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认识: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漫延

作者:政治类

  对上一个题目我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线索:我(或可以加“们”)的亲美有一个真诚感受到功利感受的过程。我在末尾讲了一个插曲:我同巴勒斯但学生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它给我带来的诗意般的冲击—一我也必须说,它是真实的,但不一定是可靠的。既然在十分钟之内可以摧毁十年的信念,那么十分钟之内树立的信念也可能在一秒钟内被再摧毁一次。
  李鹏总理曾在八年前很诙谐地回答过一个外国记者的提问。外国记者问的是这一届政治局中有许多都是留苏学生,那么这种构成会不会对中国外交的倾向性产生影响,意思是说:会不会产生所谓的“亲苏派”?李总理回答:留苏人员在领导层中的比重是历史形成的,因为五、六十年代只能去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学习。记者的推衍是说不通的。假如照记者的逻辑,我们现在大量的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将来的领导层是不是就要形成一个“亲美派”呢?——当时全场哄堂大笑。
  李总理的话是非常明确的,表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信心。同时他也道出了一个事实:现在我们国家留美学生的比重相当大,他们回国以后势必成为我国未来干部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对以上事实没有丝毫的担心,我夫人就想出去,我亦不反对她去。对于有智识的人,能够长见识的人,对真理能有感悟能力的人,势必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不必要有什么担心。我所要说的是:宽泛而无孔不入的美国印记,在我们自身心理上造成的瘟疫,倒是值得好好说上两句的。
  首先我想提到一本杂志,名叫《读者》,我指的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原名《读者文摘》现因知识产权原因改名为《读者》的这一本。我知道中国《读者》同美国《读者文摘》不能等同,我也知道《读者》选用国内的作品比重较大,我更知道《读者》的追求及其民主性。但是对《读者》杂志的看法,九十年代初,朋友们和我就很长时间地议过。《读者》实质就是一处小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乐园(注意:原文如此,我在小资产阶级前面又加了一个“小”)。
  我冠之“小小资产阶级”不是借意识形态之刀来砍人,因为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一个批判概念。为什么这样说《读者》?《读者》跟“亲美的心理瘟疫”有什么联系?这么说吧,《读者》能够从最大程度上满足文化水平一般但又不安于现状的小人物们的虚荣心,她使得“小小资产阶级”们通过一些个难度不大的哲理(美学)破译使人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一种逃避现实的快感。我又回到最初的例子美国电影《农家女》上面,我当年“寻根”时,最激赏的一段国会演说辞,大意是这样的:
  在俺的老家,有一位医生,人们管他叫张医生。张医生给人治病,治好感冒别人就送给他一块馍,治好偏头痛别人就送他一把大葱,有时什么也没有,张医生也不说啥,他明白村子的人都挺穷。村里人找张医生挺好找的,张医生就在门前挂了块匾。上写:
                张医生
                 楼上
  可天有不测风云,医生也有得病的时候,终于,张医生一病不起。下葬那天,村里人商议着纷张医生凑钱立块碑,可是他们实在没钱。于是平他们把那块匾插在张医生的坟头,未来往往的过客都能看到这样一行字:
                张医生
                 楼上
  今天,一位总统死了。他的国际联盟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历史会纷他刻一块碑,上写:
           伍德罗·威尔逊楼上
  活脱脱的一副《读者》文风,隽永而通俗,热情而克制,甜蜜而不流汁,微酸而不涩喉。
  从好莱坞到兰州,基督教的道德观,十字军的荣誉感,专栏作家的审美情趣,装点着上亿读者的迷梦,滋养着一代新的“农家女”。
  这种虚伪的言论空气充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交生活之中。每一段庄重的声明都以一种诗意的、竭尽心声的形式加以发表,一种干净的、貌似真诚的语言操作,一个被八股文操纵了两百年之久的国家,一种善于以精品散文来掩盖严峻事实的国民情趣。不要忘了这个住在“楼上”的伍德罗·威尔逊是这样给世界治病的:他毅然牺牲中国的利益把青岛划给日本;他的所谓“国际联盟理想”因为欧洲列国不愿他指手划脚而被他羞怒地放弃。这样一个善讨价还价的威尔逊和“楼上的医生”有什么修辞上的天然联系?啊,我们幻妄的心被它的情趣感动着,我们的腹中涌起饱食快餐后的喀气,我们津津乐道地沉溺于厌世的痛苦之中,我们模仿美国式的坦率和纯真,却迷失掉了原本身上含义更深的质朴和艰辛。我工作两年以后,在一次处理旧信件的时候偶然翻出几封大学期间我寄给家里的明信片,它的文风使我作呕,它呈现的“民主精神”令我羞愧难当——亲爱的爸、妈:
  圣诞快乐!顺祝你们新年快乐。我刚从南京——高邮——扬州——镇江走了一圈回来。没有通信,你们又生我的气啦。请原谅我,不管我在形式上有什么欠缺,请相信我是永远爱你们的。今天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频节目里两次听到德克萨斯的州歌《家乡的绿草地》,温暖的感情充溢我的心胸。
  爸爸提到的希望(指争取入党——作者注),请以后不要再提了,我不想以后跟爸一起过党内生活,而且互称同志。
  那一年我已二十二岁,当我二十五岁重新翻出这段极其轻挑不恭敬且略冒傻气的文字,我头脑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小年纪,尽不学好。”第二个反应是:这段以明信片形式传达的别扭文学会给我的父母造成怎样的痛苦?以及会给我留下怎样的笑柄?这种今天看来是无病呻吟娇揉造作的仪态层然充斥着我数年之久的大学求知生活!
  继续回到现实,在我毕业、工作、婚姻、社交的方方面面,我发现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响不是越来越谈,而是越来越浓厚了。这应该同我生活的圈子有关,我的圈子是一个足够长见识的圈子。我认识的人当中不下二十个直接去了美国,这足以让我泛起惊奇和嫉妒的心理。
  我听到了以下评价——
  “相信我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已从感性转移到了理性。美国就社会而言,是一个安定的社会,法制健全,整个国家运转有序。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人的权利得到极大尊重。
  就移民或我这样的外国人而言,见到的老美大多都友善,因为个人与个人的距离近,不会产生国内式的神崇拜。在美国,地位高下之分,并无国人那般大,美国是精神上的天堂。……”
  “当然,在美国,由于私有制,任何人都处在一种高压之下,无论领导、平民)还是富翁、百姓。……这种压力,连我都有。尽管我目前的学习和工作中,导师和其他人从不责难和苛求,但我内心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是一种被环境同化后的产物。这种压力之大,有时难以承受,说穿了,就是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美国人拼命把握今天,享受今世。因为美国是个高强度的社会,人人才会在工作之余,拼命休假。”
  假如我以阿q式的精神去攻击这种感受,那么,我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我们可以批评国家观念的不成熟,也可以抑制个人主义的冲动,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去妨害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纯真表现。但我确实难以忍受像我们这样一个有丰厚历史文化和文学情感的大国成为美国人的广告橱窗,这绝不是出于哈马斯式的民族主义或假道学式的陈腐情感,而是基于十数年来我们感情泛滥的深深优患。
  当我们一度最无助而热烈寻觅西方的时候,从学术界到普通国民的感情都未曾像今天这样失掉尊严,都未演变成为甚至整个民族的想像力都为美利坚所钳制。我还记得徐志摩先生描述那张上帝之子的“傲慢的脸”时的惊讶心情,还记得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后在一个场合中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娘稀匹,都是帝国主义!”我甚至有时候怀疑:美国人待人接物的无所顾忌的态度都是像我这样的中国人的惶恐不安的面貌“惯”出来的。因为美利坚确实是一个实在没有底蕴的民族,他们绝对对发展中国家的谦恭风度抱存一种贱胚心理。而且这种贱胚式的心理自克林顿开始愈加明显。这种民间交往及国际事务上的贱胚心理我会专门讲到。但先进大国膜拜的失衡心理偏偏又是人类在逆境中的弱点。举一个例子:刚刚下台的某国著名外长,他受过良好教育,又代表的是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国,但是他在安理会上的所做所为,确乎是比美国还体现美国利益,尤其是包括跟他同文同种的民族的事情,他都显示出一种可耻的软弱,难怪一部分国民咆哮着要绞死他。我们长期经受国际事务的历练,认为民族主义注定是逆世界潮流的、劣根性昭著的表现,而只有世界主义的(实则是美国价值的世界主义)才是现代人唯一的理智的选择。国外把只拟定一种备选方案而无选择余地的方法讥讽为“霍布森选择”,据说:美国商人霍布森贩马时,把马匹放出来任顾客挑选,但又附加一个条件,只许选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实际上就是不得挑选。在迷恋于美国情绪的同时,一种霍布森选择悄悄地来临,它潜伏于我们的肢体和状态之中,我们开始了新的进军——签证、美援、思想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我们成为美国广告最广泛的受众和最热情的传播者,于是下面我要讲: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且变成以后,我很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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