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作者:政治类

王小东

    ★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不断地遭受羞辱而一声不吭。

  关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挑战,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处的国际环境,一个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化过程中的财富大规模重新分配及其必然带来的社会整合问题。

全球化进程与民族主义

  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进程是下一个世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如果看不清这一趋势则必将衰败;中国在“文革”时期采取的大国战略没有量力而行,因此导致了经济发展缓慢,国际地位孤立。这些话无疑是有道理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比中国工业化程度高得多、科技水平高得多、资源丰富得多、幅员辽阔得多的前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它的谋求独立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辟出一个新世界的宏伟计划,终究敌不过已经结为一体、因而在各方面都强大得多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围困。前苏联尚且如此,遑论中国。
  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必须适应这个环境,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我国知识界将这一进程想象得太美好。全球化进程是控制在西方手里,更准确地说是控制在美国手里,因为美国在经济上是美、欧、日三极中的一极,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地球上惟一的军事超强,它的军力远超过世界其他部分的总和。然而,我认为美国在过去的历史中并未表现出它有足够的智慧领导好这个发展很不平衡,地域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重重的世界。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在这一进程中将被安排到什么位置上去呢?中国也许只能在西方国家制订的游戏规则下尽量参与游戏,并把游戏玩好。但制订游戏规则本身就是最大、最重要的权力。如果美国没有足够的宽容精神制订一套公正的游戏规则,而是把游戏规则搞得只有它自己和西方国家才能玩好,或者一看到中国学会了这些规则并把游戏玩得比西方国家更好时就改变规则又该怎么办?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努力提出更好的游戏规则。然而,谁的游戏规则将被接受不完全取决于其游戏规则的好坏,更主要的是取决于谁有实力。中国缺乏制订游戏规则的实力。这些都是中国将在未来面临的挑战,不考虑到是不行的了。当然,考虑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看中国不应参与全球化进程。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参与这一进程可能出现的重重障碍;并且应该认识到,中国如何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己,而是取决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因此,认为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障碍仅仅是由于国内一些“保守势力”的阻挠是不正确的;且于事无补。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能够开放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美国允许我们开放到什么程度。
  一位学者指出,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乃世界之祸。我同意这个现点,但认为在民族主义前面须加上“极端”两个字。俄罗斯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极端民族主义者获得了最多的选票,这一事件表明,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不断地遭受羞辱而一声不吭。如果没有明智的民族主义者站出来保卫这个民族的利益,为它说话,那么,公众就将接受简化的方案,这就是极端民族主义。正如上述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民族主义资源也是极其丰富的。惟其如此,明智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往往使用爱国主义这个概念)更是必不可少的。人类迄今为止在道德水准上尚未达到真正全球主义的程度,西方国家的本民族利益本位的意识是极强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民族主义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与其压制,不如将其引导到明智的道路上去。

市场化过程中的财富再分配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程必然导致财富的大规模重新分配,到了现在这应该是毋庸讳言的事。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官倒”现象、股票热、房地产热乃至大规模的腐败,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这一客观进程的一部分。但在过去十几年中,分配的基本上还是在改革进程中开始具有货币价值的财富,如房地产。现在,这些东西已经基本上分配完毕。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下一步将分配的肯定是目前虽然资产流失严重、但所有制框架基本未动的国有企业。无论你的股份化也好、民营化也好、私有化也好,实质上都是一回事。国有企业产权的重新分配对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将产生极为重大、深远的影响。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城市居民的生活所受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他们基本上是从改革中获益而很少付代价,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这一块没有动。这一块一动,城市居民就业保障、公费医疗、工资福利、住房、上下级关系等等都将出现巨大变动。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将是受损者。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中国的城市居民接受的是低工资,除了一些生活用品外,基本上没有什么财产(他们的财产比农村居民还要少得多,因为农民有土地这一极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故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存能力将比城市居民强得多),他们之所以接受这样一种景况,是因为他们相信国家的承诺,即国家将保障他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就业、退休金、公费医疗、几乎免费的住房等等。现在,在他们已经为社会贡献出了大量劳动后,上述保障的取消,将会为许多人带来不公平感,而且确实会使许多人生活无着,特别是已经没有多少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这一点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市场化进程中已看得十分明显。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只有在经济相当发达的条件下才能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温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大课题。
  市场化进程中财富的重新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但分配得过于不公平,过于两极分化,就会导致社会整合的严重困难。更严重些,还会导致下一轮的再清算。如果一个社会不断地处于一轮一轮的财富重新分配和清算状态之中,那么,从整体上看,这个社会就是在不断地付出代价而不创造财富。况且,在财富重新分配和清算过程中的佼佼者不见得是创造财富的优秀人才(在过去的改革进程中,人们往往不理解富起来的都是他们认为不该富、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如美国——也富不起来的人。但从分饼时能抢到最大一块的人并不见得是做饼的高手这个道理去理解,则上述现象十分容易解释)。而这些人掌握了财产,也就掌握了权力,他们会怎么做呢?会不会试图将为他们所长的社会环境固定下来?会不会从市场经济(这有利于他们分饼)的支持者变成市场经济规范化(这或许有利于做饼的人)的阻碍者,从而阻滞社会发展?这一系列问题都是需要考虑的。我认为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一切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都应自由放任,到时自然会产生出新的秩序。持有这种看法的理论家们缺乏时间的概念。人类从混沌中生长出有秩序的文明用了几十万年的时间,中国显然不能等那么久。市场化进程必须有一个受控的、平稳过渡的过程,必须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分配问题上设计一个较为公平、较少影响这些阶层的既得利益的方案。

结语

  我讲的问题多些,这是必要的。子曰:“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乱者,有其治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我们不可作过于乐观的估计。乐观的估计在宣传工作中当然应占主导地位,但在战略研究中则应恰恰相反,应多讨论问题,设想不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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