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就要发言

作者:政治类

  尼克松曾经一语而譬之的“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启示我们:什么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内在动力。
  时髦人物的政治花祥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景观来丰富新闻的可视性的。但是不能否认——时髦人物(或事物)容易引起错觉,就像我看《阿甘正传》,重温那两首著名歌曲《答案在风中飘》和《圣弗朗西斯科》,我长期以为——反战和嬉皮士就是那个年代的美国社会主流。克林顿就是搞反战出身的嘛,但克林顿为什么又如此费神地否认那段革命历史呢?克林顿也偶然吸过大麻,但克氏于吗又要请求美国人民的谅解呢?试看吧:“特种战”照样在打,柬博寨照样在炸,海岸线照样在查。这就是美国的基本历史和现状。所以不要认为那些可以上头版新闻的校园抗议、亚拉巴马暗杀是构成现实的头等要素。美国人热衷于输出这个,有没有标榜其社会生命力的居心?我看是有的。我喝天津的美国牌子可乐,这是一种纯外销(指美国以外——作者)产品。里面有一股让人腻歪的浓浓的砂糖味,而我知道美国人自己喝的可乐没有这种重的糖份,美国人卖给我的香烟,尼占丁含量也比他们自己抽的高得多。所以静下心来。思量一番到底我的错觉出在哪里。
  当我年过三十,我意识到我亦加入人生当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了,尽管——特点是不太那么“沉默”。我在电台工作,曾同“美国之音”业务上有所联系,这些同行们工作上非常认真,从他们寄资料的行动中也看得出他们很有财力,我向他们的认真和慷慨致敬。我相信他们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和我一样也属“沉默的大多数”——不太那么花哨的中坚势力,我至今认为他们对我们在业务上的帮助是开卷有益的。
  但是我要说:“美国之音”在整个亚洲的推广,从汉语、泰米尔语到乌兹别克语,它所源源散布的一切,从社论到摇滚乐节目,又何尝真正占领过亚洲的心灵?当它竭力鼓吹世界的一种“变化”时,它又何曾看到了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变化?后一种即是世界格局的“多数,’,今天也不算是太沉默寡言的“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概念——或称思维方式,首先适合于我们。我们长期以来认识政治全貌喜欢用一种轻巧而浅薄的方式,即:高层内幕、时髦人物的沙龙怪谭才是决定国家方向、透射国家真实现状的权威窗口。这种肤浅的见解,缘由于我国人民千百年以来独特的政治热情以及——怎么说呢?——长期以来政治权力受压制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尚对政治频道传播的正统讯息存有疑虑,存有很大程度的不满足感。老实说,对这种心情,我是有同感的,我也对现状有很大的不满。但我可以肯定他说,每一个普通人从政治频道接受的讯息,包容了他所迫切了解的国家进展的基本大势。从这一点上说: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一切是真实而有份量的,国家的进步、社会的思潮的演变——尽在你认为是很普通的消息之中。
  是什么促使我们不珍视身边发生的事情而到“美国之音”里面寻找真理呢?是什么令我们迷信“美国之音”的道德勇气和自由姿态呢?他们住得那么远,却装着用一两颗卫星就能窥视中国偏远山村械斗事件的样子,装出一付每时每刻都能洞悉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的样子,他们对我们采用一种对待小国的态度。它的社论,对世界上每一件稍有影响的事件说三道四,企图以此来影响别国的知识阶层。冷战以后,“美国之音”继续向美国所不喜欢的国家传播蛊惑性的言论——话说回来,美国所不喜欢同样不喜欢美国的国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而“美国之音”的随意性及其记者的老顽童式态我们已经领教得够深的了。
  在美国新闻业繁荣和新闻手段发达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东西——我怎么说它好呢?我记得中国的一位小说家曾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圣经》的语言,意谓小说家须像上帝那样说话。美国的新闻工作者至少是对我们的报道方面,明显的有那么一种《圣经》笔法,这种笔法对我们感知上的贻误不只是一次两次了。
  比如说,某个事件由十个画面组成。美国人往往不是公正而智慧地把最重要的几个画面组合一下,使之成为有世界气魄的新闻产品。他不这样做,他是把其中对他的立场最有利、对公众最具轰动效应的一两个画面重复那么七、八次,其他的哪怕是最有说服力的画面,只要是他认为对其武断不利的,他会毫不犹豫地隐去。美国的新闻好不好看?好看!连我都这么说,因为它确实像艺术广告,很精采。还想不想看?对不起,byebye,尤其是美国人几次对世界性重大事件的惊人歧误之后,我越发坚信我的上述判断。
  美国的歧误是有祸心的,它就像童话里吹魔笛的小丑那样,引着城中的老鼠向别处走。
  美国的世界阴谋,就是以魔笛呼唤世界各国未来的领导人,循着它的动静向它靠拢。
  然而就在它陶醉于广告奇效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世界上“沉默的大多数”要举手发言。
  我认为中国从来不是孤立的发言者。
  而且中国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多数。
  早在七十年代,美国人就讥嘲中国是“有一等雄心的三等国家”,这种理念支配着它的政界要人同我们打交道时,自傲多情地悲我们的天,悯我们的人。尼克松最爱唠唠叨叨的一个细节,是他如何如何去抚平周恩来那一颗受伤的心灵(编得有鼻子有眼:二十年前在日内瓦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向迎面而来的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斯耸耸肩膀,摇摇头,说声“no”扬长而去)。尼——周之间的握手固然是战后最伟大的世界性事件之一,然而尼克松急吼吼的抢先握手又基于一个认识错误——这个错误在当时看来是史实性的、不那么重要的;现在看来,这种心理上的谬误从中美重逢的一开始就在作怪,且演变为中国已经日趋富强的时候,这种谬误开始兴风作浪了。
  有人间:如今在中国在安理会上比较频繁地投弃权票,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已有逐渐丧失对世界事务的决定性影响?
  同样的疑虑也诞生于这佯一个事实:即中国援外政策的巨大变革。
  而事实是:当今中国的外交是赢得了国内人民和当事国人民的巨大同情的。中国正在为未来大国外文的巨大能量积累功德。
  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唯有人民中国的外交,是大国当中绝无仅有的具有崇高道德风范和正义精神的外交。
  而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孽债累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得到报应,而且势必将面临一场世纪末式的总清算。
  美国世界性能量的全盛时期的标志——欧洲煤钢联营、中央条约组织、中美洲果品公司等等,有的已经更生,有的在人民革命中土崩瓦解。
  有一种变化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过去,在国际会议会场上,每当出现谴责美国霸权的声音,美国代表,总是非常傲慢地站起来,下巴一摆,像黑社会老大似的指挥着欧洲的和第三世界仆从国的代表集体退场。而现在,这样的国家几乎是没有。
  美国国内几个世纪以来的道德败坏已经形成了孽果,这一点用不着再做预言,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成熟的世界:“沉默的大多数”意慾发言的世界。
  这个世界令大中国的外交视野无限开阔。
  困极权主义传统而倍受美国压迫的大国,我指的是像俄罗斯、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东山再起,为我们中国提供了世界舞台上足够的发言权。
  那些战后世界革命橱窗式的中小国家,如越南、古巴、南非和正在诞生的巴勒斯坦,皆以巨大的善意和真诚的热情寄予中国以希望。上述国家可谓说代表了第三世界的民意。
  认可能性上看,中国几乎可以跟所有的主要大国及国家联盟成为密友,这就是中国在世界形象方面美国所不能匹敌的优势。
  百余年前汤因比的预言在二十世纪未不再成为超前的了。我再将其内容明确一下:
  中国将是世界的希望。
  时间表就在我老去之前。
  中国目前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极端类似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且赶超的时间表是跃进式的。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墨西哥那样的歧路。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顶尖人物群体的素质已具备了肩负伟大责任的能力。
  需要刹一刹那些动静:对国家进步视而不见的嗡嗡吵闹,尽管这种吵闹过去一度是有益的,现在所有的“意义”只能归于玩世,而过去最玩世的先锋分子已经变得很有出息,并且成为世界声音的一部分。中国的内部已经变得很真实,气沉丹田。中国人的“沉默的大多数”在领略思想繁荣的热闹场面后,正在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劳作着,而这恰恰是构成伟大国家基础的原动力。
  是到了重估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的时候了。是到了正确估量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从而正确估量我们国家价值的时候了。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面向未来的心情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需要驻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因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看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给中华民族一颗坚韧的心,引我们走向至大至美的二十一世纪。
  下个世纪,“一即为多”的哲理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活动舞台上变为现实。中国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井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潮的唯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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