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这是为什么

作者:政治类

  6月8日人们一早醒来,就惊奇地看到《人民日报》的论调跟昨天不大相同了。这一天的社论说: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
  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
  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这一切
  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这个真理吗?”

  这一篇声讨右派分子的檄文, 宣告了从5月中旬开始的二十多天的备战阶段的终结。公开的,万炮齐轰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也不能拖延了。一些地方学生已经闹事;一些教授已经想起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这是哥穆尔卡取代奥哈布,也就是最高领导换人的会;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已经在打算收拾残局了。如果听任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必须立刻扭转这种趋势。这篇社论就是个强有力的信号,宣告从今天起改变了航向。

  这里回顾一下社论见报前24小时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6月6日章伯钧同民盟六教授开会的情况,当天晚上史良就告诉了周恩来。后来章伯钧交代说:“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7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和总理谈一谈。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7月4日《人民日报》)周只能不置可否,因为这时已经在准备这篇社论了。报纸午夜就要开印,同右派摊牌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此刻你要周恩来怎样表态呢?

  后来李伯球在全国人大的发言中说, 他6月9日在黄琪翔家里,听章伯钧说,7日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人口调查统计工作问题时,包某批评如何尖锐,章伯钧笑周总理“当场难堪, 无话可答”。(7月15日《人民日报》)此处所说包某,当是指国务院参事包惠僧,此人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担任过人口局局长,是个有资格说几句的人。至于章伯钧说周恩来“当场难堪,无话可答”,却是误会。那时他心中想的,已经是明天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无心与包某论难了。
  这篇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是从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讲起的。这可并不是一条新闻。昨天的《人民日报》已经报道:卢郁文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就宣读了他收到的这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从报纸上摘录的字句看,其中有“为虎作伥”、“无耻之尤”这些话,而没有“揍你”、“宰了你”、“小心你的狗头”、“勿谓言之不预”这一类话。似乎称它做“辱骂信”比“恐吓信”要更加确切。

  卢郁文在座谈会上说,这信是他最近收到的,可见已经有几天日子了。看来他当初并没有很重视这事,所以不曾在收到的当天送请公安机关侦破,或者送请报社张扬,而是过了几天才在座谈会上说出来。

  《人民日报》编辑部当初似乎也并没有很重视这事。如果重视了,有意加以评论, 一般惯例是在报道此事的同时配发评论的。可是7日的报纸只报道了它,并看不出要加以评论的迹象。

  6月7日已经决定,明天必须发表一篇社论,公开宣布转入反右派斗争。这虽然是6月6日六教授的会直接引发的,社论却不宜就用这事做由头。因为从技术上说,时间太仓猝,还来不及弄清楚全部有关细节;从政治上说,也不宜过早亮出底牌。此刻还要进一步引蛇出洞,人家看到底牌就不肯自投罗网了。既然还不到公布这个材料的时候,文章怎么写呢?眼前这张当天的报纸上有这个匿名信的材料,将就用用也可以了。社论就此立论: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
  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
  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
  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卢郁文一时成了新闻人物。后世讲到这一段历史还得提到他。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甚至成了历史人物。可是公众对于他的生平事迹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做过“立法委员” ,1949年4月北平和谈,他是张治中率领的南京政府代表团的秘书长。和谈破裂,代表团成员留了下来,卢郁文也跟着留了下来。他收到匿名信的时候,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这之后不多久,他是民革中央常委,国务院副秘书长。他的事情,民革内部的人可能知道得多一些。与他同时担任“立法委员”的谭惕吾大约就了解他一些底细。后来在批判谭惕吾的会上,程潜揭发说:“惕吾同志声称看不起卢郁文同志,因此连卢郁文同志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也看不起了。就在最近的座谈会上,惕吾同志还在算卢郁文同志的‘老帐’,回避当前政治上的尖锐问题, 掉转花枪来铺陈人家的历史。”(6月19日《人民日报》)可见在谭惕吾看来,算一算卢郁文的历史老帐是一件开心的事。只是她的这篇发言没有发表,人们也就无从得知卢某的更多情况了。

  有人甚至疑心这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捏造的。 朱蕴山揭发陈铭枢说,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陈铭枢说卢郁文接到的匿名信是捏造的,还说卢郁文是小丑。 (7月15日《人民日报》)民革中央委员李世军也说,卢郁文接到的恐吓信怕是假的。 (7月17日《人民日报》)这一回陈铭枢李世军他们是冤枉卢郁文了。匿名信确实并非他的捏造。公安机关于1958年或1959年侦破此案,将写信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

  《阿q正传》写阿q在恋爱的悲剧中挨了秀才一竹杠之后寻声去看热闹,却没有想到自己和这一场热闹有点相关。章伯钧看了这篇社论,一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前天同六教授开会的反应,还真以为是为一封恐吓信而发的,还满不在乎。这天,他遇见费孝通,对费说:“恐吓信怎么吓住了共产党,值得这么反击。这社论是共产党‘示弱于人’ ,共产党这篇社论是输了。”(6月19日《人民日报》)这天晚上,他又去找史良,谈到《人民日报》这一篇社论,他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6月13日《人民日报》)第二天是星期日,在黄琪翔家里,章伯钧对李伯球、 杨逸棠等人说, “这两天形势大变了,要‘收’了”,又说,“昨天《人民日报》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算是输了钱。‘收’得太早。听说各地方很乱,共产党何必自己下手‘收’呢?让我们去收场比较好,我们有办法,费孝通和我都是这样看法。”(6月26日《人民日报》)

  储安平倒是立刻感到了这篇社论的分量。他很清楚,在新的政治风向之下,已经不再需要他来办报了,当天下午,他即辞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第二天, 《观察》 时代的老友、现在又同属九三学社的袁翰青来看他。批评说,他的“党天下”论是错误的。储表示,他准备检讨,他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如果晓得的话, 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就不用检讨了。(6月15日《人民日报》)

  李维汉的回忆文中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1],以为这篇社论出自毛泽东之手,此说似乎不确。如果真是毛的作品,就应该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一同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了。至于说,这篇社论是根据他的决策发表,传达了他的意见,当然是毫无疑问的。
  --------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5页。

  这篇社论发表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题目改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不仅是反右派斗争的动员令,而且是一份计算周详的作战方案。

  这个指示第一段是讲省市机关和高等学校的。以为这些单位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提出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因为那时已经出现了有人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去串连活动的事情,指示提出: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在工厂,要召集老工人开会反击,要求工人看清大局,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指示的第二段讲民主党派。提出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指示还要求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gāo cháo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gāo cháo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

  这个指示还布置了高等学校里设法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的事,这一段文章本书前面已经引过了。[2]
  --------
  [2] 见本书第五章。

  尽管反右派斗争是反击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但这个指示却提出了将要反击党内右派的意图。它说,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因此,他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3]
  --------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433页。

  按照这一份作战方案,从现在起,各地还有15天左右大鸣大放大字报的gāo cháo,在此期间要让右派大吐毒素,畅所慾言,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同时要准备好几十篇批判右派的文章,待到gāo cháo开始跌落时陆续发表。

  反右派斗争就按照这个指示的布置迅速推向全国。

  为了迅速造成声势,指导和推动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在6月8日的《这是为什么?》之后,几乎每天发表一篇反右派的社论。

  9日社论的题目是《要有积极的批评, 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它一开头就把批评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另一种是“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它说,“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

  社论说:“现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的人,实际上企图只让他们自己讲话,而不让别人答辩。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也还有人(例如陈铭枢)从正面劝勉道:‘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呀!’言下之意,那种既说缺点又说优点、既说错误又说成绩的人,还有那些出来解答和辩论的人,就都是‘整风’的挡路者了。于是,他们就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对方放到一个如果答辩就是‘不虚心’的地位上去了。大家想想,难道这就叫做‘帮助党整风’么?”

  就这样,社论给前段鸣放中的许多言论定性为破坏性批评,他们批评的教条主义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批评的官僚主义其实是社会主义。社论把对这些言论的反击,谦逊地称为反批评。同时,陈铭枢这个重要的右派分子,就这么轻轻巧巧的带出来了。

  10日社论的题目是《工人说话..(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六 这是为什么第[2]节