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两种趋势

作者:政治类

房宁

    ★ 西方在“冷战”中获得的胜利是赢实力的获胜,而不是道义
      的胜利。
    ★ 南方革命是外围与中心的联轨,是“世界农村”包围“世界
      城市”。
    ★ 西方能够改变第三世界变革的方向吗?

  20世纪后半期人类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及其工业化的发展,在本世纪中对人类活动方式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在下个世纪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它深远影响的意义必将进一步显露出来。从主观认识的角度讲,人们也不可能脱离这一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去思考和探索未来。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再一次变得清晰起来,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富裕的北方和一个贫困的南方。南北矛盾构成了当今和未来世界的基本矛盾,南北两大板块的碰撞将汇成未来历史的主旋律。南北矛盾中的两个主角,北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南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动向,将构成未来世纪中两种基本趋势。

后殖民主义:重建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最终完成了资本运动的国际化,把第三世界的主体及其工业化进程纳入了国际资本的大循环之中,并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包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在长达40年的冷战中取得了胜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是一场政治战、意识形态战,更是一场经济战。西方胜利的基础是它首先在争夺世界经济控制权的斗争取得了绝对优势: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总体上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及世界市场中进行的,而不是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联系中进行的。其实,当年斯大林设想并试图建立的、平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冷战”本质上,是能够集中全世界大部分资源的西方与少数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
  “冷战”终于结束了,按照一般的逻辑,作为胜利者、作为世界两大阵营殊死搏斗的幸存者,西方似乎应无可争辩地成为“冷战”后世界的惟一主宰,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应在下一个千年中继续。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对于这个信念坚信不疑,弗朗西斯·福山先生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福山先生的《历史的终结?》,应当被认为是“冷战”后西方的自信的代表作①。福山对本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判断是:在这个世纪里,自由主义即西方自由民主终于得以普及,历史至此宣告终结。他说:“我们正在亲眼目睹的事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战后历史中某种特定时期的流逝,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和作为人类最后统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普及的终结。”他对这种人类“最后统治形式”作出解释说:“在历史终结之时出现的那个国家,就它通过法律制度承认和保护人类普遍享受自由的权利而言,是自由的;就它只有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才存在这一点而言,是民主的。”福山把他认为的人类的“最后统治形式”称为“世界大国状态”。福山的言论把当下西方的乐观与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黑格尔推论道:“历史的发展最终将进入一个绝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最终的合理形式的社会与国家获得了胜利。”显然,黑格尔的“理想王国”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最终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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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弗朗西斯·福山为美国国务院政策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历史的终结?”是他于1989年在美国《国民利益》季刊夏季号上表的一篇长文。

  我们且不对福山所依据的社会历史观作出评论,也不做价值观上的争论。即使按照福山自己的逻辑和论证,他所说的“世界大国状态”也大有疑问。因为,按照福山的说法,所谓的“世界大国状态”即是消除了人类历史中以往的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其中也包括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和斗争。他说:“在世界大国状态下,上述一切矛盾都消除了,人类的一切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他为此论证说:“阶级问题在西方实际上已成功地得到解决,”“现代美国的平等主义表明马克思所想象的无阶级社会已基本实现。”福山的“世界大国状态”的命题,确实豪气十足,但是他对此的论证,却竟然是如此苍白、空洞,轻率得让人吃惊。当今世界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南北差距日益扩大,贫穷和饥饿像野火一样在世界上蔓延,像洪水猛兽吞食着无数生灵。目前全世界有8亿人处于饥饿状态,非洲的丛林中饿殍遍地,拉美的贫民为生存重新拿起武器,即使在“无阶级社会已基本实现”的美国也有数以百万计的一贫如洗、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置现实于不顾,福山先生竟然说:“一切矛盾都消除了,人类的一切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这是离奇的现代天方夜谭。侈谈“世界大国”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质。资本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并没有消除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把矛盾进一步扩到了全世界的范围内;马克思曾经预言的,
  资本运动必然带来社会的分化与对立,带来财富在社会的一端积累而贫困在另一端积累的趋势,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当今南北分化的严酷事实所证实。
  西方并没有理由乐观。西方在“冷战”中获得的胜利,只是在一场力量悬殊的角逐中靠实力的获胜,而不是道义的胜利。问题没有消除、矛盾依然存在、历史并未终结。在未来西方要面对的真正严峻的问题是:西方实力的前提正在消失,战后西方经济复兴、政治相对稳定的历史环境正在起变化。西方要想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必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它对世界的统治,这是西方在“冷战”结束后面临的历史性任务。西方统治的对象,当然不会改变,那就是外围资本主义——第三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主要是指第三世界及其工业化进程的变化,西方必然要调整其与外围环境的关系,调整其统治形式,这是西方重建统治的基本涵义。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西方统治世界的形式是人们常说的“新殖民主义”,所谓“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即发达国家用资本的国际化等经济手段控制世界,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关系是新殖民主义的基础。
  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普遍开始实行工业化并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当第三世界工业化产生了某种结果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少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依靠种种有利条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然而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陷入了停滞、倒退,甚至出现了全面的混乱。这两种变化了的情况,对于西方来说都意味着坏消息。前者意味着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将从依赖、依附为主转向更多的竞争和不协调、更多的摩擦;而后者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脱轨”,从而将破坏和损害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过程。这两者共同意味着,战后西方经济复兴的历史环境正在消失,新殖民主义的依重经济手段和经济关系来维系西方的统治,日益不能适应这种历史环境的改变。
  对于历史环境的改变和对于原有统治方式进行战略调整的必要性,西方早已深刻地感受到了。1991年美国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在《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下一次美日战争”②,此文虽然是分析日本在“冷战”结束后的战略调整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也代表了西方整体战略调整的意向。文中指出:经济大国“同供应者纯粹的经济关系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政治力量总是以某种军事能力为基础,要维系一个贸易集团,或者使投资有保障,必须用政治力量。很简单,把石油从想出售石油的国家运往想购买石油的国家,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从西方利益和立场上看,这两位美国学者的见解是非常精辟而深刻的,显然新殖民主义正日趋过时,西方正在走向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必定是对旧殖民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复归,是否定之否定的旧殖民主义,它将用更多的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政治干预、直接控制来保护西方大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以维系资本的国际大循环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维持西方生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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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下一次美日战争”,载《洛杉矶时报》1991年2月16日。

  事实上,西方已在行动。后殖民主义已在被舆论界称为“新干涉主义”的西方大国战略中初露端倪,西方正在坚定地迎接重建统治的挑战。在这方面,作为西方领袖的美国扮演着主角。1993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先生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全面论述美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的演说中指出:“有人说我们的国家正在没落,说我们再也担负不起领导的角色。的确,今天的美国面临着许多挑战,这和我们以前所感觉到的大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而不是更少;更热切地推进民主,而不是更冷漠;在我们发挥领导作用时更加积极起劲,而不是消极颓废。”6月1日他在北约外长会议上更直率地指出:“冷战的结束正在使美国的领导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接受这一挑战。”美国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领导的代表人物克林顿总统,是正在经历着历史性战略转变时期的西方阵营的新领袖。他在上台后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表现出他并不是一位“孤立主义”的总统,他深刻地了解美国及西方在未来世纪中与世界的关系,因而他为美国及西方制定了新的全球战略目标:“经济安全”、“加强军事力量”和“支持世界民主运动”。克林顿总统制定的美国及西方的全球战略目标,勾画出了未来世纪中的由西方驱动的发展趋势。

南方革命:中断循环

  尽管西方已经制定了重建统治的新的全球战略,但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在资本的国际化和国际大循环成为资本运动的基本方式的条件下,西方的经济命脉,与其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不如说掌握在第三世界的手中。
  第三世界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时候,它身上带着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枷锁。对于这一点,大多数人们中间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第三世界的思想家、理论家中间,对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及战略却有分歧。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第三世界应顺应潮流,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国际资本大循环、国际经济交往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最终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另一种意见,是以阿明等激进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坚决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脱钩”,摆脱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与控制。
  几十年过去了,这其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当初这两种对发展道路的战略设想基本上都落空了。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指出:在过去的128年中只有一个国家——日本,从榜上无名跨入工业化国家;而在未来的世纪中,要跨入富国的行列可能更为困难③。当然瑟罗这里指的是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情况,没有包括采取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的前苏联。发展经济学中的激进学派的理论已经较充分地揭示了第一种战略设想,即在已形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中,以后发展超越发达,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只是极少数的国家和地区(城市),由于特殊的原因,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成绩,成为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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