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却看不到它也是半满的

作者:政治类

  请记住今天:1996年4月24日,当我写下上面这个题目时,从电视新闻里得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西方一些国家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草案经投票决定不予审议和表决。投票结果是,27票对20票,另有6票弃权。而且,自1990年以来,西方国家已经如是其六企图通过一项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议案,但均未成功。
  同样应该记住,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赞同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只有日本坚定地站在西方国家一边,而接受美国保护的韩国投了弃权票。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也把自己的手伸向了中国。
  因此,这样的表决便具有了象征意义,它预示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人权”一词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同时也说明,在“人权议案”的背后,美国慾盖弥障的“遏制”竭力已经使大多数国家反感透顶。
  记得在1991年9月,英国首相梅杰为签署香港兴建国际机场的协议访华,当他与李鹏总理交谈时,咄咄逼人他说:“访华前,我收到在野党政治家要我在与中国,总理会谈时一定要将人权问题提出来讨论的信。”
  李鹏的回答也是精妙和有力的:“事实上,我也收到了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的来信,信上写道:“千万不能忘记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达一百余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一段时间你们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
  历史所安排的讽刺几乎使人哭笑不得。自二战结束的1945年上溯一百年,中国被那么多西方国家蚕食、掠夺、凌辱。用我们历史书上通常的说法:丧权辱国。一百余年间,他们无视、践踏中国人民的人权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堪称世界罕见。而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毒贩子,为了使其在中国倾销鸦片的“权利”不受侵犯,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这样的人权记录,难道是时间所能消蚀的吗?在上海外滩的黄埔公园门口,那一块“狗与华人不能入内”的木牌,已然把华人驱进了禽兽的行列,而且其地位尚不如狗——这种人权记录你们当时又是如何审议的呢?
  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何时由一个(一群)大规模的人权践踏者成长为如今这样正气凛然的人权卫道士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真能成佛倒也罢了,但中国人心中总存留着种种疑问。西方所提出的人权是不是一种臭哄哄的实用主义,只不过是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以美国为例,在海湾战争中,它与西方其他国家出动多国部队,把伊拉克从科威特的领土上赶了出去,并且使战败的伊拉克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不允许它恢复重新发动战争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它却操纵一些国家迟迟不解除对伊拉克的各种物资的禁运。我们经常能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伊拉克的普通老百姓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受到严峻的挑战。由此引出一个命题:如果美国人承认人权超越一切,人权具有普遍性,它就应该对伊技克的老百姓心生慈悲,使他们免于饥谨、疾病和失学的磨难,使他们不至成为路倒。但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却显示了它的坚定和冷酷,因为萨达姆政府违背了美国的规则——更确切他说,这个曾在两伊战争中接受了大量美援的国家却离经叛道,触犯了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于是就变得不可饶恕了——必须受到最彻底的惩罚——直至另一个亲美国的政府上台。在此期间,人权问题为轻,美国利益为重。
  同样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当与会国决定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野蛮轰炸造成数以百计的平民伤亡时,美国却反对这一决定。投票结果是52票对1票。也就是说,也只有美国决定容忍以色列对黎巴嫩平民的屠杀——可能还是在内心支持的。这也难怪,美国的犹太人利益集团不喜欢美国政府去附合其他国家。于是,政治选择代替了对人权的尊重,而且还是一种肮脏的政治选择。
  所以说,中国政府提出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就绝不是一种辩解了。
  如果克林顿愿意,同时如果我也愿意,咱们可以一起到哥伦比亚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中去就此问题对谈一下,我想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先生,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轰炸使平民伤亡惨重,而您居然让您的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52届年会上逆所有国家的意志反对谴责这种公然剥夺无辜百姓人身权利的暴行,对照你们在所谓的‘中国人权状况’上的态度,是否可以这样说,你们的人权概念有一个双重标准?”
  我相信克林顿接下来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嘛……得分开来说……”
  “分开来说”,意思很明确,就两个标准。
  我们并不讳言,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不尽善尽美。政府之所以提出“人权的首要权利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其含义包括这样的确认:因为历史原因及中国的现实情状,中国的人权保障的迫切任务是争取让所有人都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及我们的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一个有近十三亿人口的国家,竭其所能促进经济发展,使人民逐步富强、康健,这难道不是改善人权状况的具体体现吗?超越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不怀善意地横加指责,拒绝“平等对话”,以祖师父的身份对中国予以教导、训斥,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在国际杜会中孤立中国,把中国打入“另册”。
  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是美国国会的年度人权报告中每次必提的。但是在新近出笼的1995年度人权报告中国部分关于西藏的叙述中,用了许多”据说”、“据可靠报道”、“据可靠消息”之类的让人“宁可信其有”的词句,然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既攻击中国政府仍然没有使西藏人民的在活水平得以提高,又反诬在拉萨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大规模建设破坏了那里的独特文化——其言其行只能说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慾加其罪,何患无辞。
  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中国的一位前文化部副部长,一个知名的老艺术家。当他以嫡熟的英语、张驰有度、出神人化的演艺在美国影片《小活佛》里担任一个角色时,预示着他同时也对“某种信念”产生了疏离。在这部恶意的反华影片中,多次把西藏称作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难道我们的这位艺人不知道吗?是片酬的不能抗拒的诱惑,还是对角色的钟情痴迷?是他的一种痛苦的妥协,还是他已化人角色,浑然不知身是客?这也就不惮是他本人的悲哀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插进来的话题。
  有句谚语说:只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却看不到它是半满的,运用到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指责上,这句话在某种范畴内是恰当的。他们只对我们的不足盯住不放,却视而不见我们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和进步。更为可憎的是,通过夸大事实,歪曲事件真相,乃至造谣诬蔑来对不同意识形态的中国开展“人权”的冷战,就不仅仅是认识上的偏差了。
  其实,不久以前的那次关于中国孤儿院的报道就因为策划上的漏洞而使恰好对此多少有些了解的西方普通公民愤慨异常。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就有很多人动员起来为中国孤儿院对孤儿的照顾进行辩护,大量的支持中国的传真信件把中国民政部和司法部的电话线路占用了好几天。一位叫博尔丁的美国妇女说:我认为,你们找不到一个(到中国儿童福利院收养孤儿的)父母会说到那份报告中的情况。”更为恶毒的是,西方媒介还使他们捏造与剪贴的情节与中国政府联系起来,描绘出一个中国政府蓄意谋害孤儿的令人发指的画面。这种拙劣、道德败坏、前所未闻的诬陷即便是法西斯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要为之瞠目结舌!
  如果这位诬陷者到中国来,我想可能会被不计其数的愤怒的群众用石块和棍子砸死——先彻底地剥夺他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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