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喻权域

作者:政治类

喻权域

  读到这部书稿,我感到欣喜。这是炽热的爱国主义与冷静的科学分析相结合而形成的著作。
  这本书的几位作者找我写序,自称“青年作者”,并要我以此称呼他们,我觉得不妥。论年龄,他们都已超过三十岁,不能叫“青年”了;论资历,他们在学术界还算“小字辈”;而论学识和见地,他们已超过某些所谓“著名学者”,我更是自愧不如。怎样称呼他们呢?还是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标准,称他们为“青年学者”吧。
  写作此书的青年学者中,有几位曾到美国、日本、加拿大留学,并在那里取得学位;有几位走出大学校门后在国内文化单位工作,长期与基层的干部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80年代中后期民族自虐狂潮泛滥时,有过疑惑;目睹苏联剧变的实际后果,他们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经济、政治的新形势,思想认识得到升华,成为坚定的爱国者。正因为他们著书写文章高扬爱国主义,他们受到海内外那些攻击爱国主义而宣扬“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人的围攻。这种围攻使他们经受锻炼,学识猛进,思想日趋成熟。
  近代世界各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是青年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和知识分子,俗称“知识界”。苏联剧变以后,特别是发生美国派军舰拦阻并搜查我国货轮“银河号”事件、我国申办奥运会因美国阻挠而失败之后,我国知识界产生了“两极分化”。
  在青年学生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中,反霸、爱国的情绪高涨,这是多次民意调查证实了的,使美国许多人大为吃惊。另一方面,知识界中极少数顽固反对爱国主义、坚持“世界主义”,主张与西方大国“一体化”的人,也加紧活动。有的提出“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儿子、孙子的那个孙子),认为当初就不该反帝、革命,如果给西方某个强国当孙子,中国早就现代化了。有的宣称,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今年春,一位年纪不轻的人发表文章,宣称当今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主要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而不是传统观念的工人劳动剩余价值”,也“不是剥夺殖民地人民”。
  邓小平同志1985年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我国一些人却曲解小平同志的论断,说当今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西方超级大国已经不搞侵略,不发动战争了。
  今年3月,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悍然绕开联合国,出动上千架次战机狂轰滥炸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逼南联盟交出一个省。5月8日,美国不顾国际法准则,发射五枚导弹袭击我国驻南使馆,炸死我国三名记者,炸伤我国二十名外交人员。
  事实胜于雄辩。美国的导弹袭击,给我国知识界近几年的争论作了总结,谁是谁非已大白天下。十二亿中国人民愤怒了,一百万大学生拥到美国、英国驻华的大使馆、领事馆门前示威抗议,支持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在我国政府和人民强烈的抗议、谴责下,美国政府被迫表示“道歉”,并令其驻华使领馆为我国的死难烈士下半旗致哀。我国那些反对爱国主义、主张“世界主义”的人一时傻了眼,哑了口。其中一些人有所觉悟,说是“上了美国宣传的当”,“被美国出卖了”。
  然而,由于有国际资本的支持和鼓励,我国那些“世界主义者”沉默几个月后,又开始出来说话了。他们按美国霸权主义的宣传口径,硬说美国发射五枚导弹袭击我国使馆是“误炸”,是“偶然事件”,诬蔑我国那一百万去美英使领馆抗议的大学生是“群氓”,是“义和团行为”,是“反对开放政策”。
  这几个月里,房宁、王小东、宋强、乔边等青年学者并没有闲着。他们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和思索:苏联解体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为什么还要加强军事力量?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为什么还要对发展中国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近几十年,世界科技进步很快,生产力大力发展,为什么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全世界竟有八亿人挨饿?
  本书作者搜集了有关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大量材料、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社会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所以要推行霸权主义,“更直接地运用政治的,甚至军事的手段,统治第三世界国家”,以维持“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的局面。
  这几位青年学者把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分为三阶段:老殖民主义、“二战”以后的新殖民主义、90年代初开始的“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这个称谓是否贴切,也许还可以商榷。但是我认为,此书对“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军事控制、政治代理、经济接管)的分析和概括,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提出的见解值得大家研究、思考,从而找出对付“后殖民主义”的办法,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并继续向前发展。
  这本书可能存在疏漏不足之处,甚至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比起“世界主义者”们发表的那些信口开河,只有论点没有论据的“著作”来,这本书的份量要重得多。
  读完这部书稿,我为这几位青年学者取得的成就高兴,也为我们伟大祖国有这样的青年学者而庆幸。
  国家的前途系于青年。
  80年代中后期苏联走向崩溃的前夕,苏联舆论一边倒,很少有人敢于挺身而出维护真理和正义,苏联青年基本上是跟着否定自身历史的那股狂潮走。经过几年,尝到了红旗落地的苦果,许多人才觉悟、后悔,但为时已晚。
  我国则不然。进入90年代之后,大学校园里兴起爱国主义热潮,其中一些青年学子自发地组织起来,研究中国实际和世界情况。经过独立思考,一批自觉的爱国者在大学校园里成长起来。他们走出校园,到了工作岗位以后,自觉地宣传爱国主张,探讨强国之路。他们年轻,朝气蓬勃,精力旺盛,中西学识皆备,不是一顶“极端民族主义”帽子所能压倒的。
  我国的青年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

                          1999年10月1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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