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断裂线——介绍西方学者眼里的西方与非西方矛盾

作者:政治类

——介绍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与非西方矛盾
王小东

    ★ 最有意思的线是穿过中国的,把沿海和内地分为两半。

  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思想,大致是1949~1979年这一段时间,只择依中国人价值观判断为负面的东西,而在此之前和之后、则只择依中国人价值观判断为正面的东西来介绍了。其实,无论西方也好,中国也好,都是复杂的实体,各种思想同时并存,至于何种思想在何时何处占据主导,则要依当时政治气候而定。因此,我们的知识界应有宽阔的视角,将西方的各色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介绍给中国人,使得我们的民族不至于对世界大势丧失重要视点。

裂痕的实质

  1994年12月号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发表了马修·康纳利(mathew connelly)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一篇文章,题目十分醒目:“非西方是否必定与西方对立?”(must it the rest against the west?)。通过评论22年前发表在巴黎的一部政治幻想性小说《圣徒的营地》(the camp of thesaints),两位美国学者勇敢地触及了许多西方学者避而不谈的一系列有关西方与非西方矛盾的根本性问题。
  由吉思·拉斯佩尔(jean raspail)创作的这部小说的大致情节,是说西方文明被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以蚁群横扫所经地面上一切活物之恐怖方式吞没。这是一部有争议的小说,当时就被谴责为“种族主义”之作,因而很难得到。既然此书流传不广,我们又有何必要去谈论此书呢?两位美国学者认为:“重新发现这本被忽视的书可以使我们注意到20世纪最后几年的一个关键性的全球问题:不平衡的财富与资源,不平衡的人口趋势,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许多富国的人们开始同意拉斯佩尔一个有着两个营地的世界的看法:北方和南方,分裂而不平等,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如果我们不想让移民潮淹没我们所有的人,富人必须战斗而穷人必须去死。”①而作家拉斯佩尔则在其小说的前言中写得更为生动:“一百万贫穷不幸的人,他们的惟一武器是他们的孱弱和他们的数量,为苦难所压倒,为饥饿的棕色和黑色的孩子所拖累,要踏上我们的土地,他们的先头部队正在冲击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西方的每一个角落。我确确实实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一个我们现有的道德标准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他们进来,我们将被毁灭。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将被毁灭。”他最后说,他是“以全部感情的喷涌来写这部充满缺点的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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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matthew connelly and paul kennedy:“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t thewest”,the atlantic monthly,december 1994
  以下引文若无其他说明均引自该文,不再另行说明。

  实际上,两位美国学者的文章和拉斯佩尔的小说都极为坦率地指向了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与资源的分配是极不公平的,当占人类大多数的贫困者为生存所迫要求分享富人的财富和资源时,特别是当生存的压力变得极为巨大时(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进展在缓和这种压力,但另一方面,人口、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又在加剧这种压力),两个“营地”的居民将以何种方式解决问题。这个根本问题是考虑任何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社会经济诸问题的基点。恰恰是这样一个基点被人们忽略了——其实是有意避而不谈。人类社会避而不谈最根本的生存冲突问题,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赤躶躶地谈论这类问题有可能使本来尚可延缓的矛盾提前爆发。然而,避而不谈,问题还是在那里,并没有解决;况且,在公开场合避而不谈不等于人们不思考这个问题,不在私下谈这个问题,不等于各国政府不秘密研究这个问题,更不等于在环境所逼之时,问题不爆发出来。就中国的学界而言,非常有必要知道有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存在,也非常有必要知道西方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在近些年来对于这个问题的谈论越来越多。1990年英国bbc拍摄了一部名为“进军”(march)的电视剧,大致构思与《圣徒的营地》一样,甚至因此引起了拉斯佩尔的抗议,但电视剧的制片人坚持说他们并不知道拉斯佩尔的小说,是独立构思的——但“这更说明了圣徒的营地的主题在回响”。据两位美国学者介绍,这部电视剧至今还在欧洲各地播放(但美国的pbs拒绝播放此片),并已成为“风靡一时的经典之作”(cult classic)。

种族问题仍旧是根本

  种族问题在西方也往往是一个避而不谈的问题,谁要谈这个问题就违犯了“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然而,拉斯佩尔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他在小说中描写了欧洲各色人等对于移民进军的反应,包括呼吁宽容的教会人士,为这一“大事件”而激动不已的知识分子和媒介明星们,以及一窝蜂去欢迎移民进军的嬉皮士、激进分子和其他反文化分子。然而,不论你个人作何反应,全部被毫无任何其他反应、只是嗥叫着向前推进的拥挤在一起数不尽的人群所淹没。两位美国学者认为:“(小说传达出的)寓意是明白无误的:决定一切的是种族,而不是阶级和意识形态,这个世界上的穷人看不出在不友好的法国法西斯分子和自由主义的主教及雅皮士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都占有了这个世界上太多的财富,并且占有得太长久了,而现在他们的共同命运即将到来。”
  就种族的前途而言,拉斯佩尔认为:西方白种人是注定要灭绝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西方的道德观念过于仁慈。在小说中,法国装备精良的军队不愿屠杀进军的移民,由于这一念之慈而导致了整个西方的毁灭。拉斯佩尔举出这个原因无疑是带有种族优越感的,即西方白种人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是因为道德高尚而丧失了得救的机会。第二个原因是得到更多人共鸣的。拉斯佩尔认为:当欧洲主宰全球时,高加索人种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了最高点;而当这个比例减少时,这个种族也就注定了自己灭绝的命运。他在小说《圣徒的营地》1982年版的前言中写道:“我们的过度敏感而完全盲目的西方……还没有明白白种人,在一个对于它的居民已变得过小的世界上,已经变成少数,如果我们还是恪守我们今天的道德原则,其他种族的增殖将无可挽回地注定我们的种族在下个世纪灭绝的命运。”两位美国学者特别引用了现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巴黎市长任上的一段讲话:“当你将欧洲与其他大陆相比较时,你会毛骨悚然。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欧洲正在消失。二十来年之内,我们的国家将会变空,因而无论我们的技术力量有多强大,到时我们将没有能力去使用它。”
  作为一个非西方人,笔者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种族会灭绝的话,那么,非西方人灭绝的可能性比西方人大得多。西方人手中掌握的技术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包括核武器、生化武器,乃至今后也会具有毁灭性的信息武器(cyberwar或infowar)。西方人不大可能高贵到眼看濒临灭绝,仍旧恪守仁慈的道德原则的地步;出生率降低的问题到了危险真正迫在眉睫时也是可以解决的,到时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孱弱战胜强大的故事仅只是强者在鞭策自己而已。

有关中国的部分

  在两位美国学者的文章中,提到了载有90名大多来自福建的中国非法移民的150码长、生满了锈的“金色探险号”(golden venture)的航程,它1993年2月从泰国的曼谷出发,绕过好望角,于6月5日到达美国的纽约城。他们认为,这一航程比拉斯佩尔描绘的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到法国的航程更为漫长、艰险。这样艰险的道路都能走通,问题确实是十分严峻的。
  另外,在拉斯佩尔的小说的结尾处,有这样一个场景:只有一个醉醺醺的俄国将军拦住大群进入西伯利亚的中国人的去路。作者可能只是随意写来,但这一场景确实反映了西方普遍存在的一种种族意识,这种种族意识是有关俄罗斯和中国的相对位置的。在西方人眼中,俄罗斯人是东方人,与他们并非一个种族,但与中国人相比,俄罗斯还得算是他们营地的。这种相对的亲疏观念固然会被一时的意识形态斗争、地缘政治需要所压倒,但是确实是存在的。笔者并不认为这种相对的亲疏观念在某一时期一定会起决定性作用,但它是很难消除的,对于这一点,中国人不可不知道。
  再有一点是更为有意思的:两位美国学者“两个营地”的断裂线在中国部分十分特殊:“最有意思的线是穿过中国的,把沿海和内地分为两半。”他们认为,地区间或洲际越来越宽的裂痕两边的人们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将是21世纪早期压倒其他一切国际事务的问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有可能言过其实,但我们不可以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如果真的从内部分为“两个营地”,其后果可能比沿国境线断裂还要严重,当今的民工潮可能是一个先兆。最后一点,两位美国学者认为,预言中国经济何时能够超越美国尚为时过早,但物质力量在向亚洲转移却是肯定的,因此,“下个世纪初,拉斯佩尔的‘7亿白种人’很可能面临两个非常不同的挑战:非洲的崩溃和亚洲的崛起”。因此,我们实在有必要更多地理解乃至体会西方人的心理、情感和逻辑。明了对方自我利益所在才是合作的基础,而一厢情愿地相信对方是为我们着想的天真情感是决不能成为合作的基础的。

出路何在

  两位美国学者承认:“这些启示录式的作品与其他同样大量的同类作品观点对立。那些作品主要是由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顾问们写作的,它们宣称一个生产、贸易、财富和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美丽新世界的到来。在那些相信全球化技术与通讯革命带来的不是嫉妒而是全球一体化的人们看来,世界经济的不断现代化将导致生产与生活水平的稳步趋同。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一个不再有边界的世界开放时,人类——至少是有能力适应的那部分人——前景将稳步改善。”“丰饶角”观点当然是不承认有问题的,故此出路已在,何用寻找。然而,两位美国学者认为:“仔细看一下这类‘丰饶角’(cornucopian)作品,你就会发现,它们的视点几乎全部集中在世界上的赢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管理咨询专家、软件工程师,以及其他被劳工部长罗伯特·里奇(robert reich)称之为‘符号分析者’的人们——他们以高昂的价格将其专业知识出售给其他富裕社会的客户,在考虑第三世界的状况时,‘丰饶角’作家们总是只谈论全球政治的少数样板——东亚国家。这些技术自由派(techno liberals)很少注意在加尔各答、尼加拉瓜或利比里亚的愈益加深的人类痛苦。如果他们考虑一下我们星球上最贫穷的20亿人的绝望生活,他们的乐观的福音就显得不那么可信了。”两位美国学者确实是坦率和认真的,他们随后又指向了另一个极为本质性的问题:“技术自由派十分正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生产要素——资本、装配线、知识、管理厂—都全球化了,它们以投资、咨询、新工厂、专利等形式跨国界移动。但他们忽视了有一个生产要素并不能如此自由地移动,这就是劳动力。即使是最狂热的自由市场原则信奉者,也回避了主张任何数量的人口都应该被允许在这个星球上自由移动。”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与“两个营地”、“种族”等问题相等且相互关联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忽略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地球村”、“自由市场经济”等概念都产生了致命的缺陷。说到底,上述概念只是理想而不是现实。而在现实之中,这些理想都被人的阻隔所粉碎。因此,中国的政策、战略、制度安排、文化取向,乃至情感至少在今天还不能建立在这些虚无飘渺的概念之上。
  那么,出路究竟何在?两位美国学者倡导一个新的南北之间的“新政”(a new(north-south)deal)。这个“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富国真正实现它们四分之一个世纪
  以来的承诺:每年将其gdp的0.7%用于对穷国的援助。
    ·把钱有效并适当地送到穷人手里。在过去,钱都用于野心勃勃但技
  术上却并不适用的计划上面,并落入咨询专家和当地领导人之手。
    ·将冷战时期留下来的搞军事项目的数以万计的科学家用于解决全球
  环境问题。
    ·让数以亿计的第三世界妇女得到她们渴望得到的安全而廉价的避孕
  工具,这样她们就可以控制生孩子的数量并把已生下来的孩子带好。
    ·联合国安理会国家同意成立一个军事参谋部去建立一支招之即来
  (ready-to-go) 的部队,以便维持秩序,因为秩序是社会福祉的先决条
  件。
    ·根除流入第三世界国家武器的来源,这些武器主要是由安理会五大
  常任理事国生产的。
    ·联合国应该不仅仅在重要的人权问题上,而且在同样重要的承认文
  化多样性的问题上大力推动各国达成共识,以便减少人们预测的“文明的
  冲突”的可能性。

  这是美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与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可能会有些不同,但相当一部分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主义能实现多少呢?其中某些部分会不会被恶意地利用呢?我们不知道,人类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伦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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