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

作者:政治类

王小东

    ★ 鼓励“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中国80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
      现象。
    ★ 中国在个人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小于经济成就。
    ★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从一种变态向常态的回归。
    ★ 对于“民族主义”的过度攻击只会招致更为强烈的反弹。
    ★ 中国的发展必将打破现有的平衡。
    ★ 中国的分裂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血腥的动乱,饥荒,等等。
    ★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虽然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讨论只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小圈子内的话题,但在西方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中国的民族主义”早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已有不少文章和专著发表,而且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政治及对外关系的文章中,都会提及这个字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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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例如:chinese nationalism,jonathan unger主编,m.e.sharpe 1996年出版。该书第九章由gernnie r.bame撰写,题为“日外国人就是爱国”(to screwforeigners is patriotic: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极尽贬损之能事,可以参阅笔者所撰写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发表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除此之外,还有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5年11月9日号上的封面文章等,不胜枚举。

民族主义引人瞩目

  民族主义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目前压倒一切的共识是发展经济,但除此之外的次一级思潮中,民族主义,确实占有一定地位②;第二,如果说民族主义仅仅是占有一定地位,那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因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角落,民族主义都占有一定地位,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标志着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公众的政治意识的某些重要方面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因为80年代的中国是十分反常地非民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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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与西方文献中在多数情况下使用这个词汇相一致,笔者在使用这个词汇时并不使用其地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含义,而是中华民族主义或如官方使用的术语“爱国主义”。

  然而,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所标志的中国公众政治意识的微妙变化的缘由,以及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影响?从更大的视野说,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未来走向的总趋势究竟是什么?西方一些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的人士认为,中国的居支配地位的共识是发展经济,这是任何领导层的更替都改变不了的;而发展经济则意味着与世界其他部分必须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然是和平友善的;而中国的发展最终将导致走向政治上的民主③。这一乐观派人士至少在中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未能回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及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人们的挑战,因为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过去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而按照悲观派的解释,民族主义给失去了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极权主义政府提供了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加上经济实力将使中国成为世界其他部分的重大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讲,悲观派(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肆意歪曲和丑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及被他们贴上“民族主义者”标签的人们,他们在编造一个自撰的预言。因为在中国,和在世界其他任何角落一样,存在着国家利益的意识,对于过度的、不公正的外部压力确实会进行反弹,特别是这种意识在90年代回归到了正常水平(80年代是不正常得低)。如果过度的外部压力招致了过度的反弹,这对中国和对世界都不是一件好事。因此,本文尝试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现代背景,力图对其作出客观描述,并就笔者所知阐述“民族主义者”们的理想,以促进对于中国未来进程的预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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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参见william h.overbolt:“china after deng”,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6。

“逆向种族主义”的虚妄与衰落

  就像在运动中,人们强烈感受到的是加速度,即速度的变化率,而不是速度本身,90年代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其相对于80年代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该词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国的反歧视行动在客观上对白人利益形成了损害,笔者在此处赋予其在中国背景下的新含义),形成了较大反差。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常现象: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和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
  这种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在80年代笼罩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略有文化的中国一般公众。西方人很少注意到或很少提到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曾在80年代鼓励过“逆向种族主义”,他们却对于90年代所谓的中国官方利用民族主义“填补意识形态空白”十分敏感并大力渲染。这也并不奇怪,首先,鼓励“逆向种族主义”(中国式的,美国式的逆向种族主义是某种形式的内部补偿,政府在某个阶段考虑到社会整合而加以鼓励是并不奇怪的)是一种中国80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现象,因而超出一般西方人的想象力;其次,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宣传意味着赞颂西方人,西方人很难想象与西方敌对了几十年的中国政府会鼓励这样做,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持不同政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倾向。但实际上,中国支持了大量这类观点的出版物的发行,组织或赞助了许多所谓“文化战略”研讨会,将许多持有这类观点的知识分子破格提拔到了各种各样控制舆论的重要岗位上(而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迫害他们)。
  《河殇》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虽然《河殇》的制作者们在该电视系列片放映时曾谈及所谓制作该片的政治风险,但这更多地是一种宣传手段(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当时说什么东西有政治风险是对其最好的广告),而不是事实。首先,若无官方自始至终的支持,该片是不可能拍摄成功的;其次,在该片放映后,中央电视台以及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大报等舆论工具花费了大量篇幅,并组织多次讨论会,“中国的报刊界也从来没有对一部电视系列片像《河殇》一样,如此报以青睐,刊登解说词、连续地报导、发表评论、组织座谈”④;再次,从当时一些批评《河殇》的文章十分谨小慎微⑤,而《河殇》的支持者们对于这些批评者们的指责却十分严厉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风向是吹向哪边的,当然,“**”以后风向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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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田本相:“《河殇》论”,《河殇论》,崔文华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
  ⑤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88年7月10日影视版上的《激情的阴影》是批评《河殇》的第一篇文章。之所以要发表在影视版而不是理论版,是为了躲避更为严厉的审查。无论如何,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随后又有一些批评文章发表,反映出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已走得太远,中国人开始对其进行反思了。这些文章均非官方授意,相反,它们与当时的官方政治风向相悖,这与其后官方组织的批判《河殇》的文章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以《河殇》为标志在1988年达到顶峰,而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也以对《河殇》的批评为标志从1988年开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受到鼓励、整个知识界为之倾倒狂热(中国的知识界自己称之为“文化热”)的“逆向种族主义”呢?这里有几个原因。
  原因之一是,完全否定自身的传统、自身的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传统,这个传统有时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召唤相悖,但从历史哲学角度上却与共产党“反封建”的意识形态相符合。我们都不应忘记,“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破四旧、立四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残迹开始的。在“文革”之后,人们对于“文革”之中的一切政策都进行了声讨,然而却完全继承了其历史哲学观,因为历史哲学观是深层的,潜移默化的。笔者曾不只一次地指出:中国许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方法却完全是“文革”式的⑥。因此,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姑且不论中国传统文化该不该摧毁,我们只是叙述这样一个事实)的“文革”过去之后,人们立即把一切过失,包括“文革”的所有过失都归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头上,并再次掀起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声讨浪潮,却从无人想一想这里的荒谬之处。很显然,这次走得比“五四”和“文革”还远。“五四”思潮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却无“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半点位置,它恰恰相反,是民族主义的,“文革”也是如此。但是,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还是符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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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王山新近在香港出版(明报出版社)的《解释中国》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80年代“逆向种族主义”受到鼓励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需要。80年代的中国要求迅速地打开国门,接纳来自西方的从投资、技术到思想、娱乐形式等一切东西。从整体上看,“逆向种族主义”的风向是符合总的政策需要的。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中国的宣传政策不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巧妙,一方面鼓励对外开放,与西方友好,学习西方,另一方面避免这种自虐狂式的“逆向种族主义”(在近代史上有许多非西方国家进行了追随西方的现代化转变,有些十分成功,如日本等,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像中国的这种荒诞的“逆向种族主义”);更不是说当时中国的领导层有任何“逆向种族主义”思维。但有一句俄罗斯谚语说“砍树木屑飞”,当时当政者大概是顾不了这许多了,“大方向对”就行了,再加上那时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气质与经历的特点,促成了对“逆向种族主义”来自上面的鼓励。
  80年代的中国在总体上是进步非常大的,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个人权利方面。一般人只承认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实际上,中国在个人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小于经济成就。就最看得见的成绩而言,中国官方给自50年代以来被迫害的无数人士平反昭雪,就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中国整个社会,不仅仅是官方,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伦理道德、个人生活方式方面都变得前所未有的宽容(值得欣慰的是,这一趋势在90年代进一步发展)。
  这些巨大进步,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少我们今天看来是过分的压制性因素这一事实,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逆向种族主义”是否有可能是必要的(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今天“逆向种族主义”是否仍是必要的)。然而,无论在当时“逆向种族主义”是否必要,无论怎么评价“逆向种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国人意识的常态。
  这里的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很难让任何一个民族永远保持认为自己是卑劣的、理应屈从于其他更优秀的民族这种思想,遑论中国这个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过去(这个过去离今天并不十分遥远),有着12亿人口,在近代史上虽屡遭挫折却远未显示衰..(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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