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事情正在起变化

作者:政治类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连续开了几天座谈会。 5月16日统战部长李维汉宣布要休会几天,到21日恢复开会。为什么要休会四天呢?当时宣布的理由是,要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看来会场上的各位是不假思索就相信了这个说法的。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这并不是休会四天的真正原因。

  多年之后,李维汉公开了这个秘密: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
  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
  会反映出来的意见, 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
  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
  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
  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
  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
  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
  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
  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
  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
  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
  行领导内行之后, 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
  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
  决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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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3页至第834页。

  这样中途改变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后都有,只是这一回的改变似乎太快了一点。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4月27日,到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5月15日,才过了18天。既然意图已经改变,中央统战部必须按照新的精神部署下一步的活动。座谈会显然不能再按原定方案进行,必须调整部署,这就是休会4天的真正原因。

  从李维汉的回忆中可以知道,这一次是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促使毛泽东改变决策的。罗隆基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话,并不是说毛泽东的,他不会把毛也看作小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中吴晗揭发过这样一件事:罗隆基颇有点愤愤不平的对人说过,周思来是南开出身的,毛泽东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8月11日《人民日报》)可见他是把毛泽东周恩来看作同他自己一样的大知识分子的。他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话,其实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另一种说法,更深一层的说法,说的是当时几乎遍及一切机关学校的普遍现象。座谈会上张奚若、沈雁冰、严希纯等人的发言都谈到了这一点。可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毛泽东有过受到大知识分子冷遇的痛苦经验。这情形他曾同斯诺谈过。那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每月工资八元的助理员,“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2] 后来,还有从苏联回来的共产主义的大知识分子,也轻视他,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他自尊心受到的伤害多年没有愈合。直到他成了国家的元首,可是在内心深处,也还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怕被大知识分子看不起的顾虑。1958年他写给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3] 人人要经历,就是我毛泽东也经历过的。写这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回忆到了当年傅斯年罗家伦辈以及王明洛甫等人对自己的冷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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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3]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8页。

  这种个人心理方面的原因是十分隐蔽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在这一段虽说时间不长的整风鸣放中,放出的言论不论其涉及范围和尖锐程度都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计。长时间里,毛泽东受了自己所办报纸的蒙蔽。报纸是受着严格控制的,任何强烈一点的不满,任何稍稍涉及要害的批评,都不会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从一版到四版,看到的都是一片歌功颂德,感恩戴德。当他长时间阅读这种报纸之后,渐渐地,他也信以为真了。以为这些报纸反映的就是群众的真实情绪。现在他发动整风运动,人们在和风细雨地批评某一位科长(甚至还有某一位处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等等的时候,一定会更加由衷赞颂领袖的英明伟大。 没想到事乃有大谬不然者。5月16日,他在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承认,“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4] 他没想到,七八年来的执政地位,而且不具备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的机制,已经使他的党受到了怎样的腐蚀;他没有想到,七八年间,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失误,而另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怨气。因此,当长期防范的悠悠之口一旦撤防,情况就像大河决堤一般不可收拾。他突然看见了党群之间矛盾的广度和深度。他终于认识到: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任何民主化的试验都是有害的,有限度的言论开放不但不能起到排气阀的作用,反而会使不满情绪得到扩散和加强,从而成为对思想控制的有力冲击。必须迅速制止事态的这个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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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第609页。

  当时是有人看到这一点的。6月6日章伯钧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同民主同盟的几位教授座谈的时候说:

    “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
  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
  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7月4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说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是事实;可是章伯钧自己对毛泽东也太估计不足了。在这个局面之下,他也许有那么一瞬间感到收不好放也不好吧,但至少当章伯钧在座谈会上作此种估计之前三个星期,他早已不再犹豫,下定收的决心了。只是这时他只跟党内可靠的同志们打了招呼,而报纸上鸣放的势头并不稍减。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开座谈会的那时,章伯钧还蒙在鼓里,两天之后突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才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吧。

  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收的,除了整风鸣放中那些过激的言论之外,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鸣放揭露出来的矛盾使一些工人和学生情绪激昂,闹起事来了。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两天,5月13日,《人民日报》以《谈职工闹事》为题发表社论,它一开头就说:“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众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社论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事例。某些企业是那些?最近时期是哪天?请愿罢工所为何事?经过如何?一概都没有说。它只说了这些事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不过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不值一提,为什么要让《人民日报》专门为这事发一篇社论呢?大约可以认为,《人民日报》发社论,就表明这事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不但有工人闹事。毛泽东说,“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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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2页至第333页。

  1957年对毛泽东更直接的刺激来自报纸。在习惯于党性很强的党报的眼睛看来,这一时期的《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等等是太刺激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突出地提出了报纸问题。其中说,那些“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右派,“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说的都是右派在新闻界的表现。而且,他还以为“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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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第425页。

  就是这样。政治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新闻界(《文汇报》等等),教育界(教师和大学生)……都出现了右派进攻的形势,反击右派是必不可免的了。

  苏联解体之后,秘密档案公开,从其中可以看到:甚至在取得胜利之前的1947年, 毛泽东就已经有了不要民盟之类的民主党派的意思了。《百年潮》1998年第1期所载邱路写的《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中,提供了这样一个材料: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 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的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在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才把这事推迟。现在到了1957年..(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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