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走多少路——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的一些思考

作者:政治类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的一些思考
王小东

    ★ 实际上,受困不是我们的“心理”,而是我们的实际处境。
    ★ 有矛盾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敌对。
    ★ 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
      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须扭转。
    ★ 既然醒来了,我们就得想想办法,而不是又睡回去。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情发生后,举国震惊,国人爱国情绪高涨。人们激烈地思考、辩论。我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想了很多很多问题。但一时的感情激动只是第一步,在情绪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想一想,冷静地估量一下局势,再冷静地打量一下自己,看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就中国做出的反应而言,目前也只能是这样了,应该算是相当地适度。短期的事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更重要的是长期的事,我们这个民族真该好好想想了。我在下面所写的想法也只是一个初步的东西,不一定对。但很多问题都需要反思,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

美国并不在乎与中国的关系

  发生此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美国不可能误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认为有可能是误炸的声音正在逐渐上升,特别是在高层研究人员中。我个人认为,“误炸”说的疑点太多,误炸的概率很小,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也有人认为,如果说是蓄意,究竟是哪一个环节上的蓄意也有待调查。但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此事至少反映了美国并不那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这道理很简单,如果美国把美中关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哪怕是敌对关系,但很重要),它在这次轰炸南斯拉夫的行动开始之前,就会首先把中国大使馆的位置寻找出来,作为高优先敏感区,避免误炸。凭美国的高科技,对此只要稍作重视,误炸就绝对不可能发生。有美国人写文章说,这不是犯了一个错误,而是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搞错了中国大使馆的位置,第二个错误是搞错了原本准备轰炸的南斯拉夫军事供应局的位置。同时搞错两个位置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因此,如果真是误炸,也只能是一个错误的结果:并没有犯第一个错误——美国军方根本就没有费那个力去确认中国大使馆的位置,而这本来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因为它的武官曾经常出入中国大使馆。
  我在网上曾看到一个帖子,作者说,他认为误炸比蓄意轰炸还要坏很多,因为误炸说明美国人根本就没拿你当人看,蓄意轰炸倒还说明它把你当作一个有分量的敌人。
  有人用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也曾误伤自己的军人一事为美国辩护,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在战争的场合下,误伤自己的军人要比误炸另一个国家的大使馆难以避免得多:前者是急速移动的目标,很难确定,误炸难以避免;后者则是长期固定的目标,极易确定标出,只有极度的漫不经心才会误炸。
  另外,在事情发生后,美国的态度显然是极为傲慢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给江泽民主席的信中,所使用的措辞是“遗憾(regret)”而不是“道歉(apologize)”(当然,英语的语义难以与汉语简单地一一对应,但“regret”的等级低于“apologize”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政府在事后还特别作了说明,确认克林顿总统没有使用“道歉(apologize)”这个措辞。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李维说,克林顿总统已致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表示遗憾,但也强调保护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的重要性;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许多中文媒体当日都错误地报道克林顿总统“道歉”,其实是误会了“regret”和“apologize”的差别。克林顿总统在后来的一次白宫有关青少年和犯罪问题的纪念会上才使用了“道歉(apologize)”这个措辞。这当然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当然,后来在中国公众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面前,它在中国做了一些下半旗之类的姿态,为的是避免在中国丧失所有的道义制高点,并让中国的亲美人士从失语症中摆脱出来,又可以喋喋不休了。但在美国国内,却是掀起了又一轮反对中国的浪潮。
  因此,美国并不那么在乎与中国的关系应该说是一个最低限度、毫无疑问的结论。另一方面,中国却一直把与美国的友好放到一个极高的位置。二者对比,差别极大。
  如果这次轰炸是蓄意的,当然也还要分层次:是哪一个级别的蓄意,为达到什么目的。如果是美国最高层的蓄意,那么,这就应该意味着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进攻的开始。一些专家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美国下面的步骤将是紧锣密鼓地对中国进行各种方式的打击。这种担心绝对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美国还没有完全做好这个准备。美国要对中国展开战略进攻,它必须首先肃清中国的外围:首先是拉中亚国家与它结盟,其次要先解决掉朝鲜半岛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它没有着手做,而是说它还没有做好。在没有做好这些事之前就对中国展开战略进攻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毕竟代价会很大,我觉得美国没有必要着这个急,它有的是时间(但中国的时间却很紧迫)。

美国通过这次“误炸”取得了巨大战略利益

  美国通过这次“误炸”取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主要的战略利益有两个。
  1.首先,相当多的人都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这次轰炸中国使馆试探中国的反应。第一,在外交、军事和其他方面,看一看中国政府究竟会采取何种实质性行动;第二,在中国的内政方面,探一探中国政府、中国公众,以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的诸多方面。这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战略性试探。美国将把试探的结果作为它未来在诸如台湾、新疆、西藏等热点问题上采取进攻态势时制定战略的依据。我认为: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美国都达到了对于中国进行战略试探的目的。
  2.其次,美国这次给中国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它知道中国政府目前无法做出强烈的实质性反应,如果中国政府处理不好这件事,就使中国政府在中国公众面前极大地丧失脸面,使中国政府在国内政治中面临极大的困境,从而大大削弱中国政府的地位。即使这次确实是误炸,美国也会十分高兴地得到这白来的便宜。
  既然美国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战略利益,是不是就等于说美国一定就是蓄意的呢?那倒也不见得。因为这次美国也是付出了代价的:至少它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极大地丧失了它长久以来一直享有的信誉,失去了道义上的制高点。有可能美国还没有狂妄到对于这一切全都毫不在乎的地步,但事情既然发生了,它当然也不会忘记收取自己付出了一定代价(但美国显然也并没有把这个代价太当回事)所获得的巨大战略利益。
  对此,中国必须认真仔细地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就短期的反应而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目前已经做出的反应是适度的,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对于整个国际环境的判断,既不能只因此一事件就过分悲观,也不能还像过去那样盲目乐观。必要的调整一定要做。

需要重新认识当今的世界格局

  在中国的战略思想界,对于中美关系期待过高是长久以来的主要倾向。在这次事件发生后,在短时期内会有对中美关系过于悲观的相反倾向出现,但对于中美关系期待过高的长期主要倾向很快就会重新占据上风。特别是美国很懂得一张一弛的策略,过些日子,它肯定又会做出一些修好的姿态,这时,我们的很多人马上就会忘了美国的另一面。
  我在网上看到一则记者采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博士的文章。时殷弘博士观点大致有以下几条:

    1.不主张现时中国以“absolutely black”(绝对黑色)的眼光看待
  西方。
    2. 不宜过高地估计美国的威胁, 将事情往最坏处想。我们若形成了
  “受困”心理,否认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那么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是
  非常危险的,且受害最大的将是中国。
    3.前苏联对美国威胁的过高估计,作用与反作用使得两国关系恶性循
  环。几十年的军备竞赛,使得国力相对较弱的前苏联失去了大力发展经济
  的时机。
    4.多极化的判断仍是正确的。在此次对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上,
  西方国家的空前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任何领域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单极化
  已成为惟一的国际格局的走向。除了军事领域,单极化倾向并不明显。
    5.因为长期的封闭,中国的民众和媒介尚欠缺成熟的国际经验,在此
  非常时期,国民应培养全面地观察世界的能力,避免鲁莽断定,过早下结
  论,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2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得来不易,不能因为冲
  动而使其毁于一旦。
    6.此时此刻,我们的政府应相信我们过去对国际格局的估计,这个格
  局即使要变,也不会变得太快。“风物长宜放眼量”,应是我们的战略。

  我在网上当时就看到了对于时殷弘博士的反驳,有如下几条,也很有道理,值得重视:

    1.着眼点不应该是敌人是否有政策连续性,是否合逻辑之类,而是如
  果对方突然加快战略步伐、改变战略方针,中国有没有相应的策略?必须
  考虑最坏的情况。
    2.当年邓小平说中国可以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那是基于当时
  的国际国内的实际。
    15年过去了,这个大环境难道没有变?有没有人做过分析(社科院除
  外)?

  做这个反驳的人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很有意见,作为一个花絮,先略过不提。我在下面说说我对于时殷弘博士的观点的一些看法。
  我在1995年和1996年曾和时殷弘博士有一面之交——还不仅仅是一面之交,实际上,我和他就许多问题很深入地交换过意见,只是后来较长时间没有联系。就个人人品而言,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书读得特别多;而且,他和那些感情上的亲美派不同,他很爱中国,真心地为中国着想和忧虑。在这样一个群情激愤的时刻,许多狂热的亲美派都不敢出来说话,或者改变了调门,时殷弘博士能够出来表达不同观点,正是他人品高尚的表现。我非常尊敬时殷弘博士的学识和人品。但学识和人品并不等于看问题必然正确。我记得他的主要观点是来自于莫德尔斯基。概括起来说就是,当霸主的挑战者都没有好下场,而当霸主的主要伙伴则大有希望等着接班。他举了好多例子,把这称为“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并强调其对中国的启示①。一些人当时曾对这个规律提出过质疑:首先是“挑战者”和“主要伙伴”的概念不易界定清楚,其次是讲规律就要有一个考察时段的划分,认为时殷弘博士的例子的时段划分有问题。但我当时向他提出的问题并不针对“规律”或历史。我知道,凡是写这种文章,其着眼点都不在历史,而在现实,它主要是一种政策建议,讲历史只是借古喻今而已。因此我就针对这一政策建议提问:仅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当挑战者还是当主要伙伴,抑或仅仅就是伙伴,是否能完全一厢情愿地决定?美国接受不接受中国当它的伙伴?这个问题他回答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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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

  这种一厢情愿是多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色调,现在确实到了需要做些许重新审视的时候了。首先,我先针对时殷弘博士的上述观点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1.不主张现时中国以“absolutely black”(绝对黑色)的眼光看待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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