰出著作。

发表这篇主席演说后不久,杰文斯就开始着手写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妻子对他的这个转变有详细地描述,但未加解释。她说:“三四年来,杰文斯的思想主要集中在逻辑上,但在这个冬天他的兴趣重新转向政治经济学,并全力以赴地写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专注于此,撰写的速度很快,但同时也损害了他的健康,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关于杰文斯1870-1871年冬突然转而写作《理论》的缘由,他的儿子h.s.杰文斯提供了一些线索。他在《理论》1911年第4版前言中说:“根据我父亲的一本手稿附记,我十分幸运地发现,如果不是因为1868年到1870年出现了弗列明·詹金教授的论文的话,我父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可能推迟到1871年之后很久……詹金教授的论文的方法显然是数学的,还包含着一些图解供求法则的精巧的几何图形。我父亲在这个附记中提到,詹金教授已经同他开始通信,讨论经济学的数学问题、曲线的利用问题。接着便发表了詹金的论文:‘供求法则图解法’,结论是:‘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促使我写作并发表了1871年的《理论)’”。

凯恩斯得到了一份杰文斯儿子提到的这份附记,并将它收进了论述杰文斯的一篇论文中。凯恩斯说:“这份附记(我勉强可以辨认;它像通常那样写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说:‘关于弗列明·詹金教授的这部文集和其他文集,我想作出如下解释以防误解。我的理论最初是在1862年的不列颠协会(brit.assoc.)上宣读的,后来收进统计杂志(stat.journal),1867年(原文如此)。1868年3月,詹金教授为不列颠每季评论(br.quarterlyreview,原文如此)写了一篇文章,重申(?)……以数学语言表述供求法则。他赠我一份征求意见。作为答复,我送他一份上面提到的论文,随后还有关于这一理论正确性的一次通信,双方在信中都用曲线作为图解。1870年詹金教授发表了‘图解’(graphic illustration,原文如此),其中未曾提及我先前的(原文如此。?)。

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促使我写作并发表了1871年的《理论》。

1872年詹金教授在roy soc edin(?)的会议记录汇编中发表了(?)’”。

遗憾的是,詹金和杰文斯的这次通信没有保留下来。当然,我们可以看看杰文斯提到的詹金的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也就是詹金的全部经济著述。它们表明杰文斯担心的只是詹金利用数学方法将会夺去他自己的优先权。他并不担心在利用效用上会失去优先权,因为詹金从未涉足杰文斯论证的这个部分。

詹金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商会的。他对此感到兴趣是因为他作为徒工所在的工厂发生了罢工。在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论及政治经济学与商会的关系。詹金在这里没有利用任何效用之类的观点,而利用了数学概念。他决没有把效用和价值联系起来;实际上他所表述的是一种生产成本价值论,因为他说,物品的价格“(可以随意增加)应被正确地认为最终取决于生产成本”。

两年后詹金又论及这一问题,不过着重强调的是供求分析,还提出了一种图解。他以此为英国经济学家首次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供求曲线分析法。但他未涉及效用问题,除非读者假定某物品对购买者的效用体现在需求曲线的某一位置上。

詹金不接受效用思想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即使在第三篇即最后一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中也是这样。这篇文章写于他同杰文斯通信以后和他读过杰文斯的《理论》之后。在明确表述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与税收细则有关)的思想以后,詹金表示拒绝运用效用曲线而不是拒绝运用需求曲线。他说:“杰文斯教授用曲线把用类似于上述方式从交换中获得的效用加总起来;但是,如他所说,效用不容许进行实际的测定,而且他的曲线不是基于不同个人对他所拥有或他所需要的东西所作的不断变动的估价,而是基于物品每一增量对每人的不断变动的效用。”

杰文斯一气呵成写完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于1871年10月出版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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