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秩序原理》

第17章 社会主义的衰落与福利国家的兴起

作者:经济类

在人之上,存有着一种巨大且监护的力量,此一力量凭靠自身的意志而确使人们获得满足,并监护他们的命运。此一力量具有绝对、无微不至、恒定、远见和温和的品格。如果它的目的在于养育人以使其长大成人,那么它就似父权;但是它也异于这种权威,因为它力图使人们处于恒久的孩童状态:当然,如果人们只想欢乐,那么人们得以欢乐也是颇令人满足的。这样一种政府虽说愿意为人民造福,但是它却力图使自己成为人们幸福的唯一代理者和唯一裁定者;它虽说会为人们提供安全,能够预见并确使人们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增进人们的快乐,处理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引导人们的努力,规定人们财产的承继方式,并分配处理人们的遗产,但这岂不是人们根本不思和完全不去操劳烦恼琐碎的生计吗?而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托克维尔(a.de toqueville)

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的衰落与福利国家的兴起

当政府的目的在于行善便民时,经验告之我们更应当保有警省以保护自由。生而为了自由的人,对于抵抗藏有恶意的统治者侵犯其自由的行径,自然具有极高的敏感力。然而,对自由的最大的危险,则潜藏在那种热心者的诱人但却剧毒的行径之中,潜藏在那些善意但却令人无法理解其为何如此之善的行径之中。

布兰代斯(l.brandeis)

1.在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在社会改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这主要是因社会主义理想的激励所致。在这个世纪的一段时间中,甚至在诸如美国这样一个从不具有重要的社会主义党派的国家中,也出现了这种倾向。在这百年的岁月中,社会主义赢得了知识界一大部分领导人士的支持,并渐渐被广泛认为是社会发展势所必趋的终极目的。这一发展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巅峰,当时连英国这样的老牌自由国度竟也盲目地展开了社会主义的尝试。这似乎标示着社会主义发展gāo cháo的到来。未来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将1848年的革命到约1948年的这段时间视作是欧洲的社会主义世纪(the century of european socialism)。

在这一期间,社会主义不仅有着相当精确的含义,而且也拥有着一项明确的纲领。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目的,都在于将“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国有化(nationalization),从而有可能根据一个趋向于某种社会正义理想的全盘计划来指导所有的经济活动。各种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意图重组社会(reorganization of society)所依凭的各不相同的政治手段。马克思主义与费边主义之所以有区别,乃是因为在政治手段上,前者是革命的,后者是渐进的;但是,这两种学派在它们所希望创建的新社会的观念方面,却基本上是相同的。社会主义意指生产资料的公有,而且对这些生产资料“使用的目的,乃在于发挥其用途,而不在于追求利润”。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却发生了一项重大的变化,即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那种实现社会正义的特定方法的社会主义开始衰落了。它不仅失去了它往日在知识上的号召力,而且还明确遭到了大众的否弃,以致于各地的社会主义党派纷纷开始寻求能够确使其追随者继续给予支持的新纲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社会主义党派并没有放弃它们的终极目标,亦即它们关于社会正义的理想。但是,它们曾经希望用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以及为这种手段所杜撰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却都已声誉扫地。毋庸置疑,“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还会一如继往地被用来指称现有的社会主义党派所通过的一切新纲领,但是那个旧的具有明确意义的社会主义,在今日的西方世界确已不复存在了,真可谓是名存实亡。

尽管这样一种粗线条的概述多少有些骇人听闻,但是对各国社会主义者所撰写的充满失望的文献进行考察,对社会主义党派内部的争论进行分析,却足以确证这一点。对于那些仅关注单一国家内部发展的人士来说,社会主义的衰落充其量只是一种暂时的挫折,亦即是对其在政治上的失败的一种反应而已。但是,不同国家的发展所具有的相似性和国际性质,却使我们坚信,社会主义的衰落绝不只是一时的挫折问题。如果说在十五年前,教条的社会主义(doctrinaire socialism)还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的话,那么在今天,一个人若再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如此这般的批评,将无异于对一假想的敌人开火,因为这种社会主义早已不复存在。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外部,然而当下的大多数抨击,则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其目的乃在于呼吁变革社会主义的原有纲领。

2.引起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是多重且多面的。就那个一度具有最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学派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社会实验”的范例本身命运的变化,可以说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苏联这个社会实验范例的失败而致使其在西方世界惨遭扼杀的。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只有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乃是系统地适用传统社会主义纲领的必然结果。然而在当下,如果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将无疑构成一个极为有效的论辩,即使在社会主义圈子中亦是如此;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期望或想要一个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那么苏联的错误何在”?]但是苏联的经验,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只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丧失了声誉而已。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所表现出来的普遍失望,乃是由一些更为直接的经验所致。

直接导致这种普遍失望的主要因素可能有三个:第一,人们日益认识到,社会主义式的生产组织,其生产效率并不比私有企业高,相反,而是远远低于后者;第二,人们还更为清楚地意识到,同此前的制度相比,与其说社会主义导向了那种曾被认为的更大的社会正义,不如说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专断的、更无从逃避的等级秩序;第三,人们还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没能兑现其所允诺的更大的自由,反而意味着一种新专制的出现。

最早感到失望的乃是那些工会组织,它们发现,当它们不得不与国家(而不是私营雇主)发生关系时,它们的力量先已被大大削弱了。紧接着,甚至连个人也开始发现,由于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不得不直面国家的权威,所以他们原本在竞争社会中所具有的地位根本没有得到改善,其力量反而遭到了削弱。这些现象恰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即当时欧洲诸国的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独特的无产阶级观念以及与其相伴随的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结果,这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产生了一种与美国的情形颇为类似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在美国曾经有效地阻止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那些经历过全权性政制的国家中,较年轻的一代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取向,他们变得不再相信任何集体性措施,并开始怀疑一切权威。

导致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日渐失望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乃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扼杀。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士提出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互不相容的观点时,这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虽说也曾做出过强硬的回击和否定,但是当这种观点是由他们内部的一位论者以激烈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会造成极大的震动,并产生一种深深的影响。近来,这种情形已由英国工党的一位极重要的知识分子做出了极为坦诚的描述,他就是克罗斯曼(r.h.s.crossman)先生;他在其所著的一部题为《社会主义与新专制主义》(socialism and the new despotism)的小册子中,记述了“越来越多的认真思考的人对他们曾经认为的中央计划和国有制的扩展所具有的明显优点进行反思的过程”,他这样解释说,“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建立大量的官僚企业”和“建立一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系,而这确确实实对民主构成了一种潜在且重大的威胁”;然而对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涵义的发现,则促使那些认真思考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者在当今的主要任务乃在于使全国人民相信,他们的各项自由正受着这种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的威胁”。

3.尽管捍卫那种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collectivistsocialism)所特有的方法的西方人士已寥寥无几,但是它的终极目的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对西方人士的吸引力。虽说社会主义者对于应当如何实现他们的目的已不再具有一种明确的计划,但他们仍希望操纵经济,以使收入的分配与他们的社会正义观相符合。然而,社会主义时代所导致的最为重要的后果,乃是它摧毁了传统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手段。由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根据全新的原则彻底重组社会,所以它就一定会把现行制度所依凭的原则视作必须予以清除的障碍。但是,既然社会主义自己已不再具有任何独特的原则,所以它只能在不知道任何可资使用的明确手段的境况下展示其各种新的抱负。作为结果,我们只能视这些根据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抱负所确立的新任务为毫无原则的使命,然而过去却不是如此。

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尽管人们一般已不再将社会主义视作值得慎思追求的目标,但是却没有人能够确定无疑地宣称我们在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不会导向社会主义的建构,尽管这种做法可能是无意识的。一些改革者只重视和采用那些在他们看来能够最为有效地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而根本不关注那些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所必需的制度安排,所以他们很可能被导向对经济决策施以越来越多的中央控制(虽说私有财产权仍在名义上得到了维护),直至形成那种中央计划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却是当下人士(当然也包括那些改革者本人)极少真正愿意见到其实现者。更有进者,许多传统社会主义者也发现,人们在重新分配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因此在这个方向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看来要比强行采取那种早已声誉扫地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措施更为容易。他们似乎已经认识到,通过增加政府对那些在名义上仍被保持为私有的产业的控制,他们可以更为容易地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而这也正是他们在过去采取的那个更令人惊恐的剥夺政策所慾求达致的真正目标。

的确,一些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极为坦诚地放弃了那种明显具有全权性形式的“热”社会主义(hot socialism),而于当下转向了那种所谓的“冷”社会主义(cold socialism);因此,当人们对他们再进行批评的时候,有时就会被指责为有失公允,甚至被斥责为是瞎了眼的保守主义者的偏见在作怪。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冷”社会主义,实际上与“热”社会主义并无多大区别;如果我们不能够对那些能够在自由社会中予以实现的新抱负与那些只有采取全权性集体主义的手段方能予以实现的目标做出正确的辨识,那么我们实际上仍处于危险之中。

4.与社会主义不同,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的观念并不具有一个明晰确定的含义。这个术语有时被用来指称这样一种国家,它不仅“关注”维续法律与秩序的问题,而且还“关注”其他问题。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虽说有少数理论家主张政府的活动应当仅限于维续法律和秩序,然而这样一种立场却不能被自由原则证明为确当,因为只有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才需要加以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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