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就怎样

作者:政治类

  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得过诺贝尔奖,这使中国作家很不服气,又很不舒服。因为中国既是文明古国,又是文化大国,生产文化而且出口文化,如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均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一度有人撰文说,老舍是差一点得上诺贝尔奖的,但就在讨论给他奖时,他却走向太平湖辞别人间了。很为可惜。又一说是鲁迅差一点得了诺贝尔奖的,但鲁迅拒绝了。
  以上这两种说法,后来均被诺贝尔奖的评委所否认,是没有的事。这便可以看出,中国文人心头的诺贝尔情绪,居然纠缠了半个多世纪。
  不过,我们现在的作家比往时的还聪明,索性不再杜撰谁谁差点得儿了奖,因为现在媒体很发达,不定又传到评委那里去,一旦被人家否定很伤感情和面子,现在的办法是,指出诺贝尔奖并不怎么样,甚至很多庸才也得此奖,而很多有非凡成就的人也并没有获得。如托尔斯泰等。连托老都没有得诺贝尔奖,我们为什么要得呢?或者说,不是我们不行啊,是评委没有眼光。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诺贝尔评委是西方人,对中国有偏见,印度和日本得了么,那因为他们一是西方的殖民地,一是西方联盟,而我们都不是。还有一说,是西方人不懂汉语,但诺贝尔评委说,世界上不光只有汉语难懂,还有好多国家的语言也不好懂。想想,的确是这样。
  这里很说明我们的心态有问题,明明想得到的东西,却去鄙视它,并且旁证博引出连托尔斯泰也没有得。然而,事实上是,我在许多作家的书架上都看到了诺贝尔获奖作家文集。
  似乎都齐了,包括大江键三郎的。我们的诺贝尔情结,其实很无必要,引伸一下,我们总不能因为奥运会是西方人发起的,就说奥运会金牌没有什么了不起吧?
  中国的文学,到底进入何等水准了呢?是不是好作家多得不得了,甚至是泛滥成灾了?有一次私下和几个文友议论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比,的确,搬着指头居然没有数出几部绝对应该得奖的作品,国内的奖项似乎都难以评下去,以什么去争诺贝尔奖呢?
  而鉴于我们的心态,中国作家还是不得诺贝尔奖为上。否则,极可能会争来一顶崇洋媚外的高帽。电影导演张艺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张氏的电影在西方获奖多,于是就有人撰文推测,张氏是揣透了洋人的心理拍片的,所以才把中国拍得那么落后或者丑陋来讨洋评委的欢心。言下之意,张氏是卖国求荣了。但事实上,洋评委是否真的很喜欢看反映旧中国落后的电影,这些坐在家里的撰稿人也仅是一种揣度,是一种心态使然。
  我们一边说洋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心里面又特别在意,甚至在意得过头。出国团体统一制作服装就是一例。想想那种情景,一拨中国企业家或者官员,穿着统一的服装,迈着相同的步子,带着相同的表情从巴黎或者纽约的街头走过,是不是怪怪的?你出国去完成你的任务,去干你的事,统一个服装干什么?让一辈子也到不了中国来的西方人看了,哦,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的啊,居然连穿衣戴帽都统一到一种式样!这的确是自己歪曲了自己。因为,在国内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啊,起码,我们穿衣戴帽是非常自由的啊,并没有哪级政府要求统一的啊,为什么出国就必须如此呢?说白了,这是一种心态上的毛病。不过,这两年有所改观,大约是出去见识多了,心态也正常了些。毕竟,你在巴黎的街头走,并没有电影中的那种景象,会有好些巴黎人跑过来围观,哦,中国人来了。
  大家都很正常,各走各的路。相反,这么一统一,倒引来侧目了。
  北京市的“面的”是为一景。“面的”这种交通工具,还真符合国情,便宜、适用,收入好一些的老百姓承受得起。但是,两年前就开始有人臭“面的”了。每每打“面的”,就有“面的”司机发牢騒,并且举例说,夏利也就三个缸,不过如此而已。“面的”司机的心态当然不大对头,他们老想抓夏利臭它一臭。但是,如果没有人这么臭“面的”,“面的”司机大约是不会这么与夏利过不去的。但有关这些,还都不使我感到惊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有高级一些的人士称,“面的”这种交通工具,档次太低,影响北京市容。而北京,又是中国的首都,是国际大都市,是中国的窗口。因此,提议灭掉“面的”,改而上档次高一些的车子。
  如果说,以安全性或者其它技术指标为由淘汰面的,那就没什么话好说。但以影响市容为由,确实里面有心态问题。这里,我要提一个问题,我们是为自己生活还是为西方人生活?以我们现在的经济实力,坐面的当然坐得很好,老百姓喜欢坐这种便宜实在的交通工具。我们搭乘交通工具的目的,也是从复兴门到三元桥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摆谱。它影响了什么呢?在德国,出租都是奔驰,难道我们都上奔驰就为国争光吗?其实,作为公正的西方人来说,穷而奢华才是让人不能按受的。面的已经实在地体现北京人生活的进步了,并没有那些神经过敏的人说的那样,果真是影响了北京的市容。最关键的是,我们是活给别人看,还是活得自己感觉自在和方便。话再说回来,西方人来了中国,大约也并非专门来考察你坐什么车的,在王府井、建国门这些地方,西方人也骑着在天桥旧自行车市场买来的破自行车,这很正常。
  对西方太神经过敏,在今后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点确实应该调整。关于爱国,用不着天天挂在嘴上。据说国奥队在兵败大马之前,主教练居然叫队员会前会后起立唱国歌,结果最后还是输了球。如果赢了,自然会少不了通过媒体爆炒一通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章。
  但事实上,足球不是唱国歌就可以打败对方的。得有实力,还得排兵布阵得当。把事事与爱国连在一起,弄得神经紧张,这显然过了。而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是与格雷米奥的一场球,这场足球由一位中国裁判吹哨,据说是爱国主义使然,以至出现偏袒,结果叫人家涮了一通,而且以后带队到中国比赛,他们要自己带裁判来。这种恶劣影响,我以为已经超出足球本身了,因为外国球队有了中国人不讲原则这种印象,以为中国各界人士均是如此。对些,足协的某些官员居然还说,他们在日本就不敢这么说。这让人感觉远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从商业目的去考虑,偏袒是想赢球,为了门票收入倒还解释得通的。
  有一种奇怪的心态在我们中间漫延。
  一次坐公共汽车,有两个年轻人打架,一位十分可爱的北京老人扯住并教训他们,指出打架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是错误的。他说,你们怎么可以打架?这很不文明,你们要记住你们是首都人啊。我想这种语境在北京的其它很多方面我们都能听见到。推出一个公式是:你是首都人。所以你应该讲文明。你应该为首都文明起来。在很多电视画面上,也见得到这种情景。然而,引伸一下,如果不是在首都呢?人是不是可以不讲文明?当然不是。这里面就有一种心态,我们一些人讲文明,不是为了自己生活在美丽和秩序中,而是为了类似于首都、窗口之类的环境,这起码不是文明的根本所在。比如说我们在别的地方,甚至在非洲荒野,难道就不要保持文明?在我们的心态中,的确有根多活给别人看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环境、服装、生活方式、文明准则等等,首先一条,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为了我们的卫生和舒适。比如餐馆的卫生,商场的秩序,都应该是主观为了生活的美好,给人看是客观的。把给人看为目的的文明,很难称之为真正的文明。如同去年,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市召开了,很多地方大打卫生仗,要开国际性的会了,搞好卫生吧,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会议过去,再去今年的北京许多地方,卫生情况照旧很差,这都说明了一种我们事实存在一种心理,给人看而不是文明的自觉及自需。
  当然,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也有我们这种情况,也会搞突击性的环保活动。然而,如同我们这么明显,却并不是很多。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似乎要靠外国人的监督才有文明起来的动力,这倒印证了他们的话,我们的文明是他们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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