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作者:政治类

马利军 曹宏举

  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热,以及随后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引发的、对真正阻碍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因素的深刻认识,相信读者会有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至今方兴未艾的、被媒体称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事态,并非几个“小平头”(季羡林先生语)振臂一呼,天下景从的结果。这个道理很简单,启发民意和被民意启发,区别只在于奇正的不同。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不是什么人(或者势力)能够鼓动得了和阻止得了的。承担本书主笔的房宁和王小东较早捕捉到这种青年一代思想状况的深刻变化,并与“说不”有着密切的渊源。他们1995年主持的《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是“说不”的先声及灵感来源。在小人物的呐喊造成巨大影响的前夜,那项取名为“面对‘圣徒的营地’”的思想调查及其重要性,事实上预兆了青年一代新的主体觉醒时代的来临——即其后紧随而来的90年代爱国主义的全面回归。交待房宁、王小东等与“说不”的因缘,一方面为表明编者的惺惺相惜之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读者介绍新书作者俱乐部形成的由来。
  本书实际上酝酿已久,在5月8日的震撼之后,蕴积已久的情感终于有了一个抒发的新理由。我们希望的是,如果说1996年草莽姿态的《中国可以说不》给了读者思索的契机,《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提供了西方遏制中国的真实背景,那么,今天奉上的这部沉郁、悲怆的“新说不”将使每一位有爱国情怀和忧患感的人士的思考进入新的层次。“说不”俱乐部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编者的新聚合,也成为这个新层次最具说明力的佐证——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将集合更多有为的中国青年。
  有时候,一种思想,特别是顽强地长存于头脑中的思想,其表现方式反而是平和的而非宣泄。如果一个观念本身就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大可不必为它遭误解(或有意曲解)而感到惶惑。作者房宁说,如果在有些“世界主义”者看来爱国是个罪名的话,那就请历史审判我们好啦。这样一种诚恳而顽强的思想,并不因突发事件后世界主义鼓吹者的花容失色而去自炫。对于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关注,并不仅是“说不”者所关切的。聊以欣慰的是有这么多真诚的学者和专家关心着这个重大问题。
  因此,本书并非应景之作,而是持之以恒的精神劳动的结果。
  难道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自私自利的强权政治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吗?没有人高兴看到一个恶劣的世界安全环境威胁看中国的统一,没有人高兴寡义的西方列强遏压着中国人的强国梦想。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说不”俱乐部不见得比世界主义者更不热心。但是本书的使命在于把冷酷的国际关系本质剖析给大家看,告诉人们你们要警醒。这个道理跟吵架一样,吵架本身具有一种要去明辨是非的性质;外交也是如此,吵了谴责了,甚至打过了,最后的目的还是要求同。然则外交不仅仅是一种专家行为(信息时代尤其如此),如果温情脉脉的人类和谐在现阶段基本上不可能实现,那么,是不是要把这个道理讲给人们听听,让大家来评评这个理,多问一个这是为什么?因此,“人民外交”思想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和格外富有意义,五·八事件后的抗议和论争难道不是体现了“人民外交”的强大能量吗?这样的“人民外交”反映了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更成熟的世界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的主体觉醒。它是一种进步,而不是自由主义“侠客们”所云的“倒退”。相反,“说不”俱乐部认为,回到那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时代,不讲国家利益,不讲庄敬自强,那才是真正的全面倒退。
  正如本书指出的——
  中国的爱国主义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决非是冰炭不容的对立事物,对那些理论上属于人类思想发展总趋势的人权民主观,要放置于现实的国际政治环境中看;在现阶段大唱超越民族利益,并试图超越现阶段中国人权观的世界主义高调,注定不为正直的中国人所欢迎。
  苏联解体、亚洲经济危机、科索沃事件暴露的20世纪的深刻矛盾,证明了今天我们必须反思“全球化”的必要性。中国人必须避免从一种教条蹈入另一类教条,富裕之邦并非真理之地,20世纪形成的国际格局带来的后殖民主义的危险,必须以我们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逻辑起点加以认真应对。
  “说不”俱乐部还着力于清算一度几乎成为知识界统治性叙述的“逆向民族主义”情绪和主张。也许读者会对这一部分内容感到惊奇。在中国,爱国主义居然成为问题,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一度被描述为对世界新事物充满仇恨心理的清教徒和反改革的帮凶,这也是需要正面回答的。“友邦惊诧论”虽然已经没有市场,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危险来自民族主义”的论调还是具有蛊惑力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主张——哪怕是祸国殃民的主张,一出来就宣讲自己不忠君爱国。同样地,也没有一种爱国的观点,为其不调和的立场而感到心安理得。但是,不肯承认90年代爱国主义兴起是伴随着新的主体觉醒的积极意义,不愿看到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要求抒放尊严驱除奴性的普遍要求,每当这种正当的要求一起来,就有人刻意用痛苦的联想来“警示”,用灰暗的前景来打压,这种心态不是对威权和物质的新的臣服又是什么?这种正在发生的新的偏见,唯独没有看到西方霸权才是文明的最大倒退,唯独没有看到后殖民主义才是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那么,有理由说,在五·八事件后出现的匆匆去浇灭“民族主义”微火的沥沥之音,才是现阶段必须加以警惕的虚妄的高调。
  “说不”俱乐部是一贯主张唱民族正气之高调的(如果这也算高调的话),即便被学富五车的高贵的知识分子们讥讽为“群氓”也无怨无悔。我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这个国家的地位正在上升,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反而在堕落,投降兴趣和维持会情结反而在高涨。尤其具有迷惑性的是,这种可鄙的情趣搭上了西方物质主义和伪善的自由主义的合法性班车,一讲国家利益他就说你不爱人民,一讲反霸权他就说你留恋“冷战”。不要认为五·八震荡后在同仇敌忾的大气候中有人不吭声了(那是假象,本意还是要吭声的),就认为一厢情愿的世界主义破产了。不是这样,本书所提出的命题还要争论下去,只要我们还在走向世界:只要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没有停止,这个认知过程就没有完结。因此,提倡中国走向世界时中国人应具备的民族发展眼光和爱国精神,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此书编讫之际,从马其顿传来消息:战争已结束。我们仿佛又听到鲍勃·迪伦在《答案在风中飘》中对和平的追问:“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男子汉?”没有人会邪恶到希望用鲜血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是,在高唱地球村凯歌的今天,假如对帝国主义这种人类疾病的认识,还继续要帝国主义用行动来教育我们,那么,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独立自由解放的历史岂不要被我们所辜负?“落后就要挨打”不假,可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能不能从我们前辈用鲜血谱写成的宝贵经验中重新审视这样一个命题?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面对新的主体觉醒时代,中国人是否有必要重估现存的文明后果?
  本书的开放性结构,使得书中充满了这样的追问。想到现在是一个预言盛行的时代,重申我们的“高调”,如果历史证明冲突与仇恨的未来格局只是杞人忧天,那么请付之一笑。
  请阅读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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