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21世纪的新国格

作者:政治类

宋强

    ★ 我们的有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思路好像也是总在跟着西方的
      趣味走的。
    ★ 我们对自己民族历史实行的总检讨,是否出现了可怕的偏颇?
    ★ 批评我们的历史错误应该避免重蹈我们邻国发生的记忆性悲
      剧。
    ★ “说不”本身是一种弱者的姿态,想以理想主义的勇气来感
      召世人。

  一个写作者通常不能扮演一名好的演讲人,这一点,在本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假如说我今天讲的不如我当年写“说不”那么带劲,敬请同学们原谅。

也许我可以做个好骗子

  看着同学们一张张明朗而纯真的脸,我实在不忍心欺骗你们。什么意思呢?其实,人活在世上需要维护的东西很多,有时候,一个人对自己观点和立场维护的程度可以同捍卫家庭财产的程度相媲美。即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一点也没有任何改变。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说不”,究我本意而言,我是想跟我太大说“不”的。我太大是个出国迷,她有一帮好朋友出国了,我寻思你们出去就出去呗,还一天到晚打电话回来影响别人!什么美国比我们小时憧憬的共产主义还好(这叫什么话?)。于是我太大去考托福,考得还可以。我气坏了,因为如果她出去肯定没我的戏,留美学生(特别是男的)社交环境很惨,但凡长得稍微顺眼一点的中国女孩子在那儿都是俏货,何况我那位长得还行,后果不堪设想啊。有道是,悲愤出诗人,我痛不慾生,于是我说“不”,挽救了我的婚姻。前因后果是这样子的。
  那么,既然我有了不太纯正的动因,是否就要否认掉我的真诚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好骗子,一种是坏骗子。我想,也许我可以做好骗子。就是说:当我的出发点没有那么高尚的时候,我会去检视我的基本判断正确还是离谱,我会不会因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到不顾事实的程度?谢天谢地,如今这并非和平的世事并没有辜负我们当初的基本判断。(掌声)如果说要检讨,就是当时因为五个作者是自由组合(“美国之音”骂我们是“乌合之众”),所以观点不尽统一。同学们知道,《日本可以说不》的石原慎太郎当了东京的知事,这事大家很关心。石原是个坏得流脓的家伙,这一点我们大部分作者从来没有糊涂过,但我本人在书中对日本表示了一定的好感,如果让我检讨,我就检讨这一点吧。(热烈的掌声)
  去年年底见到几个韩国朋友,他们说你看吧,日本向我们韩国正式道了歉,却没有对你们中国这么做。我说你们也别太得意,你们还不是拿慰安妇做让步为交换条件做到达一点的。后来我说到日本和德国对二战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韩国作家对我瞪眼拍桌子,说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和德国人相比较呢?那样做是对德国的侮辱!
  可是如果让我们平心而论,我们就日本某些人(注意:绝不是少数人)顽固地否认历史的态度中,能否汲取一些对我们有参考意义的东西。我认为做这件工作不仅是有趣的。而且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不仅某些日本人在顽强地维护着自己本国的所谓体面,连美国人也是这么做的。你们知道麦卡锡这个人吗?麦卡锡那是美国的康生,冷战时期的打手,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流氓。可是有这么一件事,当中国有人想把有关麦卡锡的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时候,美国人就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著作。后来催急了,干脆就说:算了!那已经是过去老早的事了,没什么意思,你们中国人老纠缠这个干吗?你们看,连美国这样一个我们看来如此开放和民主的国家,他们对历史的态度都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从这两件事上来想一想,我们对国情、国史方面风行若干年的总检讨是否出现偏差,我知道会有知识分子打着伪善的“民生主义”包装和自由主义的幌子来批驳我,但我说的是事实。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的,而是发表《中国可以说不》后,某些知识分子过于激烈的反弹(其中不乏我所长期景仰的大知识分子,一段时期他们的批评让我感到苦恼)让我思索出的结论。

20世纪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知识

  当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种族灭绝、横征暴敛、破坏文化的罪恶被当做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必要过失,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对第三世界政治(所谓压制人权、奴役人民和恐怖主义)的普遍谴责。请注意,这种谴责发生在帝国主义罪恶还在普遍发生的当代,在日本人还没有清算他们二战罪行的今天。
  我们的有些知识分子,且不谈他们对本土历史的态度。对国际性话题,他们的思路好像也是总在跟着西方的趣味走的。国际新闻界的时髦话题总会让他们激动得抽搐,唯恐不这样做,就跟不上世界潮流。当全世界都在号叫着在亚洲某小国又挖出了万人坑的时候,他们也会热泪盈眶地捶胸顿足,跟着西方的调子起劲地历数极左路线与种族灭绝的罪行。可是,新闻的规律就是如此,当一个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的瑞典记者走到一座寺庙边上,面对一座有十几具骨骸的坑穴,导游告诉他,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这样的屠场时,这个国家的形象就会在记者的笔下逆转,什么“本世纪继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大屠杀之后第三次种族屠杀”的故事就这样出笼了。煽情新闻的规律就是这样的。我们对这样的神话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呢?至少我认为,以猎奇性的心态来炒作这样的知识是无益的。这种故事至少有几个缺陷:它忽略了这个国家遭受了严重侵略的历史,抵抗战士会杀人,但侵略者更会杀人;其二,它忽略了人口资料的旁证性;其三,这个事件本身的“政治正确性”也会侵害事实本身。
  我举一个例子,在国际舆论界关注这个亚洲小国的大屠杀时,几乎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印度尼西亚军队吞并了东帝汶。据揭露,印尼军队在当地镇压和屠杀的程度也是非常严重的(据当地人士讲有十几万人被杀)。但是,当时的苏哈托政权是被美国人所欣赏的,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国际传媒界的苏哈托政权形象,也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你们现在看到了吧?苏哈托像一块用过的卫生纸一样被抛弃了,贪污腐化侵犯人权马上成为国际新闻界的热点,东帝汶的独立运动人士马上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金。还有一个皮诺切特问题,很多年以前,皮诺切特是美国人眼里的反共英雄呵,伟大的权威主义者。今天怎么样?根本不容他在地球上立足!此一时,彼一时,什么是历史的主要因素,什么是次要的和可以被忽略的,国际新闻界的春秋笔法,就是这样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的。不要相信某些现成的知识,我觉得,20世纪形成的许多错误知识将来还要修订。
  非西方国家的“邪恶性”和“反文明性”,总是国际新闻界提供给消费者的一道道好菜,供西方公众怜悯和憎恶,点燃他们干预世界事务的道义热情。自诩要伸张世界正义的寡头们,不是正以非西方国家的邪恶性和反文明性为全部经验起点来对这个世界做出基本判断的吗?科索沃这个事大家不要以为是小事,以为又是一场地区冲突的过眼烟云。寡头们的战争依据没有什么,在他们眼里,南斯拉夫的赤色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罪过:“波黑战争的时候就把我们弄得不疼不痒的,想打又没打了,这回旧帐新帐一块算,打给全世界那些坏孩子们看一看。”他的基本逻辑就是这样的,别以为寡头的思维跟我们小老百姓有什么不同,他照样家里长屋里短,北约发言人的公开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嘛。你有什么说的,你生什么气呢?生气毕竟是一种天真的表现,替南斯拉夫当局申诉,说其实没有镇压那么多阿族分子,说北约的道德判断是错的,也是一种天真的表现。我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科索沃阿族闹事,从我记事时就开始了,那阵中国就站在南斯拉夫一边。将近20年了,科索沃已经形成了那样成熟的反叛武装,镇压了又怎样呢?美国政府90年代中期曾经有个报告:科索沃解放军其实是欧洲最大的武装毒品贩子,信奉的教义也是非常左倾的。科索沃的万人坑,其实就是这个组织搞的。这样一个组织和美国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侵犯了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利用这个来打(南斯拉夫),它要讲什么是非呢?它就是借此帮我们人类总结20世纪:20世纪的铁律就是这样的,除了美国和它的仆从之外,其余的,夹起尾巴做人吧,乖乖的接受美国价值吧。
  但是,那些为所谓新价值观的胜利而高唱凯歌的人们不要高兴得太早,那些急于向中国老百姓普及“人权高于主权”新知识的“启蒙者”们也别跳踉得太早,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匆匆忙忙地对20世纪下结论。20世纪形成的许多观念,已经被当做知识的一部分被人们欣然接受。国际新闻界和愤世嫉俗的本国知识界普及给大家的知识,有许多是需要澄明而在信息革命的尘埃中被忽略了的。什么自由主义战胜极权主义的凯歌,什么地球村的牧歌,还有什么“人权高于主权”,好像中国人都是可怜虫,以前从来不知道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好玩意。这回科索沃一炸,还有人跟我争,说美国人固然不把南斯拉夫当回事,但中国这个民族在他们的眼里还是神秘而且有魅力的,是能够赢得尊敬的。跟我争论的朋友是个很率真的人,我深信他是个爱国分子,他不希望我们过度地同米洛舍维奇同呼吸共命运。我相信很多纯洁的中国人不愿意匆忙地把科索沃战争同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联系起来看,因为这样办非常不吉利,科索沃毕竟那么远。我相信许多寄希望于美国给我们民族一次机会的中国人都是真诚的爱国分子,但是,这种爱国情怀不是全面的。我也相信,许多当年激烈反对“说不”及反对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的先生都是拥有一定智慧的国策派,他们有春秋时代智囊型知识分子沿袭下来的优良传统,希望中国在这个险恶的世界环境中有着充裕的发展空间,交足够的朋友,做赚钱的生意,然后步入西方行列。一句话,希望中国能够傍上西方的大款。这些想法其实都是不坏的。关键是,美国人比你精,换句话说,美国人不比你更傻。更重要的是,广大的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印象很难改变,广大美国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性的厌憎是真实的,是美国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个观念,很多作家和新闻记者已经向人们充分介绍过了。所以我觉得认识中美关系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首先必须直面文化观念的差别,只有这种差别和冲突才是西方对华政策的感情基础。我是不是在煽动仇恨?不,没有。我只是坦言事实,我主要想告诉同学们,当我们被西方公众视为一个渺小的民族的时候,我们对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认识应该多一些现实主义的眼光,甚至多一些悲观主义也比我那位朋友迷幻的乐观主义(什么美国人对中国很入迷,很尊敬,那是幻觉)强得多。至少,以悲观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定阶段的世界安全环境,比以一厢情愿的世界主义作为认识上的起点,我们会少碰一些壁,少遭受一些羞辱。
  当我们被西方公众视为一个渺小的民族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首先做到的,就是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没有那么渺小。

我们时代的历史性悲剧

  去年上映了一部美国电影叫《拯救大兵瑞恩》,我看了这部电影,觉得没有吹捧的那样好,表现战争的严酷和人性的战栗的作品以前很多,苏联和美国都有此类的杰出作品(仅指电影而言)。我就纳闷这部电影怎么就格外新颖了?这部影片有一个主题,令不少评论界人士很为之激动,就是一队美国大兵去拯救一个因战争而成为独子的大兵瑞恩。我不想评论这个故事的本身,我觉得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曾发生过万古流芳的有关战争与人的故事。当年中越战争的时候,江苏的诗人曹剑写过一首歌颂英雄主义的长诗,里头好像有这么一句,说当中国士兵走过壕沟的时候,为一具越南士兵的尸体发出叹息,因为“也许有一位姑娘爱慕着他的勇敢”。我今天突然想到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咱们中国人对战争的态度..(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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