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欢喜

作者:政治类

  这题目其实可以改成《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日变成以后,还自觉很高贵》。高贵是一种凌云于众生之上的悲戚感。我们接触美国,很容易获得一种进化的感觉,于是乎我们回头来,把我们曾赖以生存的人际社会不放在眼里,或者假装沉重而实际上根本不想负担,或即使是负担了,也在无形中体现了美援。我们的心在喊叫:“没有美孚,你们将变得一片黑暗。”
  当我们在无情地嘲骂自己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实则我们的自我骂誉以及热烈的回应,是同我们的文明背景极端相称的。只有一种大国的大国民才具备解剖自己否定自己的优容,这体现着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往往一些小民族在这方面是神经质和一触即跳的。但不幸的是:“进化者”们,他们一次一次地歪曲这种自我解剖的意义,把这当做他们解脱责任的思想武器。这到底是幽默感的沦落?还是认识方法的扭曲?他们有机会享受进化的喜悦,但突然间,我发现他们不过是。一群嗡嗡叫的势利小国民。
  早在十三年以前。我在大一的时期。我就蛮讨厌这样一种人:他不是以自我奋斗的代价来体现优良,而是借助那些附加的手段来标榜自身的价值:比如混迹于高干子弟圈内呀,接触一些高层内幕呀,掌握一些思想界领袖的个人轶闻呀;或干脆就是:比较早地欣赏到一盘地下流传的歌曲磁带呀,……等等。他自以为拥有了这些,就可以做我们的思想先驱,可以高超于我们之上。我不否认那个时代里,地下渠道是我们赖以学长见识的重要手段,但这只能是暂时的、辅助性的、有缺陷的方式方法。不,事情的本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想象力怎么可以这样被左右?大而化之,一个民族的想象力怎么可以这样被钳制?有一次在十分激愤的状态下,我对妻说:“你不要跟我提xx,也不要提xxx,即使我和他们最要好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有一丁点思想上的光辉!那些为出去而出去的人,从来都不是中国的精英,从来不是!”我大概说这话的时候很凶狠,妻非常痛恨我的有失风度。因为她了解我,我从大学出来的时候,比一般同学多经历了一些磨难(说老实话:有一些待遇不是很讲道理的。),也曾经愁眉苦脸,悲观失望中也萌生过逃遁的愿望,我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是美国价值观的鼓吹者和卫退士。但我绝对是用一种,总体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一句话,我在真实地摸索,这是一种带有痛苦色彩的摸索,可以上溯到主人,和近代的粱启超们。——但事后我要反省自己。我何尝又逃脱得掉这样一个层次:即嫉世式的愤愤不平?懊,美国应该接纳我,我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我有想象力,我对未来有一种均衡的、平和的风度……这就一下子回到我的题目上了。
  奴隶有两种,一种是总在欢天喜地的奴茶,一种是愿意承担更大责任而甘心痛苦下去的奴隶,直白了说吧,忧国忧民的奴隶。我最近经常说: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
  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知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人十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以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我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教人感动!上古竞于道德,中世竞于智谋,当今竞于气力。其实细想一下:汉姦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经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我不过想说明,祸国秧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
  前面我已讲过:对环境的怨恨以及功利主义使我们以势利的心欢呼大国的渗透。这种急切的、迷恋新欢的心情好有一比,比什么呢?有一个讽刺故事,一户英国家庭获得通知:他们购买的彩票中了本轮的头奖,在欣喜若狂中,他们扔掉了家中原有的东西。故事的结尾是彩票公司来人,吞吞吐吐地表示歉意。——获得了新的想象空间后,人最容易把原先熟知的事物弃之为陈腐。我们长期以为自己处在神圣的反抗状态,陶醉于“低调”或“反调”,而偏偏没有认识到我们民族文明的生态史观。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把大量的奴性的言论作为“快论”而加以激赏。这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弥漫于全国的空气,故作清醒高超,实为乖张轻佻。我突然想起《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骂他女儿(她正在张罗着为非洲人募捐)的那一句:“你怎么净跟美国人学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呢?”在我所住的这个城市,工业是非常密集的,因而环境上有很多令人不快的现象,我们市每年都要搞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创卫,这样才能勉强的进入全国大城市的中游。这一年的创卫高峰期,一位电台主持人发起了一个类似于“绿色志愿者”的组织,这个创意博得了热烈的欢迎,踊跃参加的中小学生(包括少数大学生)不计其数,他们的许多公益行为是纳入了市府的轨道的。但既然是一个松散的、可以彼此交流的团体,势必会引发某种讨论。我和几位电台的同事私下也议过这件事情,其中有些结论使我记忆犹新。
  由真善美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责怪孩子们闪光的纯真的信念,谁不希望家园看起来有情调一点?谁不希望在一种情调中完成自己的成长历程?但我又要说了:“绿色志愿者”们对工业发展的认识及他们冠以的标题,已很深地打上了追星族的烙印。他们自傲聪明的小小发泄,不过就是表演一种外来文化而已。对现状有着更沉重认识的父母及他们的兄长,是绝对不赞成汽车为蛇让路的。杜德伟唱道:
  help,help,help
  这个地球需要快乐来拯救
  这种理念只有吃现成饭的人才会奉为神明。拯求的代价是牺牲。苏联的积累因牺牲成千上万的富农而获得。我们的生产也正在付出代价——而十字军们却让我们先在车库上镂刻花朵!是谁把大量的奢侈的、无用的、浮华的观念传导给我们?help,help,help,上海话说的:帮帮忙。我们不需要美国式的老天真和美国式的焦灼来拯救我们的心灵。
  美国人有一句话,假如美国有一天变成法西斯的专制国家,一定是人民投票公决的结果。
  那么相似地,假如中国人成为物质和精神上的亡国奴,那么这亡国奴的结局也一定是我们通过艰苦奋斗和对“真理”执着追求以后获得的。
  所以严肃的任务来临了,即:对美国说:“不”首先要对自己说“不”。以上的谈话都在贯穿着这个意思:如何抗击心灵上的滋扰,而落地有声他说出这个字眼来。我们都是阿q的后代,实在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辞钝意虚的逞一时之快。
  我们的心灵滋扰来自何方?来自于落后境地中的怨恨,来自求索中的困顿,来自第三世界式的失落心理。
  美国继冷战后的最大广告策划是海湾战争,爱国者导弹在天空充分表演,伊拉克的总统卫队以师为单位在地毯式轰炸下溃烂荒原。于是这场面加深了我们奴隶式的惧惊感。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像个半老徐娘的交际花似的在国际事务的核心搔首弄姿,等着上次日的新闻头版。于是我们关注国际事务方面对美国抱景从心理。但是这所有的广告效益——已经不能像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蛊惑人心,它的穿棱外交频率和它的广告收益黯淡成正比。里根曾经说的:“和平要通过实力才能得到。”但马歇尔式的利益纽带——已不复存在。地区问题上,各政治领导人乐于倾听美国人发言并劈手势,看上去越来越像是对友谊及历史的尊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唯一有点像超级大国的,就是它在北约势力范围、在东亚及其他的一些个基地还驻了一些兵和机器,在这里飞翔一下,在那儿游弋一下。假如没有欧盟、日本和其他盟国的输血,像海湾那一次表演他是一分钟都支撑不了的。克林顿的防务概念就很像一种电子游戏或某种战争系列剧:“我们必须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防务。……这种防务需要的是较少的人员和永久性的武力,但却有更大的陆上、空中和海上的机动性,并真正致力于不断发展高技术武器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实际上就是一部美国传奇片的政论再版,看一下美国人胡编乱造的影片吧:明明是愉袭德黑兰营救美国人质的军事行动一败涂地,却变成了美国特种部队伸人敌国腹地,英勇顽强地救出了美国志愿人员;明明是美国费九牛二虎之力东进越南西山战俘营,却发现他们钻进了一座空房子,却变成了“兰博”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越南、从柬埔寨救出一拨拨的美军战俘。“特种部队”式的幻想支撑着美国从成人到青少年的自豪感,他们看来:那些包着头巾、戴着斗笠的民族,在美国大兵的手提机关枪、火箭炮的面前不过是一堆血肉而已。不,早在十多年前已经有人指出了:以为靠一个空降师就可以解决一个国家的意识是极端荒谬可笑的。美国战胜伊拉克(?)是全世界主要大国历史性联盟的结果,至于美国介入格林纳达、美国横扫巴拿马,根本无任何广告价值。
  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大国单独统治全世界的局面。冷战结束后,局面也并未像某些人希望的逻辑那样发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令人欣喜的征兆:从欧盟到俄罗期,从日本到亚洲的新兴国家,全世界都在传达着上帝的真理:在国际事务中,最需要约束的是美国,最需要在权力分配上得到教训的亦是美国。而像我们这样一个同美国对抗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心灵深处却不可避免地触摸到美利坚合众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俗上的冲击,我们这样一个谦逊的、优容的大国,人民在学习的谦恭风貌。上类似日本,但在坚强的内在品质上却往往显得薄弱、缺乏敏感和自尊的风度。如果说美国在政治上的强权可以在我们这里遭到失败的话,那么他从心灵到肉体上对我们的临幸,则是我们某些人心甘情愿承欢而蹴成的。
  电影《大撒把》里有一个情节,女主人公播放一盘先她而去美国的丈夫寄来的录音磁带,那*火如炽而又冷酷无情的表白教我不寒而惊:
  “亲爱的,以上我给你说了一段英语,我到了美国以后……亲爱的,为了我们的幸福,你必须把孩子打掉……(十分凶狠)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将……”
  结尾的词肯定是“绿卡”(greencard)。我猜这个声音传达的不单是逃离中国的急迫心情,肯定还有一种比普通中国人率先进化的秘密的喜悦。这种中国式的趣味令我惊恐地想起我周围的很多人,很多看起来很循规蹈矩的人,许许多多的不算平常人的人,许多被称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人,一旦哪一天,他们惊喜地逃遁,回过头来以进化的优越看着我这样的留在国内搞改革的人,我又将作何心情?
  “没有美孚,你们将变得一片黑暗。”?!
  我周围曾生活着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幼小的时候很乖觉,比顽劣的男孩子更细心地爱祖国河山、敬慕英雄、尊师重长。妈妈说:“来,孩子们,我教你们唱《我的祖国》。”男孩子肯定是一溜烟地跑开,嘴里喊道:“不爱唱!”而女孩子则悄悄地拿起马扎,依偎在母亲身边,细声细气地学唱:。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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