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智慧的窗口

作者:政治类

  达赖喇嘛写过一本小册子《智慧的窗口》,在西藏以地下形式在一部分分裂主义分子中间悄悄流传。据说这本书的深奥和思想的冥远,就连大学者都无法遽然明了。
  不能不由此谈到西藏问题,我和我电台的同事曾和美国朋友有过争论,并深感茫然,确实需要面朝智的窗口请教再三。
  这次谈话是在重庆的一家烧菜馆进行的。青年人嘛,本来也没有什么“莫谈国事”的忌讳。因为一个很自然的由头,我们谈到了西藏是美国人首先发难的,他生硬他说:“你们的军队应该撒出西藏、你们应该让西藏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前途。”我问。“你小子凭什么这样说?——本来西藏是我们的事,我完全可以不许你掺和进来。但我今天给你一个特许,你可以放肆。我首先告诉你:我不会跟你讲考据学和历史变迁——说了你也不会懂。我有很多的西藏同学,他们有的是活沸的亲属,有的是康巴人,总而言之,来自各种利益阶层。他们给我带来的讯息和你在全美电视新闻网上得到的讯息是完全不一样的。西藏从来不是我们的殖民地,她接受中央册封、指导、屯军以及治理的时间比你们祖先登上北美大陆的时间还要长。
  历史和现实都在肯定西藏即中国。”另一位中国人也说:“你们得到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手段是极端不光彩的,为什么不把你们的兵撒出去,让墨西哥人回来搞全民公决?”老美瞪眼:显然他是头一回听说德克萨斯原来是后娘!他耸肩摇头:“不,不,德克萨斯都是美国人,而西藏人和你们是不同的民族,你们知道的:达赖喇嘛——他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代表西藏人要你们尊重人权。”我们耐心地跟他讲:西藏的精神领袖不止达赖喇嘛一个人,况且,“达赖喇嘛”也是脱自于蒙古语,表明是中央册封的宗教领袖。不错,西藏人民对达赖有感情,但是你也可以看到牧民的帐蓬里往往供着达赖和毛主席的像,还有班禅。我们也愿意谈一谈人权,实际上,达赖的宣传机构对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社会牧歌般的描绘是不真实的。许多西方的电影家曾拍摄过西藏的酷刑,那是难以想象的。西藏的宗法社会曾维持过一个相当凶残的贵族阶层,历史上西藏的人口锐减同凶残的奴隶制度关系很大。达赖要“人权”不过是想煽动西方社会支持的策略而已。——跟他解释这么多我至今深感后悔,我太过于相信美国人的悟性了。他嘀嘀咕咕地用很多浅显的比喻来摆脱事实的交锋,西方式的急智和简化问题的典型做法:
  “比如一个人在家里殴打他的妻子……”
  “比如一个人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比如……”
  假如我再碰上这一类事件,我再去陷于这样一类高中生式的胡搅蛮缠,那么我将是一个愚蠢的人。中国人喜欢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饶舌,但面临重要事实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简洁而深刻的。我惊异于美国舆论的误导,荒谬到了这种程度。他们无视中国中央政府正在帮助西藏人民强大的事实,在地域经济上显示了惊人的无知。当这个美国人冷笑着说我们每年从西藏剥削走大量钱财时,我们全体——包括和善的翻译和最不愿意吵架的女孩子——都炸了起来。我克制住愤怒,对他说西藏是一个落后地区,中央政府的财政输血是巨大的——资金的流向与他所说的完全相反。他顽强地否认,说:不,你们每年在旅游业上获取了巨大的好处,你们通过西藏赚钱。突然间我想起了一句话:……的人才是愚蠢的。我们在场的人一,二,三,呵呵大笑起来。
  这场有关西藏问题的争论以一个喜剧场面结束,-个名叫周帆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以工人阶级的姿态凛然站起来,对着喋喋不休的美国人断喝:“住口,不许你在这里搞和平演变,娘稀匹,帝国主义!”美国人立即做了一个滑稽的投降姿式,之后,哈哈哈……
  智慧的源泉从何方而来?我面对圣贤,存在诸多的困惑。我的困惑不是因我本身而发,而是面对充溢全球的虚假信息的忧虑。出家人是不打诳语的,然而,当葛伦堡的“流亡政府”任外界面前把自己装点成西藏新闻的权威发布中心时,我们每个人都要忍不住问个究竟:当圣贤启蒙智慧的时候,他为什么阻咽了子民们智慧的源泉?当他从事政治斗争的时候,他的智慧为什么沦落为世俗的技巧?
  西藏,神秘的土地,圣洁的雪山。作为民族大家族成员之一,我不会装着比西藏人更了解西藏。但是,我必须在国会两院乌鸦们的喧嚣前默默念诵。
  对于美国人来说,以下的警策是必须的:一个民族的智慧并不随着他的大国地位而提高;一个民族的发言权并不伴着他的财大气粗而更具权威性。这和人的个体现律是一样的。
  美国人这一点很放肆,它太讨人嫌,太给脸不要脸。发展到整个民族品德上,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事务显得缺乏教养。对本民族的内在机能的演变缺乏警惕,导致了它今天意识深层的妄尊自大和贱胚心理。
  世界上有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他对别的民族投人了一些关照,有时候这种关照还挺慷慨。但就好比一个人那样,他也在帮助别人,并且有成效,但是这一切的付出赢来不了应有的尊敬?美利坚民族就在于一些不能赢得尊敬的事情。
  早在三十多年前,戴高乐就指出,美国的霸权正在扼杀欧洲,不让欧洲人掌握自己的命运,美国正在阻碍欧洲同东方的和解,“总之,从各方面来说它都是一块绊脚石。”
  美国的对外援助显而易见的透着一股小家子气和急切的求报心理。它不像其他的有些大国,对外援助带有一种高尚人格的色彩。因此,它对他国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的物质援助和志愿服务,很自然的引起施受国当政老以及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警惕。故而我频频的看到世界列国民众的抗逆和斗争。一度时间我们还替美国大鼻子感到挺抱屈。但我们仔细想一下,即使是罗斯福这样的伟大领袖指导美国的时代,从政界到民众,美国人对外部世界亿兆人民深蓄的力量——又何曾真正敏感过了我们不指望美国人是那稣,引导世界走向光明的航程。
  美国人缺乏历经苦难的伟大民族的悲悯情怀,所以从智识阶层到普通劳工,注定无法进入其他民族的内心——直捷了当他说它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基本素质。技术主义的美国喜欢拿大炮和轰炸机说话,物质主义的美国乐于用鼻子前的胡萝卜牵引别的民族在它的格子里跳舞,然而,当它的这些魁力衰退的同时,我们发现它还在喜滋滋地重复着过去的呓语——这些呓语过去是以大炮、轰炸机、胡萝卜为代价而推销的。
  百足之虫的美国还在维持着它的体面,然而它思想背景的孱弱无法阻挡其他大国——包括即将成为大国的大国——晌彻世界的声音。
  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伊朗革命,它以极端的形式再现了我们父辈的不屈精神。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圣战者的牺牲,它以严肃的人物告诫我们中国青年要对自己加以警策。
  当冲绳人民以万众一心的精神冲击着美国军事基地时,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日本人不会是仅出于道德满足式的原始愤怒。美帝国主义历史罪孽的必然报应一——在这一刻显现了。历史的因果感——尚未降临到歌舞升平的美国人身上。然而应得的教训的首先是我们——我们有必要再想一想沈崇事件造成的中国社会演变的深刻后果。
  我们的生活不像日本人那样舒适,我们在战后得到的好处不及日本的万一。但我实在担心处在美式日光浴初级阶级的我们,在国家基本权力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有没有失掉像其他的苦难民族那样的警策?”
  最近台湾的局势对我们的心灵就是一场考验。
  美国国会的乌鸦们——他们代表了某一些民意——张罗着“武装保卫台湾”。正如我们所料想到的——好像是五、六十年代对峙的重演,第七舰队开始在台湾海峡巡洋,当成亿的中国青年热烈而兴奋地讨论着一切可能时,想过没有?假如一切临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底气,勇敢地站起来对那些美国佬大吼一声:
  “你敢?!”
  我心里回荡起黄尊宪颂扬黑旗军时那首战鼓般的诗!
  我说过了:中国是一个有热烈文学情感的国家,诗酒般的画面可以一壮我们的行色。但是随着社会价值的深刻变化,实用和物效占据了我们思维的更大空间。我们更多的不是用英雄主义的态度看待威慑,而是采取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但怎样才能叫“现实的态度”?如果构成我们国家基石的起码要素都不能成为最大的现实,那么还有什么能算得上是“现实”的?
  我们部不愿意看到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冲突的焦点。甚至说了:我们不愿意看到因为使用武力而使整个国家出现困难的后果。
  但深厚的历史感将使我们在美国的耀武扬威面前涌起高贵的愤怒。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会铣足蓬首地以血肉之躯迎接美式火箭,我们会赢,这是最大的事实。这是那永恒的规律告诉我们的。
  我曾经问过一个在大陆开高尔夫球场的台湾老板:假如在台湾搞“全民公决”,赞成独立的人会有多少?他回答说:估计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五。从其他的资料来看:对台独最有利的预测是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这样一种民意基础,确乎是台湾社会现实的反映。台湾人民有着较独特的感情历程,因此一部分人民出现一种异乎中国传统的騒动,或者叫迷航。这种迷航其实是非常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来导拔一下子的,或者文雅一点说:确乎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集体民意来否决一下子的。国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于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威望不能单纯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
  对我们来说:台湾的从属地位是真实的,不容辨别的。当李惠堂被国际奥委会驱逐出会场时,他说:美国人越使劲越糟。美国人的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淤弋,导致内心受折磨的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那个彼岸。那个彼岸突然发现很孤立,很疲惫。它的内心在说:打一打,没关系,然而它更沉默的内心说的却是:我经不起折腾了。
  至少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心灵上有这么一次短兵相接,这是两国人民意志上的抗衡。这更是对中国人民最基本道德观的考验。
  我们退一千步来设想:即使上苍注定要气力战胜道德,有一天非打不可,而且很大可能出现阿根廷人在马岛那样的羞辱,我们有没有意志来承受这个东西?”
  这种设想是有现实意义的。就好比你和你妻子逛公园,歹徒用刀逼着你抢走你们的钱财,你忍耐下来了。然而歹徒并未罢休,他示意你滚蛋,并胁迫你的妻子朝密林里走。这时,你明知反抗只能徒增流血——然而,仁义的情怀令你反抗了,并且喋血了。凡夫俗子是很难将此认同为一种智慧的。
  但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种威慑。
  流血会让歹徒的婬兴消退,流血会使妻子激起勇敢的心,她可能因此逃脱厄运,或以自尊的悲壮的心消除自己的耻辱感。流血将在未来岁月中向歹徒复仇,它将在命运上对作恶的人以压迫。
  尼泊尔前国王马拉享德写道:
  牺牲的热血,我们也会有。
  堂·吉坷德式的战斗形象绝对不是以雅滤的意义照耀人类的。二十世纪的事情证明:公理会战胜强权,高扬的精神理念将得到历史的回报。而美国人在这方面是绝对缺乏道理勇气的。
  所以我们以坦荡正大的强力纠正台湾部分势力的迷航时,应扭过头逼视美国人的眼睛喝出这样一声:
  “你敢?!”
  不要忌言“准备打仗”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领袖阶层才放弃了毛泽东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断以及有关动员。全世界为此舒了一口气。
  前苏联的一部反华影片对中国托儿所孩儿们玩耍的镜头作如下解说:
  “在世界各地的幼儿园里,玩具枪是孩子们所喜爱的;但在中国,玩具枪是孩子们唯一的玩具。”
  言外之意,整个中华民族,从领导人到小孩都“好这一口”。“黄祸”的恐惧心理,与我们对帝修反的嫌恶和警惕心理,在一个平行的时空里,谁也不比谁松弛多少。我们曾经无限激动地向往有一天的来临,指望那一天改变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那一天也许是:苏联红军冲进了我们的课堂,枪杀了我们的老师,烧掉了我们的房屋。我们的班干部当了汉姦,而我们(当然包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齐齐到背后去找队伍,再也后的幻想,自然是《青年近卫军》跟《英雄小八路》的混合物。
  自然的,我们自小喜爱打仗游戏,喜爱每一件画面的或现实中的武器,直到我们步人成年,我们仍然热衷于“战争审美”。
  我们对上述事物的鉴赏,包含了对传奇的追求和武夫们勇毅精神的倾慕。这注定了我国人民战争观的东方特点,是和人生理想密不可分的。对我国人民来说,战争意谓着劳动,也意谓着道德上的整肃。即使举国上下深深陷入战争狂热时,明眼人都一看便知,这里头丝毫没有攫取的成份。
  中国人民的集体品质,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帝国主义的基因:即贪婪。甚至中国人的对外战争也缺乏一种基本倾向:即暴力倾向。中国的战争正史是一部仁义之师“恭行天罚”的说教史——我们的父辈常常向我们灌输这种“战争道德”。
  毛主席逝世那天下午,我们一齐蹲坐在球场上。在丧父的哀痛中聆听了那个对全世界的许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二十年来的事情证明:中国是尊守了这种国家道德的。
  但是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存有疑虑:不称霸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做“超级大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争取做世界势力的积极领导者和强大斡旋者?
  我们没有理由因“瓜田李下”之嫌向世界隐蔽掉我们的雄心,我们没有必要因国力的迟钝而“口将言而喂嚅”。连利比亚这样的国家都敢于提出“小联合国”这样诗意而可爱的想象,那么试问:我们是否应提出一场战斗!当大规模的世界冷战结束。许多重要国家和组织都变得面貌不清的时候,我们是否多想一下重塑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正义色彩是足够了,但感觉令人缺乏信心的是强度不够,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是意志的强大。
  我们多一点精力去设想:我们今、明、后天如何对发展中国家或国家联盟负起更大的责任。
  从自由思想者的角度。我对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弃权持担心的态度。因为我有这么一种“唯恐”——唯恐这苦心积虑为西方人所轻慢。。
  这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式的苦心积虑在未来更加尖锐的国际矛盾中会不会显得孱弱无比?——稳健未必能左右逢源,跃进也未必会失掉此岸。
  西方就在我们的地盘上动手,我们别小瞧了尼加拉瓜们袖珍小国联盟的议案,更别小瞧了塞内加尔与台湾“建交”后的渐进影响。注意:这些可都是大有来头的哩,如果我们仍照常规办事,将来我们在主权这样的基本问题上蒙受羞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决非危言耸听——正反映在国际事务微妙变化之中。
  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我们长期认为是无害的国家,最近都叫嚣着要加入“保卫台湾”的行列之中,更呈明了我们要缩短解决台湾问题日程的急迫性。
  爱情往往是一秒钟之间发生的,量变到质变的奇观也与之类似。台湾问题,尤其是离心主义的量变迹象充分反映在岛内岛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连串动作和言论之中。
  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曾引起人们的惊骇。那种真实而悲痛的独白,平心而论,不能简单地认知为心理扭曲使然。李氏经过日占时期,我看过一部台湾乡村电影,很惊异于台湾社会生活被日本同化的程度:青年人整洁而笔挺的学生制服、和蔼而热心的乡村警察、农妇头顶的白色头巾、房舍内的榻榻米,俨然一个亚热带的日本。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台湾小调,其风格明显的承袭于东瀛。不能否认它们构成许多台湾人温馨童年的一部分。李与一堆和他有同样感情经历的人,都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我亦认识到李是一个有政治敏感度的人,他走过的探索之路恐怕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描述“一二·八”血腥之夜时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情——顺便说一句,国民党当局“一二·八”大屠杀给台湾人民的心灵创伤也是台独势力的情感煽动法宝之一。历史亦写道: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发展的某些照顾和部分台湾人的某些栽培优于当时的“满洲国”(统治历史长、同化程度深的缘故)——至少我是这样理解李氏的感情背景的。我确认李的生涯决定了他在台湾方向上的隐晦言行的内在真实性,其个人经历也折射了台独理念的由来。由此我不能不提到日本,因为台独势力的日本背景不逊于美国。日本国内要求突破宪法以实行集体自卫权的喧闹不仅引起亚洲周边国家的担心,而且顺理自然的,会埋下未来中日对抗的种子。根据“集体安全”的法则,日本可以有根有据地向它的关系密切的国家提供道义以外的援助。——我们可以由日本同台湾省的历史关系及国际势力对台独(或叫事实台独)的推动,进行一次危险的推理:假如台湾宣布“独立”,假如日本国权丰满完毕,那么我们未来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同盟?那时候的我们,将出于对孤立的顾忌和人民安宁幸福的考虑,忍痛放弃既定目标。
  台湾海峡将筑起一道无形的哭墙,我们目睹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心底流泻着千年长恨。
  我们认为:至少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应将那句克制的警告再递进一层(“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至少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全世界的危险势力每时每刻都在引导台湾的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
  我们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武力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手段,有时候也是赢得和平的法宝。
  现在言战,会以我们的五年计划为代价,可能波及面更深更远,甚至于造成我们国家前进的一度滞迟,但如果一切凌辱无故而加之,我们有勇气不惜代价。
  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为之重著编年史。
  有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国青年开始怀疑,为祖国应征去死是不是值得骄做的事情(这种价值观早已被其父辈所认同)。那么,中国是不是有责任帮助美国人民彻底确信这一点?在华盛顿,耸立着两座战争纪念墙,一座是越南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另一座是朝鲜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中国游客来到华盛顿时,总是怀着激动而感慨的心情在其中的一道墙前面留影(那墙上刻满了美国青年的名字,至今我们可以屏息听到墙体内传出的诅咒)——中国人很有必要到那里走一圈,因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奉陪者是中国大兵。
  由此我联想到将来,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凌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
  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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