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

作者:政治类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格隆瓦尔德(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
  格: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麦克亨利(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你对现在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变动是否满意?是否认为他们会继续执行改革政策?
  邓:请客人们注意我们这次党代表会议的情况。我们这次党代表会议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一是总结过去七年的经验,为我国经济发展确定一个适宜的速度,并通过“七五”计划,为中国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二是从组织上解决政策连续性问题,即从中央开始逐步实现领导班子的年轻化,这次首先解决的是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
  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政策不对,有什么必要连续呢?如果政策对,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这种政策本身就保证了它的连续性。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从中央到各个地方,都要有一批勇于探索、精力较好的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逐步实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当然还有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召开这次党代表会议是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就决定的,因为当时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年龄偏高,所以决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开一次党代表会议,中心目的是实现年轻化。
  普拉格(美国《时代》杂志海外版编辑):我想问一个关于你个人的问题。在你漫长的革命经历中,你多次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方向。如果今后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如何来怀念你?
  邓: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也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时候的一些错误我也要负责的,世界上没有完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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