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整风半月

作者:政治类

  在1956年1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为了使震动最小,他甚至想预先出告示,到期再进行整风,中间隔几个月,给人留下改正错误的时间,希望到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

  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谈到准备开始整风, 又一次提出“和风细雨”,并且说这是党内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这一次整风运动的背景,这个文件提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党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斗争中必需同时改造自己;而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指示》对于“和风细雨”的整风方法作了具体说明,就是只开人数不多的小会,或者个别谈心,不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避免片面的过火的批评。对于整风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只要不是严重违法乱纪,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还有一条规定,也是毛泽东在宣传会议上宣布过了的,就是“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告知省部一级的党组织,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量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指示》明确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

  为了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都举行了许多座谈会。5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邀请了22位中、小学教师座谈工作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报纸以一整版刊出了他们的发言摘要。

  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王浩川说: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评优”工作中也缺少民主气氛。群众认为一位蒙领导百般偏爱,事事出风头在先、吃苦头在后的教师,不应该享受优秀教师的荣誉,校长不但不考虑这些意见,还批评大家“文人相轻”,还在区里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以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有困难的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林炳彰说: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墙”,很有意见。教师们说领导只爱听几个人的汇报,不爱听群众意见,以致校内歪风上升,影响教师工作情绪。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会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人走了样。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

  风阳路第一小学吴蕴玉说:在小学教师提升中学教师时,许多团员都提升,但有教学经验的大学毕业的中老年教师却升不上。群众提出了意见,一个领导同志说:“党团员是要培养的。”

  第三师范学校过唯一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一开口就是“我是吃过苦的”。他对待同志的态度是怎样呢?有一次他和教研室同志吵起来,那个同志哭了,我就跑进去和那同志谈了几句。当晚这位党员就找我去谈话说:“你在外面讲我坏话。”接着就两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师说:“还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发生什么事情,我情愿替他代课。”他和群众关系的坏,可见一斑。

  上海市商业职工学校蔡大庆说:我们学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全校有近千个教职员工,教员只有七十多个。科以上干部倒有一百多个。编制既不像军队,又不像机关,更不像学校。因人设事,官多兵少。因为校长是局长级干部,校长下面设处,处长下面又设科。

  成都第二中学石昭泰说:去年教育局杭局长忽然到我们学校来了。原来是司机把车子开错了,把成都二中当做了成都中学,局长才发现我们这个学校,于是把这儿当重点搞了两个月纪律教育。可是局长下基层没有下到底,从来没有找一个教师谈过话,只是听两位视导的汇报。而视导又是包办代替,他们搞了两个月发现两大问题: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大家都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纪律问题根本没有解决。26个班只有一个班纪律有好转,怎么能说成绩是基本的呢?总结修改了两三次完全要按领导的指示。教导主任说:“我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不是我们的总结,是教育局在做总结。”最近还要把我们的经验在五四中学推广,大家听了都哭笑不得! 有些教师说, 大概是局长下来不搞点成绩不好交代。最近有些教师看了《教育的诗篇》电影,都在说:“我们的杭局长和视导员是和电影里的教育局视察一样的官僚作风!”

  黎明中学杨泽民说:有一次我累得在课堂上痔疮血流满地,学生都劝我休息,我坚持上完了课,赶到了医院,医生说,“你们的党和行政太不关心人,人不是机器”。过了三天,党支书和一个党员来看我,听说我身体太弱,要休养一些时候才能开刀,党员马上说:“要两个星期呀!”同病房的病人听了都不满意。

  延安东路小学刘霞英说,教育科对代课教师的态度可以说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1955年我就要分娩了,教育科来通知我去代课,结果在下雪天滑了一跤而早产。产后未满一个月,又通知我四川南路小学需要代课,我回答身体还未复原,他们说这是“缺额”代课,即代了一学期后可转正,我想了想就去了。搞了一学期工作后去教育科汇报,人事干事说现在奉局命令一概不吸收新人员。我说:“那么我不能转正了吗?”谁知这位干事马上脸孔一板,骂我:“原来你是找职业来的,你要明白我们这里是教育科,你要找职业到劳动局去找!”我写信给教育科说这位同志态度太欺人,教育科却说我思想有问题。她还说,许多老年教师埋怨自己为什么早出世三四十年,不然现在也能争取入团入党,取得领导上的信任。

  控江二中赵宝礼说: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初三有12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这学期还要考全年的课程。学生的担子已经很重了,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管得学生更忙了,一听大报告就是半天,大会之后又是小组讨论。有些团员和干部还要先开干部会,弄得学生功课学不好,缺了课又无时间补,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医生要他们休息, 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 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还说,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也不好。党员的权威思想很严重,独断独行,不管下面行得通行不通,一个个命令往下发。比如工资改革,校委会和工会都不同意领导的做法,领导就是坚决不改。评选优秀教师也是这样。领导提出一个刚从小学教师升做初中教师的人为优秀教师,群众认为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业务也并不好,大家很有意见,可是领导置之不理。他还提到了校舍问题。他说,我们榆林区有些小学的校舍条件实在太差了,白天开电灯上课,60个人挤在一间阴暗的小教室里, 鼻子都碰得着黑板。应该照顾孩子们的健康。(5月10日《解放日报》)

  毛泽东很重视这些意见。他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都来看。他在这张报纸上批示: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示明显表示出他对这些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

  当时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人民日报》逐日作了报道,下面,摘录一部分《人民日报》刊载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5月8日

  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谈到了党与非党关系问题。几天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现在章伯钧就用一些具体事例来证实这一点。他说到,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人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章伯钧大约是根据他在交通部任职的体会,分析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去年以来,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但是他们入党以后,有些人就要退出原来在社中担任的工作,南京和杭州两位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去了。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

  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谈到了高等学校的党委制问题,这也是几天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到的题目,当时他是表示了有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学校党委制的想法的,提出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陈铭枢响应了毛泽东的这个提法,他说,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机关中的党组今后仍应该存在。学校中的工作他认为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章乃器谈到他自己,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认为, 4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中教条主义不少。社论中说,“从一个资本家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像孙悟空要变就变那样轻而易举,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章乃器认为,脱胎换骨这说法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脱胎换骨的改造也改造过了,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

  5月9日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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