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是被动的觉醒,而实施抵抗必须占据主动

作者:政治类

  在未来的20年中,亚洲人有能力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降低到一个新的低点,并迫使美国人坐在亚洲的谈判桌上,而不是在白宫或国会发号施令。亚洲人和欧美联盟平起平坐的前提,有赖于亚洲区域的精诚合作。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亚洲人过去各自为政的结果,是被西方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导致无限的被动。
  现在,亚洲诸国在经济市场化上迈出了一大步,在法制和民主化进程中也逐步建立了亚洲模式。这将避免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重覆西方经济发展产生的极端个人主义、伦理丧失、暴力犯罪等等旧辙。在通向现代工业文明中,亚洲模式将给世界其它区域进入现代文明送去曙光。
  但我们仍必须看到,西方并不甘心失去在这个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配地位。
  特别是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在亚洲充当着监护人的角色,美国人当然不会甘心从此退出亚洲舞台。因此,美国在亚洲始终保持着10万美军和第七舰队的庞大军事实力。美国人拥有足以摧毁整个地球的核弹。这是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的,亚洲国家刀枪入库,放马南山的念头不能萌生太早。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制衡的世界,新的冷战局面并未形成,制衡力量来自多方。或者说,西方进入一个战略目标散失的时代,它缺乏共同敌对的粘结剂,而美国的领导角色存在的必要已经值得怀疑。在冷战后时期,是一个经济秩序和国家角色重新定位时期,具体的表现,我们可以称之为亚洲时期。
  抵抗美国应该是一个长期经济战略目标。想在某一天早上迫使美国就范,放弃它称霸世界的野心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非常幼稚的。事实说明,美国崛起的秘密之一在于它持久的、全面的实行人才争夺。二战时期美国最大的收获还不能算依靠军火输出和被侵略国的资本大量流入,扭转经济危机的颓势;美国的最大收获在于人才的大批流入。以美国的原子弹研究为例,如果不是遭受和逃避纯粹迫害的大量犹太裔科学家的涌入,美国就可能不会先于纳粹德国获得成功。那个时期,美国既成为资本的吸纳地,也成为人才的避风港。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人才战略攻势,使这个民族最多的国家获得了全球的一流人才和后备人才。这是美国较之西方盟友高明的地方。当前,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景象是,无数的亚洲有志青年仍源源不断地远渡重洋踏上美国国土,领取绿卡。这是应该引起所有亚洲国家重视的事情。
  引导人才回流是一个有利于亚洲发展的重要战略。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国各机构服务的中高级人才中,亚裔占有重大比例。这批人才是我们真正储备在美国的宝贵财富,我们吸纳他们回来投入亚洲经济建设,比吸纳几百亿美元的贷款或投资更有意义。这也是抵抗和遏制美国继续称霸世界,保卫世界和平的有效手段。因为只有获得科技的力量,才足以使亚洲真正的强大。否则,单纯的短期经济发展战略并无法保证我们的和平与尊严不遭到来自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威胁。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无可争辩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却不得不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中。殖民地文化决定了它的地位,很像美国的有钱的孩子,富有,但没有独立尊严。
  亚洲有充分的信心唤回自己海外的孩子。中国已开始走出这一步,中国大力鼓励海外留学学者回国服务,给他们提供更为理想的环境,但目前仅仅是开始。华裔高级人才在美国硅谷引人瞩目的同时,还有更为年轻的一代正在美国各大学留学。如果我们不把温暖的手伸给他们,我们将把投入巨额资金培养的最优秀的一批人才拱手送给美国。人才回流加上已有的科技实力,将促进中国和亚洲各国摆脱事实上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从属地位,成为真正的经济和文化的强国。
  人才回流战略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改变东西方产业结构以及增强竞争能力的最佳步聚。实施这个战略,应该考虑到东方文化的凝聚力。这一点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竞争的优势。任何东方人都会放弃漂泊转而投入祖国的怀抱,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在中国,清华、北大的讲坛上,越来越多留学归国的学者在发挥他们的作用。在中关村,数千家高科技公司里随外可以看到留学归国学子的身影。虽然他们在美国的物质生活比国内优越,但他们更希望把聪明才智贡献给祖国。在海峡的那一边,甚至在整个亚洲,我们都能够发现,回归学者正在起到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主力作用。正如《亚洲大趋势》中描写的那样:
  台北市以南的新竹科学园区是归台工程师的大本营。园区内55家公司,半数以上由曾留学美国的台湾工程师创建。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管理局长薛香川表示:“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既然硅谷中有那么多台湾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能集合一些人回来共同创业,那他们一定能帮助台湾建立起高科技工业。由于过去台湾的政治制度戒严,很多人去了美国,他们有些已经出现了中年危机,于是,我们就试着请他们回来创建高科技公司。”
  海外华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在美国公司中的发展受到限制,反而造就出一个个杰出的企业家。
  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应邀于1994年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该院是台湾最有名望的学术研究机构。他说:“60年代,多数青年人都认为在台湾没有机会发展,最优秀最聪明的都去了美国。”李远哲博士放弃了美国国籍和舒适的生活回到台湾。如今他正以其新身份致力于推动海外知识分子回台服务,其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如哈佛大学古生物学者张直光、物理学家弗兰克·方、植物学家杨尚发等。李远哲设立了“杰出人才发展基金”,目前已从商界募集了近3000万美元,协助海外学者和科学家回台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我在ibm公司已干得够长了”。吴涛元说。他是斯坦福大学机电工程博士,曾任硅谷ibm公司研究开发主管。“因为人性险恶,我觉得在美国发展受到限制,而台湾却带给我更多机会。”
  1993年由美返台的姚又文说:“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紧接着到汉韦公司工作,以后又去了ibm公司。是因为台湾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我才回来的。姚又文现在是台湾半导体工业公司产品质量负责人。该公司是台湾最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元件制造商。
  新竹科学园区内155家公司虽为私人所有。但国民科学委员会在土地、办公楼和研究方面都提供了资金补助,1993年,其销售总额近5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40%,到2002年,薛香川估计销售额将达到500亿美元。许多曾留美的台湾工程师是园区的最大功臣。园区内有好几家公司在台湾高科技公司中位居前列。例如创建于1980年的全友公司占全球桌面扫描器15%的市场。
  据统计,在过去5年中有600名富有经验的管理人才和工程师回台工作,其中不乏拥有博士学位者。薛香川说:“我希望在台湾看到一个个小新加坡的出现。”台湾第二个科学园区将在高雄市附近兴建(高雄是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的世界第三大货运港口)。薛香川预计第三个园区将坐落于台湾中部,而另两个将在2020年前建立。
  如此诱人的奖励措施,对年轻一代来说,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韩国等地提供的专业发展机会要比美国高科技公司更多、更优厚。
  成千上万的留学美国的亚洲人才回国工作,促使全球范围内科技发展形势和科技力量的分布产生变化并重组。1993年获美国大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中有近半数是外国人,他们毕业后大都继续留在美国,进入硅谷或诸如at&t贝尔实验室等尖端科学研究机构工作。这些富有才智的外国人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商业周刊》曾撰文说:“如果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人才带着他们的技术以及关系网回国发展,这将会缩小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科技水平的差距。以韩国为例,近10年来留学美国学者功不可没,在下一代记忆芯片制造商业盟主竞赛中,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三星电子公司已与其日本对手旗鼓相当。”
  《商业周刊》指出,目前已有上百名at&t贝尔实验室的“校友”回到台湾。加强了这座岛屿“半导体和多媒体设备的出口竞争力”《商业周刊》形容香港是“电子通讯和音响器材的摇篮,这两项工业拥有数以百计的制造商。”并举王阿伦为例,王阿伦在美国受教育,是ncr集团的前任电机工程师,他创建了营业额超过5亿美元的v技术控制有限公司,专门生产智力型玩具及无线通讯设备,如今已经发展成全球性公司。《商业周刊》的结论是:科技人才的归国工作,“将导致下个世纪全球科技力量分布的重心东移到新兴的亚洲市场中去。”
  最起码的,这些人才可以加快亚洲国家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步伐。过去的三、五年间,科技赛场上各个竞争者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在许多领域里,亚洲和欧美已并驾齐驱。亚洲有远见的国家已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全力以赴。
  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说:随着亚洲英才的回归,有能力聘请西方人才的全球性大公司将更具优势。如果亚洲能在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上兼顾,那将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才选择这里发展,尤其是西方的年轻人。
  西方国家多年来的技术领先地位,在有些领域中也许还能继续。至于在全球经济中最具影响力的应用科技,还将有赖于许多素质高、懂得如何用科技改善人民生活的人才作出努力。
  从这个角度看,印度和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后来居上,因为两国都拥有众多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能向全世界推出新产品、新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专业服务的重心将由西方转移至东方,为亚洲带来繁荣与兴旺。约翰·奈斯比特毕竟是美国人,他是用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待东方,在表述上,完全使用准殖民者话语。他的《亚洲大趋势》严格地说,不是写给东方人看的,他在为西方处心积虑,是西方世界的优患者和警示者。他要用实例来说服西方,要加紧与东方的竞争,唤起西方的紧迫感,否则,西方将失去以往的优势。但他的考察和预言中,却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甚至他对亚洲邻国及台湾的介绍。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实证的经验。
  未来的时代,争夺人才资源比争夺石油、矿产、黄金更重要。亚洲国家要在将来遏制殖民化以及美国的霸权,实施人才争夺战略比其它更有效。能够更多地把西方及美国的人才吸引过来,为亚洲发展服务,那才是真正东方崛起的时代。总之,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亚洲应该打开更多的思路,认识西方的实力并增强信心,增加手段的多样化,摆脱被动,积极进取。
  但我们不能走过去隔绝美国的老路,如果这样正合美国国会中某些极右分子的心意。隔绝美国不是抗衡美国的办法,反而成就美国遏制我们的目的。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在亚洲和西方施加影响,让美国看清一个事实,即中国是正在国际间发挥影响的大国,中国热爱和平,不许别国来干涉内政。美国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的利益和存在,美国必须削减它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西太平洋海岸的和平符合美国的利益。抗衡美国的手法应该多样化,任何简单草率的做法都会带来不良后果。
  抵抗美国不是我们的目的,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相比较而言,我们是比美国更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东方人,我们的抵抗是为了打破现实的不平等,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建立我们繁荣与富强的国家和美好的新生活。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美国与西方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中,确实存在着不平等。殖民者的梦想仍然存在,必将成为我们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阻碍。也许,对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更好。没有炮舰和核导弹下的恐怖,也没有在文化上的渗透及经济上的掠夺。世界各国人民可以和平共处。共享人类文明。但是,这只能是设想,因为美国不仅存在,而且永无休止地把它的手伸向世界各地,不断地全球各个区域制造各种麻烦和冲突。所以,抵抗美国就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当是我们鼓足信心的时候,也许一切并非如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说的那样乐观,但是前景已经展露,而中国在16年中创造的奇迹般的发展速度,也已经有足够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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