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美心态

作者:政治类

  我出生于1964年,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年代我开始学会关注世界,80年代我在上海念大学,那个时候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得到认同。很难想象许多和我一样有着自由思想特征的中国青年——不会对美国产生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
  我记得1987年的夏天,我在山东同一位志同道合的大学室友在困难的日子里煎熬,我们俩都是文学青年,同样都被生活否定得很厉害。我们守着一台效果极差的破旧黑白电视机,百无聊赖地换频道,突然发现一家电视台正在播放美国故事片《农家女》。从今天的眼光看,它何其的浅俗、虚伪,甚至有一种蓄意欺骗的恶意。但那个时候,在晦暗的环境当中,一部美国旧片给我们带来的欣喜是何等的强烈!我记得我的朋友喜形于色之中说:“要讲寻根的话,我们的根全在美国——看到美国片真亲切!”于是乎我们-起大笑起来,这件事曾经触发了我的许多回忆,我在想:从这句听起来相当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中,包含着多少真切的触摸和感受!试想:一个生长于东方大国的孩子,即使是在他的青春期前后,他都是年复一年地过着单调的生活。他没有其它的办法,没有野营,没有愉食禁果的机会(也欠缺这方面的教育),他已经到了青春期还在看连环画、并且从权威新闻机构那里得到国际局势方面的讯息,因此他显得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比较“早熟”。他几乎从懂事时起便经常听到一个西方大国的名字,这个西方大国的名字就叫“美国”,小人书上坦克炮塔上标记为“u·s·a”;它的兵很怕死,每人都备有一份《投降书》,因为这样,我们觉得美国兵比日本鬼子更具人性的温馨;它最早登上月球,并且最早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它的特务使用无声手枪;它很厉害,但似乎并不残酷,它的国家意志也不像东方国家那样明显,它不是特别的迫害工人农民(像蒋帮),也不搞上层的无情清洗(像苏修),是一个有喜剧色彩的活跃的国家。——即使是在全中国都在愤怒地反美时,我们也不难通过各种类似的印象对美国产生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隐约的好感。我相信一整代的中国孩子都有同样的真实心迹。
  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述过的那样: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使我们那一代的孩子处在战争冲动之中。尼克松访华很容易使我们在“帝”、“修”之间一边倒。有一天上课,我的老师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苏联打起来,美国也要帮我们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特别恨美国(虽然知道中美之间打过朝鲜战争,但美国后来的理智平和的签字使我们宽容了它)。而对苏联,则是完全不可原谅:其一,苏联的统治集团是一群暗藏在斯大林身边的叛徒(苏联人很坏,从《列宁在19l8》中发现:列宁身边的叛徒居然如此穷凶极恶!);其二,我们认定:从老沙皇到新沙皇。总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从海兰泡大屠杀到珍宝岛事件,都说明我们同这个邪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断没有朋友可做;其三,苏联人卑鄙,从克格勃到把好端端的人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手段都让我们看不起。我们对这个北邻的由叛徒和克格勃统治的国家充满了憎恶和警惕。……这个时候我们学唱了一首歌,是朱逢博演唱的,名叫《红杉树》。
  在那美丽的西湖边,有一棵红杉树。
  越过重洋,来自彼岸,滋润着友谊雨露。
  红杉树,红杉树,你带了美国人民的友谊,你生长在东方美丽的国土。
  啊一愿你茁壮成长,挺拔的红杉树!
  这首歌激起了我的感动,许多老人也禁不住念叨起美国大鼻子当年的好处。尽管政府公告中一再强调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但我及同龄人的信念是:中美必须结盟。十几岁的我开始对国际政治忧心如焚。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国际上处于攻势,并且对世界上的各种革命力量及左派力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就曾为此不安,他曾对基辛格说:我是喜欢右派的,右派比左派好。他不喜欢勃兰特,因此他投了反动的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一票。——回想起那个时期。我的感情同伟人何其的共鸣!我用极右的眼光看待世界上的事情。除了朴正熙、阮文绍和蒋介石外,我认定世界一切政治势力的领袖,只要他亲美,他必定是清醒而英明的;相反,智利的阿连德是个政治侏儒,诗人聂鲁达是可耻的克格勃特务,几内亚的塞方·杜尔不可救葯,埃及的纳赛尔可悲可叹,我尤其痛恨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这个女人不但亲苏,而且反华),更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我自信中国拥有巨大威望的非洲,也出现了反华的喧嚣,埃塞俄比亚革命之后,其政府机关报《非洲号角》出现了攻击中国的言论。第三世界的每一次政变都使我疑惑:是不是苏联搞的?南也门的教训足以便人感到社会帝国主义的阴险:鲁巴伊总统的特使飞到北也门,面呈北也门总统加什米,当特使打开包时,炸弹爆炸了,加什米当场丧命。几乎全体的阿技伯国家同南也门断绝了外交关系。几天后,米格飞机轰炸南也门总统府,亲华而友善的鲁巴伊总统被政变部队绑在椅子上用炸弹炸死。一箭双雕,两个国家落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七十年代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高唱凯歌的时代,我以巨大的同情及善意看着美国的失败,我还以厌恶的心情看待一切的反美歇斯底里——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表现。少年的我心底的恐惧通过一部戏剧传达出来了,看起来中国人人心相通。那部戏剧的名字好像叫《丛林战鼓》什么的,70年代末在北京上演,讲的是黑非洲某国解放阵线的参谋长,无意当中获取了一份苏联意慾在非洲扩张的计划,在他不顾漂亮的苏联女间谍千方百计的阻挠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被暗杀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和我一样的扼腕叹息:要是记者招待会能如期发布就好了。我以无比的痛心看着第三世界:苦难的人们,你们都干些什么呀?签定友好条约、接受苏古教官、占领美国使馆、杀害美国志愿人员……孰敌孰友,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毫无疑问,柬埔寨及阿富汗事件加深了我对美国的信赖。
  我鼓掌,和美国人、中国人一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我欢呼,罗马尼亚人和中国人毅然参加洛杉机奥运会。
  这一切切的触摸自然成为大学时代我全身心感受美国的基石。二十几岁的教授、英俊的总统、热烈的选举、高超的电影、从海明威到菲茨杰拉德等等……大国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主要是精神生活,细想起来,无一不和美国有关。插一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渐渐进入美国体内的时候,没有办法深思熟虑,这一点我不愿多做宏议。
  当时有一点事实不容否定,绝大多数学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决定自己的价值观的(这一点今天也很昭显:比如海湾战争)。因为美国的悲也好喜也好对人类都有特别强烈的代表意义,“挑战者”坠毁的典型悲剧使我们隐入痛楚和昏迷。我极端崇拜里根,我的辅导员对我说:“里根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那一年,里根到了上海,天哪,真让我们倾倒。他参加一家电视机厂,突然,他摆脱随从,走到工作台上,礼貌地向女工提出请求,然后熟练地帮助她操练电镀板,我猜那位女工一定会想:“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当时我们同室室友的心情就是:恨不得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我们,“永恒之女神,领导我们走”。
  八十年代全国处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深化时期,一切过去的价值都在重新估量:从民主政治观到大学学制,从商品经济到恋爱观,呼啦啦一下子,只有美国、美国,还是美国,能给有着自由特征的学生们,以惊喜的观照。我此时想做一点正论:美国太强大了,而复苏的中国机体上还有一些瘦弱,而且美国文化教了我比较直捷简单对待事物的方式,比起中国长辈们教我们的要实惠痛快得多。开朗和自信心的表现。恰是羔羊般的我们所需要的。以上是其一。其二:我们的国家媒体,大多数国际新闻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老妈妈英国广播公司购得,这就决定了我们接受世界事务必须受一种限制;而且何况又是: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们应该去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注定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新闻头版的内容。我的意思不是说客观导致了我们的错误(或者叫价值上的迷茫),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用深厚的态度看待历史:对于自己的闪光面与阴暗面都应如此。不能轻率他说:“啊,我要同昨天告别。”昨天你怎么能够“告别”得了?!因为它都是你的一部分。我要讲一件事情,说明即使是我最陷进“美国情绪”的时候,我还是有所感悟——或者叫忏悔吧。
  好像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八六年的样子。住在我上铺的是上海市的学联主席,浙江上虞人,姓吕。我们特别喜欢讨论中东问题,那时候以色列把巴解组织赶出了黎巴嫩。这件事无论是战略战术上都具有传奇色彩,倾向谁,不倾向谁,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我肯定有着自己一贯的尺度。有一天,老吕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有一个巴勒斯坦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要来上海,我们学校有几个名额,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一个名额。不过老吕告诫我:一定不能冒失,所有的问题应该由巴勒斯坦学生先谈。包括他们巴解的内部派别斗争也不能问。我答应了,尽管我心里有看法,但我是个学生,我应该守纪律,尤其是在国际交往方面的。
  且不说我们和他们交流了什么。我事后有一种启发,我们自以为是“信念”的东西在第一手材料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我们原本的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到哪里去了?我突然发现我们平素的似乎很“上进”的东西其实是很势利的。一个失去了家园的民族,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力战斗着。而在中国某大学的一处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叔的“世界责任”。虚假的精神繁荣使我们失掉了真诚,我们貌似闯将,肆无忌惮地否定着官方的价值,以可鄙的态度看待弱小民族的斗争,以毫不掩饰的势利态度欢呼美国,难道这就是成熟?这就是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有出息的表现?我悄悄地为自己一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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